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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75周年，我的生命里程也开始进入第77个年轮。回眸我与咱们的共和国一起走过的日子，可谓感慨万千，其中的苦辣酸甜，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明白的。如果一定要进行简要的概括，我想用两个字，即“雷”与“雪”，作为我已经走过的人生轨迹的特征 ，讲讲我这一生的机遇，幸运，磨难，缘分等等 ，是如何与“雷”和“雪”紧密联系，相互交织，不可分割的。
先说说“雷”这个字与我命运的关系吧。我的父亲为我取名“雷”，这其中的故事我后面会单独写一章叙述。所以，“雷”这个字便伴随我一生，成为我在人世间的一个符号。当然，这个“雷”不是指自然现象的电闪雷鸣，而是比喻剧烈的政治社会变革对个体命运冲击磨砺改变的暴风骤雨。我出生时正值新中国诞生的前夜，是“于无声处听惊雷”之时。此后，在我的成长历程中，从幼年，少年，青年，壮年，经历一次次政治运动，如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反修防修，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粉碎四人帮，直至改革开放……这种政治社会的风云变幻，对我的人生轨迹产生深刻乃至颠覆性的影响。
再说说“雪”重塑我人生的再造功能吧。一场非自然界的政治“雷雨”，即文革和上山下乡运动，把我这个出生成长于上海的小女子，送到了冰天雪地的北国边疆立足扎根，从而变成北大荒的铁姑娘，继而成长为哈尔滨的女公务员，最终在大东北安度晚年……
非自然界的政治风雷和自然界的风雪严寒，在我的一生中相互交织，相互作用，造就了我与共和国一起走过的特殊时光轨迹。
我这一辈子与“雷”和“雪”相逢的人生环境，使我在意识中对“雷”和“雪”有特殊的喜好。我喜欢雷的直来直去，毫不掩饰，义无反顾，敢于冲破阴霾，摧毁一切障碍的勇气和魄力。也喜欢雪的无拘无束，自由飘扬，落地为家的洒脱性格，以及雪把生命溶入泥土，宁可没了自己，也要哺育万物生长的献身精神。我一直希望自己的生命中能拥有雷的灵魂和雪的血液……
第一章：父亲为我取名“雷”
我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我的出生对于年轻的他们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博弈。
我出生前的一年，即1946年12月24日，正是西方的平安夜，发生了震惊国内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大兵强奸北京大学先修班女大学生沈崇的事件。随即北京、天津，上海等多地学生掀起声势浩大的抗议美国兵暴行的示威游行，参与者达到五十多万，同时社会舆论反响强烈，各界民众广泛支持。而国民党当局为维护与美国的关系和利益，对美国大兵的暴行遮遮掩掩，不敢回应学生要求严惩凶手的正当诉求，不能维护本国百姓的人权，更激起广大民众对外国列强长期歧视欺压中国人的积怨的爆发与抗争！以“沈崇事件”为导火索，全国各地，尤其是大城市，形成了风起云涌的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的群众运动。当时我的父母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知识分子，他们向往民主自由，憎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因此信奉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意气风发地投身到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的斗争之中 。此时，父亲任职于《文汇报》，在那里当文教版的编辑。面对如火如荼的反蒋民主运动，父亲主持编辑的《文汇报》文教版明显站在进步学潮的潮头，及时报道学运新闻，父亲还用笔名写了不少犀利的支持学运的时评。他的行为引起国民党反动特务的关注，毫不意外，父亲的名字上了特务将要抓捕的一批进步人士的黑名单。上海文教系统的地下党组织及时得到了情报，通知父亲赶快撤离…… 当时已怀孕七个来月的母亲，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坏消息，虽然非常震惊，然而并没有惊慌失措。母亲是外柔内刚之人。她一贯处事平和冷静，性格沉稳坚毅。她明白目前父亲是不能回家了，也不能去亲戚朋友家里避难，这会给别人带来灾祸。她思来想去，终于想到了一个相对隐蔽稳妥的避难之所，就是位于法租界的一处基督教会图书馆。母亲此时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任干事，在本系统的某个图书馆安插一位干零活打杂的临时工，是不会引人注目的。于是，父亲在各种版本的圣经教义和福音故事的庇护下安然脱险了。后来，地下党组织安排父亲转入工运战线，到上海纺织系统的《纺建月刊》任编辑，从事收集整理保护上海纺织工业的宝贵档案资料工作，为迎接上海解放，将来建设新中国的纺织工业做好准备。