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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山黑水》之24:考大学

时间:2021-10-29来源:一壁残阳 作者:范文发 点击:
父亲曾长期担任总工程师、厂长,却不是科班:工程技术是从实践中得来的,英语水平是在夜校里学来的。他替我们起的名字中间带个文字,无非是要在儿辈身上弥补自己没有接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缺憾。父亲对我说:以后当工程师;母亲说:还是做医生;祖母说:做文

 
  父亲曾长期担任总工程师、厂长,却不是科班:工程技术是从实践中得来的,英语水平是在夜校里学来的。他替我们起的名字中间带个“文”字,无非是要在儿辈身上弥补自己没有接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缺憾。父亲对我说:以后当工程师;母亲说:还是做医生;祖母说:做“文常”(动脑的工作)好,有手艺也好,“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工程师、医生、“文常”,都离不开考大学这条路径。
  在这条路上,我一直以父母的要求作为目标,努力实践着考大学的理想。由于父亲响应党的号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辗转南北使我的学业动荡不已:在西安读一、二年级(刚离开上海,花了半学期才学会陕北普通话);在福州读到小学毕业(几乎用了整整一学期才听懂闽北方言)。其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妇孺集队从福州逃到原口山里避难;后来又是大跃进,小学生停课捡废铜烂铁,三年级几乎不曾读。
  我就读的福州水润小学,由一所破庙改成。教育设施十分简陋,连上课坐的板凳都得自备。我非常感谢小学的语文老师陈德昭和算术老师郑秀芳,以热情严肃、诲人不倦的教学态度,让我跟上了同班同学,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当时是全国考大学的状元——福州五中。谁知海峡对岸第二次扬言反攻大陆,五中的校门我都不曾进去,便随母亲迁回上海。
  上海的中学新生是八月二十七日入的学,我到九月十日还未落实好学校。当时联系离家近一点的控江中学,校方则以重点中学名额有限婉言谢绝。住在我婶婶楼下的鞍山中学校长常守吾(文革中被迫害跳海自尽),他得知情况后毅然接纳了我。鞍山中学是所新学校,生源参差不齐。尤其我在的初一(9)班,上课吵得惊天动地,有一位英语老师被气得当场昏了过去。升初二时班里留级近二十名。虽然我学年成绩在男生中排名第一,实际上有半个学年是荒废掉的。后来补充进来外校的一些同学,才使学风慢慢好转。
  初二开始,我增强了学习的自觉性。我时常想,控江中学不要我,是由于客观上的转学所致,并不是我成绩不好;我要凭我的努力,让控江中学知道我是能考入控江中学的。两年后,我如愿以偿地成为控江中学高一(6)班的一分子。校长说:你们的只脚已踏进了大学的校门;班主任说:从现在开始就要为考大学做好准备。我对自己说:不是考不考得上的事儿,而是考哪个名牌大学的问题。
  班级里近一半同学是从控江中学初中考上来的。其中的王祖皆、刘文溪等在班上、在年级里都是十分优秀的尖子,使我惊奇与兴奋:惊奇的是,如此聪明的同学还是第一次遇上;兴奋的是,从今往后我能与之同窗三年,将作为自己实实在在的目标而催我奋进。也有个别的同学拿着控江高材生的目光,议论着一些有损我们这些外来生自尊的话题:以某某、某某的智力怎么会考上控江重点?初中班里的某某、某某不知要比现在的聪明几倍……我默默地接受着此类刺激,我自己给自己暗中使劲,要尽快让他们刮目相看。
  第一学期期中考试,五门功课我计划着门门要达到100分,在一星期前就对自己施加着压力。第一门考三角函数。也许是太想考好了,一上阵就亢奋异常,致使脑子与思维脱了节,明明都是懂的题目,却七计算八公式地拐入了死胡同出不来,考得不知所云(后来知道得了70分);第二门考化学。拿起考卷脑子就嗡嗡响,思路还停留在三角考试的疑虑中,浠里糊涂地交了卷(这门只得了65分)。我平生第一次体验到字典中“懵”字的含义也许就是心思左、脑想右,心脑失控!
