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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着实惭愧，作为同在一个生产队插队的知青，回城之后，我鲜少有机会与他往来。 1999年秋，我告知他，知青联谊会要筹集“帮困互助金”，他二话没说便掏出了钱。 十年后的2009年初，我通知他，要组织知青回第二故乡看看，他表示想报名参加。然而最终他未能成行，因胃部大出血住进了医院。 在知青点的54个知青里，他总是沉默的那一个。 劳动时，他不会一马当先去争第一；学习时，他不会慷慨激昂地谈体会；交往时，他不会拍着胸脯夸海口。 当然，他也不会因分配的活儿辛苦而抱怨，不会因伙食差而不满，不会因不受人重视而不快。 大部分时间，他被当作队里的劳务工外派。所以，在生产队、在青年点，很少能听到他的声音。 即便回到生产队，他也是独来独往，在这个集体里听不到他的争吵声、打闹声，甚至连高兴或不高兴的声音都没有。 他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在生产队插了9年队，随后安安静静地跟着大返城的浪潮回到了上海。 插队的9年里，我们几乎每个人都留下了能供别人茶余饭后谈笑的故事，而敦默寡言的他，几乎没人能找出可议论他的故事。他是知青点里少有的没有外号，且被人称呼全名的人。 这本身难道不就是一个故事吗？ 从他对联谊会帮困互助金的捐助，以及对重返第二故乡的向往，能够看出他热爱这个集体，思念第二故乡。 直到那天听闻噩耗，说他已离世，我才意识到他的存在是如此重要。在任何一个团队中，叽叽喳喳的往往是两端的少数人，而稳住局面并彰显力量的，大多是默默无言的中间群体。 2010年春节，我和几位知青前往他家，代表知青给其家属送去一点慰问金。 那天，我才发现，他的妻子是一位小儿麻痹症患者，儿子还在读大学。 我能肯定，他是我们五十多个知青中最晚结婚生子的人。 在他的沉默中，究竟还有多少不为我们所知的故事呢？ 2011年中秋，他的妻子给我发了一条短信。短信里除了表达对我们知青的感谢外，还告诉我，儿子大学毕业，找到工作了。她似乎觉得，把这个喜讯告知我们，就等同于告知了自己的丈夫。 她在短信最后说：“中秋节那晚，我梦到他和你们知青在一起。我想，他是想你们了。” 我顿时热泪盈眶。这个看似敦默寡言、安安静静的人，在托给妻子的梦里，蕴含着多少不了情啊！ 1972年返沪探亲知青集体照，他在中排左2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