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字台上摊着未写完的美篇文章，标题是《边疆往事》。光标在屏幕上静静闪烁，像一颗等待萌发的种子。他坐下，手指在键盘上悬停片刻，终究没有敲下去。文章中记载着那个遥远的日子——1964年9月22日，上海北站。那是郑连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远行”，也是他一生漂泊的开始。那天，他二十岁，身高一米七十，体重不足五十公斤。肥大的黄军装穿在他身上，风一吹，空荡荡的袖管便鼓起来，像两面怯生生的旗。 而今，他八十一岁，腰背微驼，双手粗糙，那是常年手握坎土曼、肩挑扁担筐子、拿粉笔留下的印记。时光在他身上凿出了沟壑，却未能磨灭那双眼睛里沉淀的光，那是一种属于大漠的、历经风沙淬炼后的沉静与坚韧。 从黄浦江到塔里木河，再回到黄浦江。他用了六十多年时间，完成了两次巨大的地理与精神的迁徙。上海是故乡，也是他乡；新疆是他乡，却似故乡。窗外的上海，车流如织，霓虹渐次亮起。这座城市的繁华与喧嚣，与他记忆深处另一种辽阔的、寂静的、充满生命力的轰鸣，隔着六十年的时光，在此刻共振。 大漠的回响，从未停歇。 向西的火车，向东的梦 多年以后，提到新疆，提到塔克拉玛干沙漠，郑连真将会想起从上海北站踏上西行的火车的那个遥远的上午。 那天的车站人声鼎沸，广播里飘着歌声：“我们年轻人 有颗火热的心 革命时代当坚兵 哪里有困难 哪里有我们……”一排排整齐又俊俏的男女青年穿着新领的黄军装，洒着热泪，挥舞双手向亲人告别。行动间，他们胸前的大红色花朵在风中飘动着，不时折射出朝阳般的光辉。在毛主席“到边疆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下，这群热血青年怀着“戈壁滩上盖花园”的豪情和无限憧憬，即将往新疆去，往祖国的西部去。 “哥——一路顺风——！”郑连真妹妹的喊声穿透嘈杂，尖细而脆弱。 郑连真想回应，喉咙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他只能更用力地点头，举起手挥了挥。胸前那朵纸花被风吹得簌簌作响，花瓣边缘已经卷起。 汽笛长鸣，像一把巨刃劈开了空气。车厢猛地一震，开始缓缓移动。送行者的呼喊汇成一股悲伤的洪流，追着列车。突然，车窗外一个姑娘撕心裂肺的哭声炸开：“别走！”这哭声像一枚火种，瞬间点燃了整个车厢。压抑的情绪决堤了，抽泣声、呜咽声连成一片。几个女青年抱在一起，哭得浑身发抖。 郑连真把额头抵在冰凉的玻璃窗上，看着熟悉的街景——石库门的灰瓦、梧桐的枝叶、商店的招牌——像褪色的画片，一帧帧向后飞掠，越来越快，直至模糊成一片流动的灰黄色。 列车从上海滩出发，一路浩浩荡荡地向西向北。南京摆渡过长江，西安转车过兰州，直到抵达吐鲁番后，这辆蜿蜒的绿色长龙才熄了引擎，像一头饥饿的野兽躺在黄色的戈壁上，呼呼地喘着粗气。在大光饭店短暂休整之后，郑连真一行人又转乘军用大卡车，往戈壁大漠的深处驶去。 国庆节中午，郑连真一行人才到达农一师的东大门——胜利九场（五团），此时距离他们从上海出发已经整整十天了。海风依旧源源不断地往上海输送着潮湿的气息，这股气流沿着长江往内陆走，不及几千里，便被茫茫的山海阻隔。