  也是平生第一次失眠。躺在床上思前想后,自小参加考试,从未出现过这样的差错,怀疑自己大脑功能是否有问题?如今两门功课考砸了,反倒平静下来,千思万想不如下一次继续努力来得重要啊!反正离大学的校门还有一段路程,再赶也来得及。如此一想,脑子负担减轻了许多,迷迷登登进入了梦乡。
  因为对考试没有了要求,所以第三门物理、第四门代数意料之外地考得十分轻松(都得了100分);最后一门是英语,我考了97分,记得是班里的前三名。这一次难忘的期中考试,使自已悟出了许多过去似懂非懂的东西:面对考试以及其他的事情,调整好心理承受力十分重要。在正常的心态下,期末考试取得了三门100分两门90分以上的好成绩。
  这以后,我努力扩大着与同学的接触面,也是在扩展着自己的知识面,同时寻找着自己知识上的欠缺。我经常跑到校图书室翻阅书刊杂志,无形中又加快着写作能力的提高。于是,我的作文经常被语文老师作为范文讲评。我已是控江中学的一名合格生了。
 “史无前例”的文革来了。我们刚从崇明学农回校,便听到消息:说在传达中央有关取消今年高考的文件时,高三某同学竟无法控制悲痛放声大哭!后来这一事例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黑典型,经常出现在批判会上。这个恶耗在高一同学圈里虽然没掀起波浪,但是言谈间仍侥幸地希望两年后能恢复高考,实现自己的夙愿。
  谁知“文化革命”越革越不要文化,待我们被发配到农村后,对考大学已万念俱灰。1970年,有一次赶牛车去公社碾米,见到文书手里捏着毛主席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要从有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我马上借了纸笔将文件中的招生对象(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农兵)、招生办法(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一字不漏地抄了下来。回到集体户相互传阅,煞时兴奋。我们男生还为此多喝了点酒,聚在草垛上喊了半夜的歌,仿佛是无期徒刑见到了提前释放的曙光一般!
  然而到了实际运作中,则附加了不少条件。譬如落实给大队的一个上大学名额,除了文件上的规定,还必须是:女性;朝鲜族;工农子弟;中共党员等等。以后几届的招生,更是变本加利,条件由公社大队随意附加,简直是对号入座。在阶级路线、政治挂帅的年月里,单政审一条就让我靠边,对与自己无缘的招生兴趣锐减,随它去招谁。
  1973年严冬过后冰消雪融,给上大学吹来了一缕春风——规定要考试了!长久的剥夺,长久的期盼,当获得这样一个小小的公平竞争机会时(那怕这个“公平竞争”只是招生办法诸多项中的一项),也让我信心倍增。我凭着原有的坚实基础和这几年的知识积累,毅然决然地放弃等待《延边日报》以工转干的机会回到公社参加考大学。
  记得十五、六个知青挤在供销社的一张大炕上。大家都从田间地头赶来,还来不及驱散浑身的疲倦便一头扎进了文化课程里,克服着求知和困乏的双重压力。唯我是“记者”出身,轻轻松松地捧着书本阅读,还不时当着大伙的教师。知青开玩笑说我的名字已经填进了“大学录取通知书”里了。我何曾不是这样想?
  不料考试那天,大家刚入座等着发考卷,主考却宣布起中央的决定及“白卷英雄”张铁生反潮流的“白卷”。接着让我们做着不作数的而且已遭批判的“考卷”,心里难受得就象有千百只小虫在爬……自然而然,我因“家庭出身”被淘汰出局。然而在外界,我的竞争力却未降低。为了让我彻底无望,个别竞争者对我横加非议。直至招生结束,县城里还在传我半夜三更象幽灵般游荡在稻田里、苦思冥想要上大学的诸类谣言……这无疑是雪上加霜。我痛苦地发着誓:这辈子再也不会去考大学!

