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年前的秋天，我特意请假到儿时居住过的老弄堂去看看。曾经的小学同学在微信里告知：浙江北路天潼路那一块地方快消失了。 在那里出生直到1970年上山下乡时离开，整整生活了近18年啊，在那里留下的是我的童年和少年。这是我们生命中的记忆，也是这座城市的记忆啊！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我有幸从“广阔天地”再次回到了这里。当我再次走进浙江北路102弄的时候，再次闻到久违的老弄堂味道的时候，感慨万千啊。心中在默念道：102弄，天禄里，老弄堂，我想了你十年啊，再也不会离开了。  在这里我开始了人生新的起步。进入工厂上班，从农场的一名农工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一员；恋爱结婚生子，幸运地分配到了一间新房，开心地向老弄堂告别。掐指一算，在这个老弄堂生活了20多年。 所以，再忙也要赶在即将消失之前去看看，回味一下曾经的过去，留住记忆，留下那份老弄堂的情缘。  这里—— 向北是原先上海的北大门：火车站，从老弄堂到这里我曾经来来回回多次，留下的是那些离别的眼泪。八十年代后这里兴起的有名的七浦路市场； 向南跨过以前被称之为“垃圾桥”的浙江路桥，不远处就是上海繁华的南京路； 向西走是曲阜路，听老弄堂里的老人们说解放前曾经是埋葬死人的“荒人滩”。再向前走几步便是著名的四行仓库，当年抗战的时候在这里打了一仗； 向东沿着天潼路走，就是四川路那座著名的邮政大厦，解放上海的战役在这里打得很激烈。再向东走几步就是外滩了。 如今，这里的老弄堂基本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钢筋水泥房子。唯一留下的是浙江北路118号的那栋老建筑。这幢建筑大墙左边是浙江北路114弄。这条小弄堂是102弄单号住户的后门。  我们小的时候这里是闸北区政协的办公地，常常可以看见那些身穿长衫马褂或者西装革履的人物进进出出。到了1966年秋冬时节，这里成为闸北区造反队伍的集中地，还是区文攻武卫指挥部所在地，进进出出都是带着红袖章的人。当一切都趋于平静后，现在变成了一个历史纪念地“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历史纪念馆”。谁敢拆？这栋楼里有着许多故事，只是留下不多。  四年前的十月，我在这里逗留的时候，还能看见老弄堂的断壁残垣，偶尔看到一些拾荒者在里面穿梭。 触景生情啊，这里是我们小时候的夏天下棋打牌乘凉的地方，有着太多我们童年的记忆。捉迷藏、打弹子、刮香烟牌子、斗蟋蟀，唉，往事并不如烟啊！那些人，那些事，历历在目。我试图在《5号里的故事》（小说）里反映这里的昨天、今天，可惜我这个“小学本科毕业生”有时感到力不从心啊。 浙江北路102弄的老名字叫“天禄里”，朝北依次有福庆坊、厚余里等。这些弄堂的门口一字排列在浙江北路上，好像在展示着老上海石库门的风貌。这一条条弄堂里，有着我儿时的伙伴。我的小学同学大部分都住在这里。今天，走到这里，看见那熟悉的门牌号就会想起一个个同学们儿时的音容笑貌，还有那一个个令人回味的故事。 如今，我们都老了。这片老弄堂据说是在上个世纪初建造的，是啊，这里更老了，是该改朝换代了。拆了！  大白天，这里静悄悄。很静，静的令人窒息。与几步之远的七浦路市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喧嚣了一个世纪了，是应该休息一下了。 从这里走出来的人们会记住这里，因为你养育过他们，这是一定的！城市在变迁，生活在继续。站在这片废墟前，我的眼前仿佛看到了她的明天。但愿这片土地早日再度展现她多彩的风姿，给我们这些曾经的居住者一丝丝安慰即可。  我忽然想到土耳其诗人纳乔姆•希格梅的一句名言：“人一生有样东西是永远不能忘却的，这就是母亲的面孔和城市的面容。” 我还想到美国学者特拉菲尔在《未来城市》中发出的感叹：“我们可以建造出任何都市，只要我们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记忆，会消失，会留下；会烟消云散，会流传百世。 新的总会取代旧的，就像后者总是在否定前者的进程中前行的。 新的在覆盖旧的，旧的只是留下了记忆。没有记忆、不要记忆、选择性的记忆才是很可悲的事情。 相信未来总是美好的，有梦想的人是幸福的。 作者简介：余杰，男，生于1952年12月25日。现居上海。1970年4月从上海向东中学（原南洋女子中学）69届初中毕业，到云南西双版纳东风农场上山下乡。1979年2月返回上海，进入上海第三机床厂当工人，后在宣传科工作，1986年入党。先后担任企业党委委员、党办主任、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厂长等职。2002年参加上海临港新城（现为临港新片区）开发建设，担任港城集团行政总监、党办主任。2012年底退休后在浦东新区国资系统发挥余热，从事基层党建工作至疫情爆发为止。自2007年起在网络上刊发有关知青上山下乡问题文章约450万字。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