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计划经济顾名思义就是国家所有物资都要按计划生产，按计划供应。那个年代大到水泥、木材、钢材、煤炭、玻璃、胶合板，小到老百姓吃的米、油、糖、肉、鸡蛋、豆制品，穿的棉花、棉布，用的火柴、煤球、火油、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等都要按计划供应。计划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个票证的年代。记得小时候我们家有一个柜子的抽屉就是专门用来存放粮油供应本、煤球供应本和各种五颜六色的购物票的，父母交代我们不可以随便去翻动那个抽屉，因为票证的遗失将会影响一家人的正常生活。那时候国家有规定，粮食不可以随便买卖，粮票禁止在市场上流通，如果谁买卖粮食或粮票属“投机倒把”犯罪行为。 记得儿时我们家经常有老家穷亲戚来往，有的亲戚一住就是个把月，所以，每年总免不了会有闹饥荒的时候。父母手头虽然有点工资，但有钱买不到粮食只能干着急，生活所逼之下，父亲只好利用研究所桑园的边角地种点南瓜、红薯、小麦，为这事文革期间在职工大会上父亲被领导点名批评，说是在搞资本主义。有些同情我父亲的同事和朋友，偶尔会在背地里悄悄地送上5斤、10斤粮票，父亲说，这不仅是天大的人情，更是救命之恩啊。， 到了我读高中那会儿，因为我们姐弟几个饭量大增，所以，家中闹饥荒的频率高了起来，尽管家里由吃大米改成了吃中米，另外还有父亲种的玉米等杂粮补充，但也无济于事。无奈之下，父亲只好悄悄地同和我们一起生活的大姐夫商量渡过难关的办法。 打那以后，大姐夫有时会像做贼似的搭乘镇江新华书店一位战友的车趁到高淳县城送书之际“潜回”老家，通过在乡下的姐姐搞点大米来家补充。一次，大姐夫怕别人发现绕小道回家，不小心米袋子被树枝划破了，后来他只好将自己的军裤脱下来当米口袋用，才好不容易将就到家。票证年代吃是这样，穿戴也是如此， 就拿戴手表这件事来说吧，现在，小学生手上戴手表已不是新鲜事了，但在我们那个年代即使是读高中了，要想拥有一块手表，哪怕是30元一块的中山牌手表也属于非分之想，除非家庭条件好，父母有门路能搞到手表票。 记得我上高中那会儿到临毕业时班上才有一两个同学戴上了手表。我是参加工作后才戴上手表的，那是我们校长看别的老师都有手表我却没有，担心我上课掌握不好45分钟教学进度，特地跑到镇江市教育局为我争取了一张上海宝石花牌手表票。当110元的手表戴在我手上的那一刻，我非常兴奋，那高兴劲不亚于现在年轻人买上一台手提电脑。 1980年，我来到蚕业研究所工作，因为离家远，一直渴望能得到一张自行车票，按照老职工的指点，我及时到人事科登了记，但需求的人太多，久久不能如愿。后来还是我父亲写信托在青海西宁当兵的堂房三哥买了一辆26寸凤凰牌自行车。三哥是部队营长，搞张自行车票相对容易点，但将车从西宁运回镇江属物资倒流现象铁路部门是不允许的，为了将买好的自行车运到镇江，三哥只好等待机会托一位叫乔章龙的战友趁部队转业之际随人将车带到了镇江。 接车的那天，是1981年2月14号，我拿着三哥拍来的电报，在弟弟的陪同下冒着刺骨的寒风于凌晨3点步行了近20里赶到火车站。为了记住那次不寻常的经历，三哥当年拍给我的那份电报，我至今还珍藏着。 1988年，我成家了。那会儿最大的渴求就是能买到一台彩色电视机，但当时国家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市场上实行的是双规制，也就是说，既有凭票购买的计划价电视机，又有敞开供应的市场价电视机。而电视机购买券仍然为具有一定权力人所掌握，没有关系你想都不要想。当时，敞开供应的彩色电视机的价格要比计划供应的电视机价格高出数千元，像我这样刚工作不久的年轻人只能是望而却步。 后来还是岳父的一个同事主动提出来，通过她在无锡当兵的女婿买到了一台计划价1860元18寸虹美牌彩色电视机，终于满足了我的愿望。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如今，国家发展了，社会进步了，那些计划经济时代使用的票证和物资供应本退出了历史舞台，现在成为人们的收藏品，成为那个年代“物资匮乏”的见证。票证购物成了我们这一代人抹不去的记忆。 作者简介王福海，1959年9月出生，大学本科文化，统计师，镇江市作家协会会员，历任中国农科院蚕业研究所团总支副书记、江苏科技大学生物技术学院工会副主席、工会主席、党支部书记。曾任小学语文教师、江科大校报编辑、本科生班主任等。近二十年来，有两千多篇次新闻作品、蚕文化文章散见于《农民日报》《中国科学报》《中国纺织报》《中国蚕业》《北方蚕业》《江苏蚕业》《江苏科技大学报》《钟山风雨》《党史文汇》《镇江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20多篇。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