吹在这群游子脸上的是西域大漠的朔风，寒冷、凌冽，如刀子一般，带着浓厚的沙砾的味道。军用大卡车在颠簸中继续前行，卡车外是一望无际的黄色原野，没有一棵树，也没有一株草，只有时而出现的一片片高低不平的小丘装饰着这片荒芜。到师部阿克苏的时候，农一师的文工团演奏了一曲《送你一朵沙枣花》，这是一曲带有新疆风情的调子，歌声悠扬，从年轻人的耳朵里飘出去，旋转在殷红的大漠上……旅途的疲惫尚未散去，大卡车再次上路了。天黑前，一行人到达塔里木河北岸，摆渡过河后，大家又继续坐大卡车到达胜利十六场（十三团）——幸福城。旅途终于告一段落，夜已经很深了，星星却很亮。凉风把从上海出发时穿着的单军衣吹得紧紧贴在身上，冻得人直发抖。 在这里，郑连真度过了他在新疆的第一个夜晚。相比于出发前对新疆的浪漫式想象，郑连真开始对这片刚到的土地有了初步的认知——荒凉，一望无际的荒凉。大通铺上的战友陆续入睡，粗重的呼吸声和此起彼伏的鼾声敲打着他疲惫的耳膜。恍惚间，他仿佛能听见风带走沙砾的声音，开始是窸窸窣窣的，渐渐地变成狂风撕扯般地怒号，仿若自然的哀鸣。也是从这一刻开始，新疆这片土地，从地图上的一角住进了郑连真的心里。 荒原作书，坎土曼作笔 如果说这片渺无人烟的荒原是塔里木给郑连真上的第一课，那么繁重的体力劳动则是这片土地给予郑连真的更为深沉的磨练。 环境的严酷与物资的匮乏，时刻考验着郑连真的生理与心理。冬天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夏日昼长夜短，烈日炎炎。每天天刚乌蒙蒙亮，值勤排长就敲响了起床的钟声。清晨的冷风吹得人瑟瑟发抖，大家迷迷糊糊地跟着队伍出操、跑步、唱军歌。指导员是个脸庞黑红、皱纹深刻的汉子，他手里拿着一把奇特的劳动工具，后来郑连真知道这叫“坎土曼”，是新疆特有的农具。“同志们！”指导员声音洪亮，压过了风声，“从今天起，你们就不是学生娃娃了！是兵团的战士！这就是你们战斗的武器。我们的任务就是开荒造田，向荒地要粮食！”并强调：“要过好思想关、生活关、劳动关，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军垦战士。” 郑连真看着指导员布满老茧的双手，看着那些老党员、老战士起早贪黑、劲头十足的战斗在开荒造田工地。装筐子的把坎土曼舞得飞转，挑担子的挑着满满两筐土，大步流星，扁担“颤悠颤悠”的，“滑竿” 倒土动作快捷利索，挖平沙包，填平鸿沟。 老党员的榜样就是力量，老战士的行动就是命令。青年们默不作声地拿起工具，走向荒地，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郑连真也拿起发给自己的坎土曼和扁担、筐子。 新疆的天一日三变，早穿棉衣午穿沙，晚上围着火炉吃西瓜。到了中午，日头火辣辣地照在头顶上，热得人嘴角起皮，地里的男人们有的光着膀子干活，紫外线把身体晒得通红起皮。午饭在工地吃，郑连真学着老战土们，用衣袖擦一擦挖地干活的坎土曼，用手掸掉上面的沙土，拿来盛菜。没有筷子，随手捡上两根红柳枝来替代。 更艰难的是下午的劳动。疲惫像潮水般涌来，每抡一下坎土曼，都觉得手臂有千斤重。腰快要断了，握坎土曼磨破的手掌被汗水一浸，钻心地疼。他好几次想停下来，喘口气。