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9年4月底，我下乡到浙江平阳县渡龙公社龙山大队插队。 下乡第一天早上，从上海乘坐的轮船抵达温州港。一下码头，乘客就受到了检查，我携带的旅行袋、皮箱和铺盖被翻了个底朝天。我胆战心惊地从两排手持长矛的工纠队中通过，赶到10来里远的长途汽车站，乘车去插队的乡镇灵溪。 沿途的公路两边，一片绿油油的秧苗和黄澄澄的油菜花映入眼帘，春意盎然。中午，颠簸的汽车开到横阳支江渡口。前面两派正在武斗，横跨在江上的大桥，东西两岸的桥头都修筑了路障和工事，并架着机枪，两派对峙，固守桥头，禁止人和车辆通行。车子停了下来，车上的乘客只好下车，自己想办法回去。我和几位同路的乘客结伴，雇了一条小船，从水路回灵溪。一路上河道弯弯曲曲，村庄连绵不断，河边的柳枝吐出了嫩芽，芦笋也钻出来放叶透清了河水，岸上春暖花开，紫云英开着小红花和菜花开着小白花，“春风又绿江南岸”，水乡春景如画。 下午两三点钟，小船停靠了灵溪镇码头。我上岸问路，找到了灵溪区革委会知青办，一进门就见到有几位老乡早已在那里等我了。 知青办主任老蔡向我介绍：“这位是龙山大队的党支书老杨，他们几位是专门来接你下去的。县里拨出了250元安家费给你，渡龙公社已为你置办了床、桌椅、锄头、箩筐和蓑衣等，队里也已安排好了你的住所，在那里好好干吧！” 我仔细打量了一下眼前的这位支书，看年纪大约四十开外，高高的个子，方脸大眼，黑里透红，但容颜已显苍老，满脸皱纹，如同新翻耕的土地。 “小上海！路上辛苦了，我们三个是专门上来接你的。走吧！时间不早了，到乡下还有十多里地呢，得赶紧上路。”老杨笑着对我说。 离开区里后，我们沿着萧江边的石径赶路。老杨带来的那两位队里的小伙子，轮流用扁担给我挑行李，扁担发出了咯吱咯吱有节奏的声响。路的左边是汩汩的流水，右边是晶晶的水田。插上秧的水田，秧苗泛青；待插秧的水田，被平整得像镜子一样。老乡们正在水田里插秧，只见那秧苗插得整整齐齐，前后左右成一线，秧田犹如印有方格的作文纸，插秧好像在格子里写字。整齐划一的秧苗、明镜般的水田和弯弯曲曲的田埂等一起，构成了一幅优美素雅的水乡田园画。 走了一个多小时，到了龙山大队。穿过田垅和渡龙江上的木板桥，走进村子，能看到由瓦片、木梁和木板组合建筑的村舍，掩映在树丛中，炊烟袅袅；还能听到连枷的呯呯声，风车的轰轰声，鸡鸭的啼叫声，给人一种生气盎然的感觉。 我们先来到老杨家，他老婆名叫桃花，身材苗条，长得蛮清秀的，看上起要比老杨年轻，八面玲珑，精明能干。她热情地招呼我坐下喝水，给我煮了碗米粉面条当点心，面上还加了两个荷包蛋。我午饭没吃饱，肚子已饿得咕咕叫，客气了几句后，很快就把一碗面吞了下去。后来听人说才知道，因山村贫穷，当地习俗招待客人的两个荷包蛋，来客是不会吃的，吃完面条留下蛋，下次再招待客人。 傍晚收工后，房东、生产队长“若我”，到老杨家接我去山下小队落户：“小萧！肚子饿了吧，跟我回家去吃饭，以后就住在我家。”他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个子矮矮的，背已驼了，纯朴、寡言，憨厚老实。从他脸上纵横的皱纹、善良的眼睛和已经驼了的背，可以看出旧日贫穷和痛苦留下的风霜，以及被压弯了的腰。 我跟着队长去他家，路上见到插秧的队员们陆续收工回家，他们圈起了裤脚管，赤着脚，小腿肚上沾满了泥土，行走在崎岖不平的乡间小径上。到了山边，有三幢瓦顶板墙的平房，坐落在泉水涓涓的山脚下。山上，青翠的竹子和茂盛的果树成林，就像绿色的烟雾一样笼罩着山体。当我们走近时，突然传来了一阵汪汪的狗叫声。来到第二幢房子前，左侧猪圈里的两头猪，睁大了双眼惊讶地瞪着我们，发出嗷嗷的叫声。这幢房开有三扇大门，左右两边厢房各住一家人，中间堂屋前后厅为两家共用不住人。队长住在左边那套，进门后左面有两间，前屋大间是队长夫妇和孩子们住的，后屋小间是给我住的；右面也有两间，前屋是吃饭间，后屋是灶头间。队长家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老婆年龄约在四十上下，脸庞瘦瘦的，皮肤黑黑的，口齿伶俐，能说会道，一见面就对我热情地说：“你今后不用自己烧饭了，就在我家搭伙吧！”晚上，队长老婆搞了几个小菜盛情款待，全家为我洗尘。小女儿用筷子夹了块肉刚塞进嘴里，队长老婆就说：“省着点吃!"然后在碟子里倒了点肉汤。小女孩马上又把肉吐了出来，放在碟子里蘸一下汤，再含在嘴里品味，这样反复了好几次，最后还是没舍得吃，留到下顿再“品尝”。 晚饭后，队里的大婶大嫂带着孩子们来串门看热闹，想看看我这个远道而来的上海伢子究竟长得啥样，挤满了小屋和堂屋后厅，问长问短，待了好久才离去。 人散去后，我吹熄了煤油灯，静静地躺在床上，望着窗外的夜空心里想：今后就要在这里劳动和生活了，不知情况会是怎么样的？翻来覆去久久才入睡。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