  历史的质变往往在瞬间发生。1977年10月12日,那是个拨乱反正的年月。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考大学主要依据“本人表现”和“择优录取”两条。恢复统一考试这个特大喜讯无疑给我这个廿七岁的“老三届”发出了最后的信号:红灯闪过绿灯将亮,请踩响油门整装出发吧,不要让历史的巨轮与你擦肩而过。
  在这样一个历史瞬间里,我沉重地思索着。起初竟没有激起石破天惊的反响。也许是屡屡遭挫,也许是担心“白卷”复辟,竟然观望了一个来月。而“考大学”之风越刮越烈,势不可挡1977年中国没有冬天。城市乡村、街头巷尾,议论的话题都是“考大学”。当时报考大学的人数达到1160万;正在百废待兴的中国,居然拿不出足够的纸张来印考卷,洛阳纸贵,空前绝后!
  在这样的氛围里,我被彻底俘虏了。当国英(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妻子)从图们写信来要我准备考大学时,我已经完成了从“发誓再不考大学”到“不考大学终生憾”的转变。这时离报考期限还有最后二天。领导知道了我要去考大学,极不情愿以结婚给房子、秘书提股长之“诱饵”让我回心转意;离考试只有九天,领导还让我去外地出差。局里的两位阿兹妈妮站出来主持了公道:说局长要么就不批,批了小范去考大学,就应该给假让他复习。考不好,局里也不光彩!于是,我才有了这宝贵的九天。当时考的几门功课,语文对我来讲绝不成问题;地理、历史自小喜欢,相对比较熟悉;将这宝贵的九天时间全部交给了背政治、做数学题。
  考试那天早晨。我煮了两个鸡蛋,冲了一杯牛奶。然后揣着两支灌满水的钢笔,精神抖擞地走进了设在县一中的考场。我记得同桌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考试的整个过程都是在战战兢兢。我清楚,“文革”十年,对每年以300万速度递增的中学生来说,大学的门是永远关闭的。于是,在“读书无用论”的年月里,她们自然成了学之甚少、被严重耽误了的一代……对于用小学四则运算来考高等数学的她,我怀着深深的怜悯,在每次临考前,都先要安慰她几句。我的前排是粮库搬运工、三个孩子的父亲——大刘,他一边做题目一边总是唉声叹气。后来我才知道,在考试前一天,他大小子学骑自行车,不小心摔断了腿。若说十五、六岁来日方长;而三个孩子的父亲却是于日无多了。这批“老三届”,在风华正茂时无书可读;历经十年的文化荒废后,年届三十再重温旧梦,又有几人梦能成真?
  当时的考题在今天看来也是简单得可以。我的同班同学王小妮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当她无意中抖落出一张当年考大学的试卷让读中学的儿子看见时,笑得儿子前仰后合,连声说:就这题目考大学?就这题目考大学?你们是不是“弱智”啊?
 
  骂得准确,骂得有理。然而,骂的对象却不应该单是这些可怜的考生,不应该让他们担负这历史的罪名。我不怕遭骂的还要告诉你:就是在这样简单的考题之下,竟难倒了绝大多数考生。我每每考完出来,想要对一对答案都很难找准对象。十年后首次“公平竞争”的考大学,形成了“男女老少齐参战”的特殊情景,心里真是悲喜参半!
  我本应该是1968年考大学的。“文革”把我拖后了十年,在1978年3月我迈进了吉林大学的校门。记得离别珲春时,局里聚餐欢送我。大家嘻嘻哈哈地喝酒唱歌,唯有局长的一句话让我乐中生悲:小范把人生最美好的年月留给了边疆山沟……我不禁潸然泪下。17岁到27岁这十年青春,本来是几个大学都可以学出来了,然而却经历着十分无奈的蹉跎岁月。但我又深深懂得:十年后能圆大学梦,又比失去上大学机会的同龄人幸运许多。
《白山黑水》作者简介
  范文发,上海控江中学68届高中,1969年3月到吉林延边珲春插队落户,1977年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曾当过大学教师、企业管理。业余喜爱创作,出版过《白山黑水》《重做上海人》《边城盛放金达莱 》等纪实文学多部。
  (责任编辑 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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