但看看周围，老战士们依然一声不吭；男同志们脱了外衫，只穿单褂，背上汗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留下一圈圈白花花的汗渍；女同志们头发粘在脸上，咬着牙，一坎土曼一坎土曼地挖着坚硬的盐碱地。 “我不能停。”他在心里对自己说，“停了，就不是男子汉。” 一天劳动下来，躺在铺上就不想动了，浑身像散了架似的。手掌火辣辣地疼，红肿的肩膀睡觉不能挨枕头。 他想起妹妹含泪的眼睛。他选择来到这里，不是因为出身有多优越，而是别无他选，更深处的缘由，是他渴望被承认，渴望自己能如指导员和身边那些老党员、老战士一般，像胡杨那样在这片盐碱地里生根发芽，长得扎实、沉默、有力量。 那一刻，郑连真心里那点微弱的火苗，仿佛被吹亮了一些。开荒造田、挖渠筑埂，也得学习。学习如何与这片盐碱地对话，学习如何理解工具的“性格”，学习如何在这极端的环境里，用智慧和耐力去生存和战斗。他开始用这双眼睛仔细审视荒原的纹理起伏、土壤的盐碱含量、采取最佳的方案。 此后数月，日子在一种近乎原始的重复与渐进的学习中度过。天不亮出工，星星满斗才收工。开荒、挖渠、打埂子……每一项劳动，都有其具体的技术要求和学习曲线。 挖引水渠，要先根据地形高低，用木桩和线绳打出笔直的渠线。挖出的土要均匀地堆放在引水渠的两侧，拍打成坚实光滑的渠堤，断面要呈梯形，防止塌方。渠底要有千分之一的坡降，保证水流缓慢通行，不冲刷渠堤。郑连真开始总挖不直，渠埂拍不实，一进水就塌。后来他观察老战士，发现他们先用坎土曼在渠线上划出浅槽定位，挖土时脚踩在未挖的一侧，身体重心始终稳住。然后用双脚把渠堤踩实，用坎土曼背“夯”实，这样渠堤就瓷实多了。他默默记下，反复练习，手上磨出的茧子位置也渐渐从掌心移到了虎口和指根，那是长时间握持和用力挤压工具形成的。 日复一日，凭借超乎常人的坚韧与付出，郑连真在入疆仅几个月后就被选为班长，不到一年多，又在连队民主选举中当选排长。两年后，党支部通过决议，批准他成为中共预备党员。他肩负起更重的责任，负责全连队条田放水工作。从早春二月开闸，直至入冬渠道封冻，他常年日夜守护在渠道上。全连近万亩土地，每一个条田，每一块格田，都遍布他的足迹。为了堵住垮渠跑水的险情，郑连真毫不犹豫地跳进刺骨的渠水中，冰凌一样的雪水冻得他骨头生疼也不退缩；总干渠清淤，扁担几乎长在了他的肩膀上，即使双肩被磨得发青发紫、渗出的血结痂黏连在衣服上也不停下。 盐碱地里，长出胡杨魂 “我是一棵小草。”翻开郑连真的回忆录，这句自白在泛黄的纸页上静静生长。 郑连真从小就失去了母亲，父亲接连更换的继母，掠过他童年的夜空。夜晚，潮湿冷硬的地板是他的床榻，星光透过窗，照着一个蜷缩的幼小身影。后来，大伯母见他可怜，便带他去了湖北，可十岁那年，一场滔天洪水又将这株瘦弱的幼苗冲回了上海。回上海后，郑连真瘦得几乎脱了形，身上布满疥疮。继母却让他在店堂里打杂，吃饭不能上桌，夜里睡在角落。每天扫地、擦窗、给皮鞋上油。他就在这样的缝隙里，硬是读完了儿童识字晚班，升了初中。升初中后，恰逢三年自然灾害，在上海生活全靠各种票证。继母去世后，父亲又有了新家，每个月按郑连真和妹妹的定粮甩下一沓饭、菜票后就甩手不管了。靠着那一沓活命的饭、菜票，郑连真和妹妹艰难度日，寒暑假里还要捡垃圾挣学杂费。靠着这份坚韧，郑连真被高中录取了。 