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十年前的11月21日，也就是我离开上海到黑龙江建设兵团后的“屯垦戍边”的第三个月，我接到了姐姐的来信，说是父亲投河自尽了，并让我不要返沪，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我一下懵了。三个月前，我离沪时父亲还好好的，还在担任单位负责生产的领导；三个月中，他来信要我好好听从连队领导的指导，好好工作。就这三个月后，竟然有了这天地翻转的巨大变化！姐姐信中还说，父亲单位有人还“好心”地提议“不要去看遗体了”，“骨灰也不要留了”。在那样的天地中，在那样的气氛下，谁还敢说个“不”字呢？于是，四十年前，堂堂的大学生，正在上海市教育局机关实习的姐姐发配去了安徽农场，最后学法语的她分到了湖北荆州偏僻的农村做了名英语教师；到边疆不久就列为入党积极分子的我，直到1993年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更为凄惨的是，父亲的尸骨便不知归于何处了。 父亲生于1922年，16岁时只身一人到上海学徒，19岁学成之后便一人在上海闯荡，成为上海五金行业人人尊称的“老师兄”。抗战时期，他曾冒着风险与威震中外的“飞虎队”陈纳德将军做生意，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不料，三十多年后的文革，这竟然成了他“特务”的“罪证”，把他逼上了尸骨不存的道路！ 父亲于1943年与母亲在浙江镇海老家成的亲。母亲生下了我们姐弟三人后，又于1953年怀上我的妹妹们。也许是想念家乡的山水吧，她不辞辛劳执意要回老家生产。父亲想老家尚有奶奶在家，可以有个照应，也便同意了。不料这竟是永别。母亲肚中原先认为是双胞胎，到临界盆之时却是有三个孩子。由于老家医疗条件不理想，医生又缺乏经验，母亲在生下三个妹妹之后便甩手而去了。这对于父亲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了。父亲一个人的工资不但要承担我们姐弟三人的生活，还要负担爷爷奶奶的费用，已经是十分的沉重了。现在又要承担失去了母亲的三胞胎姐妹的费用，自然是寸步难行了。不得已，他只好听从奶奶的安排，将三个妹妹分别送给了人家，我想那时父亲的心是在滴血的。就这样，父亲带着失去母亲后的孤独之情，送走亲生女儿后的滴血之心，靠着奶奶的帮助，将大姐送进了大学的校门，把二姐送到了技校，把我带到了初中毕业。 父亲去世后，我们以自己的努力，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成家立业，事业有成。那时，我们姐弟三人真可以说是“相依为命”。经过努力，大姐与我都在常州安下了自己的小家，二姐在上海建成了我们的“中转站”。更令人高兴的是，四十多年前因生活所迫送走的三个妹妹也找到了！去年由叔叔提议、二姐和二姐夫操办，为父亲与母亲一起立了碑，让父亲的游魂有了归宿地！只是多年来我们一起在外地工作，尤其是我，因工作的特点，无法在清明之时赶回老家祭扫父母亲，只能以我的不断勤奋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 生活总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总会有坎坎坷坷，大家庭也免不了会有磕磕碰碰。我只希望这个家庭能够平平安安。这就是我告慰父母在天之灵唯一能做的事。 愿父亲安息！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