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这条路上，我一直以父母的要求作为目标，努力实践着考大学的理想。由于父亲响应党的号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辗转南北使我的学业动荡不已：在西安读一、二年级(刚离开上海，花了半学期才学会陕北普通话)；在福州读到小学毕业(几乎用了整整一学期才听懂闽北方言)。其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妇孺集队从福州逃到原口山里避难；后来又是大跃进，小学生停课捡废铜烂铁，三年级几乎不曾读。 我就读的福州水润小学，由一所破庙改成。教育设施十分简陋，连上课坐的板凳都得自备。我非常感谢小学的语文老师陈德昭和算术老师郑秀芳，以热情严肃、诲人不倦的教学态度，让我跟上了同班同学，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当时是全国考大学的状元——福州五中。谁知海峡对岸第二次扬言反攻大陆，五中的校门我都不曾进去，便随母亲迁回上海。 上海的中学新生是八月二十七日入的学，我到九月十日还未落实好学校。当时联系离家近一点的控江中学，校方则以重点中学名额有限婉言谢绝。住在我婶婶楼下的鞍山中学校长常守吾(文革中被迫害跳海自尽)，他得知情况后毅然接纳了我。鞍山中学是所新学校，生源参差不齐。尤其我在的初一(9)班，上课吵得惊天动地，有一位英语老师被气得当场昏了过去。升初二时班里留级近二十名。虽然我学年成绩在男生中排名第一，实际上有半个学年是荒废掉的。后来补充进来外校的一些同学，才使学风慢慢好转。 初二开始，我增强了学习的自觉性。我时常想，控江中学不要我，是由于客观上的转学所致，并不是我成绩不好；我要凭我的努力，让控江中学知道我是能考入控江中学的。两年后，我如愿以偿地成为控江中学高一(6)班的一分子。校长说：你们的只脚已踏进了大学的校门；班主任说：从现在开始就要为考大学做好准备。我对自己说：不是考不考得上的事儿，而是考哪个名牌大学的问题。 班级里近一半同学是从控江中学初中考上来的。其中的王祖皆、刘文溪等在班上、在年级里都是十分优秀的尖子，使我惊奇与兴奋：惊奇的是，如此聪明的同学还是第一次遇上；兴奋的是，从今往后我能与之同窗三年，将作为自己实实在在的目标而催我奋进。也有个别的同学拿着控江高材生的目光，议论着一些有损我们这些外来生自尊的话题：以某某、某某的智力怎么会考上控江重点？初中班里的某某、某某不知要比现在的聪明几倍……我默默地接受着此类刺激，我自己给自己暗中使劲，要尽快让他们刮目相看。 第一学期期中考试，五门功课我计划着门门要达到100分，在一星期前就对自己施加着压力。第一门考三角函数。也许是太想考好了，一上阵就亢奋异常，致使脑子与思维脱了节，明明都是懂的题目，却七计算八公式地拐入了死胡同出不来，考得不知所云(后来知道得了70分)；第二门考化学。拿起考卷脑子就嗡嗡响，思路还停留在三角考试的疑虑中，浠里糊涂地交了卷(这门只得了65分)。我平生第一次体验到字典中“懵”字的含义也许就是心思左、脑想右，心脑失控！ 也是平生第一次失眠。躺在床上思前想后，自小参加考试，从未出现过这样的差错，怀疑自己大脑功能是否有问题？如今两门功课考砸了，反倒平静下来，千思万想不如下一次继续努力来得重要啊！反正离大学的校门还有一段路程，再赶也来得及。如此一想，脑子负担减轻了许多，迷迷登登进入了梦乡。 因为对考试没有了要求，所以第三门物理、第四门代数意料之外地考得十分轻松(都得了100分)；最后一门是英语，我考了97分，记得是班里的前三名。这一次难忘的期中考试，使自已悟出了许多过去似懂非懂的东西：面对考试以及其他的事情，调整好心理承受力十分重要。在正常的心态下，期末考试取得了三门100分两门90分以上的好成绩。 这以后，我努力扩大着与同学的接触面，也是在扩展着自己的知识面，同时寻找着自己知识上的欠缺。我经常跑到校图书室翻阅书刊杂志，无形中又加快着写作能力的提高。于是，我的作文经常被语文老师作为范文讲评。我已是控江中学的一名合格生了。 “史无前例”的文革来了。我们刚从崇明学农回校，便听到消息：说在传达中央有关取消今年高考的文件时，高三某同学竟无法控制悲痛放声大哭！后来这一事例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黑典型，经常出现在批判会上。这个恶耗在高一同学圈里虽然没掀起波浪，但是言谈间仍侥幸地希望两年后能恢复高考，实现自己的夙愿。 谁知“文化革命”越革越不要文化，待我们被发配到农村后，对考大学已万念俱灰。1970年，有一次赶牛车去公社碾米，见到文书手里捏着毛主席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要从有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我马上借了纸笔将文件中的招生对象(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农兵)、招生办法(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一字不漏地抄了下来。回到集体户相互传阅，煞时兴奋。我们男生还为此多喝了点酒，聚在草垛上喊了半夜的歌，仿佛是无期徒刑见到了提前释放的曙光一般！ 然而到了实际运作中，则附加了不少条件。譬如落实给大队的一个上大学名额，除了文件上的规定，还必须是：女性；朝鲜族；工农子弟；中共党员等等。