父亲是皮鞋店的小老板，家庭出身不好。高中毕业后，参军、入伍、读大学只能是郑连真的梦想。恰好，毕业那年，弄堂干部挨家动员去新疆，每家每户都要去一个。没有结果，里弄干部就坐在家里一直等着。郑连真心想自己是哥哥，况且“好儿女志在四方”， 毫不犹豫报了名。于是，像一颗草种一样，郑连真被风吹向远方，飘向未知的戈壁荒原。 在新疆的生产建设兵团，他遇到了改变生命的养分。指导员的谆谆教诲；老连长放水时蹬着一双老布鞋，光着脑袋、穿着裤衩跳进刺骨的雪水里堵缺口；深夜劳作时，排长默默地把自己一人一份的夜班饭，苞谷馍馍分一块给他。这些共产党员和老战士不曾讲什么道理，他们只是那样活着，像胡杨一样把根深深地扎进盐碱地里。郑连真从他们沉默的背影中，触到了这片大漠粗砺外壳下，那层扎实的暖意。 进疆两年后，当他终于在这片荒凉的大漠中扎下根，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却烧到了边疆。已是预备党员的郑连真成了被“革命”的对象。一次，在胡杨林打碱时，他累得几乎虚脱，靠着一棵粗壮的胡杨树干喘息。夕阳把胡杨金色的叶子染得如同燃烧的火焰。风穿过林间，发出呜咽般的声音。他抚摸着树干上深刻的、扭曲的纹路，那纹路记录着年复一年的风沙、干旱和挣扎。他忽然想起曾经和战友说过的话：“胡杨这东西，生而一千年不死，死而一千年不倒，倒而一千年不朽。咱兵团人，就得有胡杨的性子。你看它，为了吸水，根能扎到地下几十米；为了减少蒸发，叶子能变成小鳞片。环境逼它，它就想办法变，但变是为了活，活得更好。” “胡杨的性子……学习，改变，为了活下去，活出样子……”郑连真喃喃自语。他看着眼前这片在严酷环境中屹立千年的树林，又看看自己满是血泡、裂口和冻疮疤痕的手。是啊，环境再恶劣，胡杨不还是活着吗？活着，就有希望。批斗、误解、屈辱，就像大漠的风沙。被风沙掩埋，就努力把根扎得更深；被烈日炙烤，就把叶子进化得更耐旱。重要的是，不能让自己的心枯死了，不能停止观察、思考和学习的本能。从那时起，郑连真的眼神不一样了。干再苦的活，他不再仅仅是麻木承受，而是带着一种沉默的观察和学习。喂牲口，他琢磨不同牲畜的习性、食量、常见的病症，记下老饲养员喂料的配比和技巧；打田埂，他研究不同地段土壤的粘结性、如何干才能又快又省力地修出光滑笔直的田埂。 就这样，不知在生命的腹地跋涉了多久，曙光出现了。连队恢复了正常的党员组织生活，他当上了连长，主管连队全盘工作和农、林、牧业生产。郑连真带领的连队，不仅扭亏增盈，粮食产量还稳步超过了团里平均水平。那些实验田里的碱斑明显消退，土壤捏在手里有了久违的绵软和墒情。更重要的是，曾经涣散的人心，在共同的劳动、学习和看得见的希望中，重新凝聚了起来。大家看他的眼神，不再是单纯的上级，更是值得信赖的“老郑”。 面对田野里遍布的碱斑、荒芜的庄稼、丛生的杂草，他积极调整，推行水旱轮作等栽培技术，从头年种植水稻，到收获后抢种冬麦，再到来年混播草苜蓿，麦收后压绿肥，一步步改良着这片饱受创伤的土地。为了塔里木水稻直播采取深水灭草、浅水养秧的进水环节，他没日没夜地泡在稻田里，饿了啃个冷馍，渴了喝口渠水，困了就在地头打个盹儿。麦收夏忙的时节，全连队的人日夜奋战，机器轰鸣，康拜因（联合收割机）脱粒扬起漫天的尘土。即便身患重感冒，高烧超过38度，身体在冷热交替中颤抖，头疼欲裂，郑连真依然坚持和大家一起扛麻袋、装车、入库。 水库护坡工程大会战中，郑连真和成百上千的战友们一起推着独轮车，在炎炎烈日下推土方。黄沙漫漫，没过他的鞋面，钻进裤脚和衣袖的每一道褶皱，裹住帽子，最后糊满了整张脸庞，还往鼻孔、嘴角、耳朵里钻。到最后，来来往往、川流不息的人们只能看到彼此的眼睛。炙热的阳光毫不留情地带走人们身体里的水分，郑连真和战友们饥渴难耐，工地上送水的也没有那么及时，他们只得就地挖坑，饮用那一点点渗出来的浑水。马尿一般咸苦的碱水并不能缓解饥渴，仍让人觉得嗓子像黏了一层塑料一样不能呼吸，而肚子却在咣啷作响。手上、脚上磨出的层层叠叠的血泡，成为那段艰苦岁月最深刻的烙印。  从田埂到讲台，从垦荒到耕心 1982年，春节的雪花还未完全消融，一纸调令如一片意外的雪花：“调任团中学，担任高中物理教师。” 通知很短，背后的转折却堪称巨大。从田埂阡陌到三尺讲台，从指挥生产的连长到一名普通教师，这不仅仅是岗位的变动，更是知识结构、身份认同乃至人生轨迹的一次剧烈转向。许多人私下议论，充满了不解与怀疑：“搞农业生产是一把好手，可教物理？这隔行如隔山啊！”“他连大学都没上过，高中那点东西，丢了那么多年了吧？” 郑连真自己也懵了，心里沉甸甸的。物理？他的物理知识，还停留在二十年前上海高中课本的水平，而且经过了二十年与土地、作物、工具打交道的岁月，那些公式、定律、电路图，早已模糊成了遥远背景里的一些抽象符号。他找到团政委，这位曾在他最困难时给予信任、在他重新起步时委以重任的老领导。 “政委，我……我没上过大学，数理化底子本来就薄，这二十年，摸的都是锄头把、坎土曼，这物理……我真怕耽误了孩子们，误人子弟啊。” 郑连真搓着那双布满老茧、此刻却显得无处安放的大手，语气诚恳，也透着深深的不安。 政委给他倒了杯热茶，神色郑重，没有太多客套：“老郑，团党委是反复研究，慎重考虑后，才做的这个决定。不是随便点的将。这物理课本，就是另一块需要攻坚的‘硬骨头’！难道就不能再像当年学用坎土曼、学灌溉一样，攻它一次关？” “ 我底子太薄了，时间又紧……”郑连真看着杯中浮沉的茶叶梗，仿佛那是纷乱的思绪。 “底子薄，就补！时间紧，就挤！咱们兵团人，什么时候怕过‘补课’？什么时候被时间难倒过？” 政委站起来，走到窗边，指着外面隐约可见的校园轮廓。 “还记得你的入党介绍人，那位老教导员常说的话吗？‘战争年代冲锋陷阵，和平年代甘当螺丝钉’。现在，组织需要你去照亮孩子们的前程，需要你这颗‘螺丝钉’拧到教育这个关键位置上去。这个岗位，可以说担着几十个、上百个家庭的希望，担着咱们兵团下一代的未来，责任绝不比当年你领着大家堵渠道决口轻！” 郑连真沉默了。他顺着政委的手指望去，似乎能看到那些在简陋操场上奔跑的孩子们的身影。他们的父母，来自上海、北京、河南、四川……把最美的青春年华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这片曾经荒凉的土地。如今，这些在这片土地上出生的孩子，想要飞出大漠，飞出父辈们用血汗浇灌出的绿洲，去拥抱更现代的文明，唯一的、最可靠的翅膀，就是知识。他曾为自己受命运捉弄、未能踏入大学校门而深深遗憾过，如今，历史似乎给了他一个迂回的机会，去帮助更多的孩子，去触摸他未曾到达的星空，去实现他曾经梦想过的可能。 