以后几届的招生，更是变本加利，条件由公社大队随意附加，简直是对号入座。在阶级路线、政治挂帅的年月里，单政审一条就让我靠边，对与自己无缘的招生兴趣锐减，随它去招谁。 1973年严冬过后冰消雪融，给上大学吹来了一缕春风——规定要考试了！长久的剥夺，长久的期盼，当获得这样一个小小的公平竞争机会时(那怕这个“公平竞争”只是招生办法诸多项中的一项)，也让我信心倍增。我凭着原有的坚实基础和这几年的知识积累，毅然决然地放弃等待《延边日报》以工转干的机会回到公社参加考大学。 记得十五、六个知青挤在供销社的一张大炕上。大家都从田间地头赶来，还来不及驱散浑身的疲倦便一头扎进了文化课程里，克服着求知和困乏的双重压力。唯我是“记者”出身，轻轻松松地捧着书本阅读，还不时当着大伙的教师。知青开玩笑说我的名字已经填进了“大学录取通知书”里了。我何曾不是这样想？ 不料考试那天，大家刚入座等着发考卷，主考却宣布起中央的决定及“白卷英雄”张铁生反潮流的“白卷”。接着让我们做着不作数的而且已遭批判的“考卷”，心里难受得就象有千百只小虫在爬……自然而然，我因“家庭出身”被淘汰出局。然而在外界，我的竞争力却未降低。为了让我彻底无望，个别竞争者对我横加非议。直至招生结束，县城里还在传我半夜三更象幽灵般游荡在稻田里、苦思冥想要上大学的诸类谣言……这无疑是雪上加霜。我痛苦地发着誓：这辈子再也不会去考大学！ 历史的质变往往在瞬间发生。1977年10月12日，那是个拨乱反正的年月。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考大学主要依据“本人表现”和“择优录取”两条。恢复统一考试这个特大喜讯无疑给我这个廿七岁的“老三届”发出了最后的信号：红灯闪过绿灯将亮，请踩响油门整装出发吧，不要让历史的巨轮与你擦肩而过。 在这样一个历史瞬间里，我沉重地思索着。起初竟没有激起石破天惊的反响。也许是屡屡遭挫，也许是担心“白卷”复辟，竟然观望了一个来月。而“考大学”之风越刮越烈，势不可挡1977年中国没有冬天。城市乡村、街头巷尾，议论的话题都是“考大学”。当时报考大学的人数达到1160万；正在百废待兴的中国，居然拿不出足够的纸张来印考卷，洛阳纸贵，空前绝后！ 在这样的氛围里，我被彻底俘虏了。当国英(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妻子)从图们写信来要我准备考大学时，我已经完成了从“发誓再不考大学”到“不考大学终生憾”的转变。这时离报考期限还有最后二天。领导知道了我要去考大学，极不情愿以结婚给房子、秘书提股长之“诱饵”让我回心转意；离考试只有九天，领导还让我去外地出差。局里的两位阿兹妈妮站出来主持了公道：说局长要么就不批，批了小范去考大学，就应该给假让他复习。考不好，局里也不光彩！于是，我才有了这宝贵的九天。当时考的几门功课，语文对我来讲绝不成问题；地理、历史自小喜欢，相对比较熟悉；将这宝贵的九天时间全部交给了背政治、做数学题。 考试那天早晨。我煮了两个鸡蛋，冲了一杯牛奶。然后揣着两支灌满水的钢笔，精神抖擞地走进了设在县一中的考场。我记得同桌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考试的整个过程都是在战战兢兢。我清楚，“文革”十年，对每年以300万速度递增的中学生来说，大学的门是永远关闭的。于是，在“读书无用论”的年月里，她们自然成了学之甚少、被严重耽误了的一代……对于用小学四则运算来考高等数学的她，我怀着深深的怜悯，在每次临考前，都先要安慰她几句。我的前排是粮库搬运工、三个孩子的父亲——大刘，他一边做题目一边总是唉声叹气。后来我才知道，在考试前一天，他大小子学骑自行车，不小心摔断了腿。若说十五、六岁来日方长；而三个孩子的父亲却是于日无多了。这批“老三届”，在风华正茂时无书可读；历经十年的文化荒废后，年届三十再重温旧梦，又有几人梦能成真？ 当时的考题在今天看来也是简单得可以。我的同班同学王小妮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当她无意中抖落出一张当年考大学的试卷让读中学的儿子看见时，笑得儿子前仰后合，连声说：就这题目考大学？就这题目考大学？你们是不是“弱智”啊？  骂得准确，骂得有理。然而，骂的对象却不应该单是这些可怜的考生，不应该让他们担负这历史的罪名。我不怕遭骂的还要告诉你：就是在这样简单的考题之下，竟难倒了绝大多数考生。我每每考完出来，想要对一对答案都很难找准对象。十年后首次“公平竞争”的考大学，形成了“男女老少齐参战”的特殊情景，心里真是悲喜参半！ 我本应该是1968年考大学的。“文革”把我拖后了十年，在1978年3月我迈进了吉林大学的校门。记得离别珲春时，局里聚餐欢送我。大家嘻嘻哈哈地喝酒唱歌，唯有局长的一句话让我乐中生悲：小范把人生最美好的年月留给了边疆山沟……我不禁潸然泪下。17岁到27岁这十年青春，本来是几个大学都可以学出来了，然而却经历着十分无奈的蹉跎岁月。但我又深深懂得：十年后能圆大学梦，又比失去上大学机会的同龄人幸运许多。  范文发，上海控江中学68届高中，1969年3月到吉林延边珲春插队落户，1977年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曾当过大学教师、企业管理。业余喜爱创作，出版过《白山黑水》《重做上海人》《边城盛放金达莱 》等纪实文学多部。 (责任编辑 晓歌)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