于是，这个在田埂间跋涉了二十年的身影，重新走进了教室。快四十岁的他，面对着小山似的物理题目，像一株老树要重新抽枝发芽。那些公式定理，比他记忆中的高中课本复杂得多。 夜深人静时，他的窗前总亮着一盏灯，灯光下是密密麻麻的草稿纸。他的学习方法，带着深刻的、兵团式的烙印：目标明确，步骤清晰，百折不挠。他把整个高中物理知识体系，看作一块面积巨大、情况复杂的待垦荒地；把每一章每一节，看作需要平整的条田；把每一个公式、定律，看作需要掌握的“坎土曼”或“灌溉技术”；把每一道难题，看作需要攻克的“碱壳子”或“险工段”。一遍搞不懂，就十遍；一种解题方法行不通，就尝试十种思路；一个概念抽象，就想方设法把它和自己熟悉的农业生产、机械维修中的实例联系起来。 郑连真任教不久，为团场教育事业奉献半生的老校长因病去世，团党委经过研究，决定由教学成绩突出、深受师生爱戴、且富有管理经验的郑连真接任校长，肩上的担子瞬间沉重了数倍。他不仅要继续钻研教学、上好物理课，还要管理好一整所学校，对上千名师生负责。他像当年在田间放水一样，开始为学校的每一寸土地“灌溉”。 为了争取教育经费、消灭校园危房、添置教学设施处处求人；为了稳定教师队伍，想方设法把老师的家属安置好，解决老师后顾之忧。他四处奔波，像一峰不知疲倦的骆驼。 每天清晨和深夜，他总要在校园内巡视，脚步声像守护幼苗的园丁。在他的办公桌上，总是放着一本特殊的笔记本，上面记着每个学生的基本情况——谁的父母是农业一线职工，谁的家境特别困难，谁在学习上遇到了瓶颈……夜深人静时，他会一页页翻看，像农人查看自己田里的秧苗。 这样的岁月一直持续到1987年8月，随着师部的一通电话，他被调往阿拉尔中学任校长，同时兼任党委书记。再到1994年春夏之交，接受新命令的他，又被调往三团接手党委书记和政委。每一次调动，都像一阵风，吹动着摇曳的烛火。但郑连真这盏红烛，始终在教育的田野上静静燃烧。他记得自己教过的许许多多的学生的名字，记得他们后来考上了哪所大学，去了哪个城市。那些飞出大漠的“小鸟”，总会给他来信，信纸上沾着天南地北的晨露。很多年后，当他的学生们散作满天星斗，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时，他们总会想起郑老师窗前的灯光。那灯光像暗夜里的红烛，不仅照亮了物理课本上的公式，更照亮了一颗颗渴望飞翔的心。 在无边的沙漠里，他不仅教会孩子们牛顿定律和电磁感应，更教会他们：即便生在盐碱地，也要像胡杨一样向着天空生长。而他，就是那棵最早挺直腰杆的胡杨，为后来者证明，这片土地终将绿意盎然。 胡杨的迁徙：社区新战场 郑连真在塔里木大学副党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休时，六十一岁的他像一棵在戈壁滩上屹立了太久的老胡杨，忽然被移植回黄浦江畔。回到上海的最初日子里，塔里木的风沙依旧在梦中呼啸，那些棉田、稻浪、渠道，像一部永不谢幕的电影，在记忆的银幕上反复放映。上海的路宽了、楼高了、霓虹亮了，可他总在某个恍惚的瞬间，仿佛听见远处传来开荒时坎土曼砸向碱土的闷响，或是深夜渠水漫过田埂的潺潺声。从黄浦江到塔里木，再回到黄浦江，四十年的光阴在他额间刻下沟壑，也让他对这座出生之城产生了奇异的感觉。 这感觉并未持续很久。在海园社区，这位老共产党员很快找到了新的战场。 他主动参与社区活动，担任微信公众号“海园居委微社区”的专栏“海园故事”的主笔。为了采写一位屯垦戍边的老战友的故事，他连续三个周末乘地铁换公交，去徐汇区的一间工作室做记录。笔记本上密密麻麻，不仅记录着当年的细节，还细心标注了老人的健康状况和子女联系方式等等。他说：“不管是做人还是做事，都要认真，要有一丝不苟的精神。”他像小学生般认真学习制作美篇、使用社交软件。最初，一个简单的插图插入都要琢磨半天，后来他竟学会了添加背景音乐、嵌入短视频。妻子笑他“比孩子们还会玩手机”，他却认真地说：“时代在走，党员的学习不能停。” 在静安寺街道举办的“红色故事”演讲比赛上，他不用讲稿，往台上一站，便声如洪钟，中气十足。他讲述塔里木河畔的故事：如何用“望、闻、问、切”的方法给土地“看病”，如何像解物理题一样设计水旱轮作方案，如何像守护幼苗一样守护学生的梦想。那些往事，夹杂着具体的技术细节、鲜活的人物对话和深刻的人生感悟，如塔里木河水般奔涌而出，时而激昂如春洪，时而深沉如秋渠，深深地打动了台下不同年龄段的听众。很多年轻党员感慨：“郑老的党课，有泥土的芬芳，有汗水的咸味，有工具碰撞的声响，更有穿透人心、引发共鸣的力量。他讲的是道理，更是活生生的人生。” 这一生，他从未停止学习。在新疆，他渐渐懂得推独轮车要使巧劲，水稻栽苗要把握时节；当校长时，他啃下小山般的物理题，钻研教育管理；退休后，他依旧在学习计算机和一些社交软件的使用，尝试努力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如今，耄耋之年的他依然保持着清晨学习的习惯。电脑屏幕上跳跃的光标像新时代的犁铧，在他手中耕作出精神的沃野。他撰写的关于“边疆往事”的美篇已有200多篇，三五九旅的故事在他的笔下永远留存。夕阳西下时，他常喜欢站在自家的阳台上远眺。远处高楼缝隙间，偶尔有鸽群掠过，翅膀拍打的声音让他想起塔里木夏收时，麦场上惊起的雀鸟。身后，书桌上的电脑屏幕还幽幽地亮着，那是他正在构思和制作的下一篇美篇故事，或者是一篇新的回忆文章；桌上，摊着读书会讨论的笔记和文献，明天他还要去社区党员活动室，给一群年轻的入党积极分子和社区工作者讲党课，分享他对基层治理和群众工作的一些思考。这个在苦难与奋斗中跋涉了大半生、在学习和奉献中不断重塑自我的老人，依然如大漠深处那最顽强的胡杨，在生命的秋天，不是凋零，而是绽放出最为灿烂、温暖、持久的金黄，将光与热，洒向他所及的每一寸土地。 “你们年轻， 我们也年轻； 你们年轻是写在脸上， 我们年轻是藏在心房。 你们做梦， 我们也做梦； 你们做梦充满了遐想， 我们做梦从来不去多想。 你们有爱情， 我们有爱情； 你们的爱情是热烈奔放， 我们的爱情讲究日久天长。 你们是财富， 我们也是财富； 你们的财富来日方长， 我们的财富在于饱经沧桑。 你们是太阳， 我们也是太阳； 你们是一轮火红的朝阳， 蒸蒸日上， 我们是一抹绚丽的夕阳， 同样灿烂光芒。”  作者简介：王雅：女，2003年生，上海大学文学院创意写作学科2024级博士研究生。 公众号编辑：周培兴 （责编 晓歌）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