经过在学运和工运两条战线的斗争历练和考验，父亲在1949年1月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孕期中的母亲就这样靠着临危不惧的性格和绝境求生的智慧，帮助父亲渡过了险关！ 我父母的婚姻可以说是门不当户不对的。父亲出生于浙江镇海骆驼桥堰下包家。我的祖父是靠教小孩子糊口的乡村私塾教师。他写得一手好字，可算“小镇书法家”，直至今日镇海多处还存留祖父的墨宝，家乡的标志性桥梁“骆驼桥”这三个大字就是祖父书写的。由于他常年吸着在黑板书写后飞扬的粉笔灰而得了肺结核，又无钱医治，只好硬拖着、扛着，在32岁的青壮年纪便撒手人寰，遗下四个未成年的儿女。年轻守寡的祖母失去了经济依靠，无可奈何让才14岁的大女儿我的大姑出嫁了，把刚过12岁的二女儿我的二姑托付给一位亲戚带到上海谋生。把不满8岁的长子我的父亲交给一位跑宁波到上海小火轮的本家叔叔，让孩子到船上当打杂的小伙计，自己挣口饭吃。祖母带着最小的三岁幼儿，靠着家族长辈的接济，并给人家梳头，刺绣，织带等帮佣过活。后来父亲的聪慧好学被一位在上海和汉口之间做生意的远房亲戚相中，让他给自家孩子当陪读。从此父亲虽然获得了读书的机会，但是寄人篱下的日子并不好过，他还需要半工半读来维持生计和学业。终于熬到中学毕业后，父亲凭着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东吴大学法学系。可是没读两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沦陷，学校已经摆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父亲与几位同窗好友毅然离沪南下，一路上或扒火车或跋涉步行，风餐露宿，来到贵阳、昆明、重庆等地，一边打工求学谋生，一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也就是在这抗日烽火中的南渡期间，我的父亲与母亲不期而遇了……
我的母亲出生于江苏镇江一个以学问传家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是家中的长女。外祖父是一位历史学家、书法家、古籍收藏和鉴定家，先后任北京大学，辅仁大学，中法大学，河南大学等高校的教授。他也是正义之士，曾冒死上书奉军参谋长杨宇霆，营救李大钊先生。当日寇侵占北平之后，他毅然辞去北大教职，不给日本人做事，宁可生活拮据，靠变卖字画度日。外祖母是福建侯官林氏（林则徐）后人，知书达礼，善良能干。外祖父在各地教书很少着家，我的母亲跟随外祖母长大。她从小学到中学都就读于教会学校，后来又作为优秀毕业生被保送到同样是教会学校的燕京大学社会系深造。母亲在1937年7月进入大学，正值“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外祖父辞职，家里断了经济来源。母亲的上学费用基本靠刻苦读书获取奖学金和勤工俭学来维持。在困境中，她参加了基督教会组织的“团契”活动，感受到温暖，并得到多方面的帮助。所以，她也决心要成为“上帝的使者”。1941年7月，母亲大学毕业，她离开北平，先后在昆明、贵阳的基督教女青年会任干事，也到重庆巴县学生救济委员会任干事。她为不愿做亡国奴而到大后方求学谋生的青年学生和青年女性，竭尽扶助救济之责。母亲作为救助者，父亲作为被救助者，他们就以这种互动方式相识，相熟，相助，最终相爱了……开明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接纳了父亲这个穷小子，同意了这桩婚事。 怀孕七个多月的母亲在经历了父亲上“黑名单”的担惊受怕，以及帮助父亲脱险的殚精竭虑之后，终于撑不住了，母亲早产了，而且是胎位不正的难产……1947年12月9日凌晨，即“一二九”爱国运动纪念日的当天，在剧痛中煎熬挣扎了一夜的母亲，终于艰难地生下了只有4磅重的我。这天，上海滩下起了罕见的大雪，我这个早产儿就如此性急地迎着雪花来到了人世间，让惊魂未定的父母措手不及！
我的祖母（宁波人称呼祖母为“阿娘”）第一眼看见我这个不会哭，浑身青紫，皮肤皱皱的小东西，用地道的宁波话爱怜地念叨：“罪过，罪过，这个像小热水瓶大小的囡囡能养得活伐？”以后，我是在祖母温暖的怀抱里长大的，她老人家担心年轻的母亲睡觉时不小心压着不会大声啼哭的我，便一夜夜抱着我，搂着我，自己很少能睡一个囫囵觉。 刚刚脱险的父亲欣喜地望着他的第一个孩子，深情地对母亲说：“天就要亮了，她长大了就能过上好日子了！”然后，父母就商量着给我取一个响亮又有意义的好名字。其实我还没有出生时，父亲就酝酿着为我取名字。在他的观念里，取名字不必太注重性别，不管男孩女孩，要看重名字的意义，还要好听好记，也要便于书写，不要选取生僻字。父亲觉得我出生在黎明前的民主革命之中，是“于无声处听惊雷”之时，新中国的春雷就要炸响了，上海解放的曙光就将跃上地平线。于是他为我取名“雷”。
父母亲抱着婴儿时的我 这段父亲为我取名字的经历，在我长大之后，父亲和母亲多次郑重地为我讲述，并嘱咐我牢记。后来，每当有人把我的名字错写成“蕾”时，我会认真地加以纠正，告诉人家，我的名字不是花蕾的“蕾”，而是雷雨的“雷”。因为这其中寄托着共产党员父亲的殷切期望。
第二章：幼儿园里快乐多 去幼儿园之前我是一个淘气的馋丫头，第一次见到大面包抱着不撒手
我小时候是个胆大好动也嘴馋的小丫头，像个假小子。三岁时，我就敢搬个凳子独自站上去，够柜橱顶上放着的饼干桶，因为里面有我的阿娘藏着的各种零食。我会抱着饼干桶跳下凳子，自己开盖找零食吃，也不怕阿娘责怪。我还喜欢光脚丫满屋子疯跑，阿娘追着让我穿鞋，我就开心地躲闪，与她玩捉迷藏。阿娘当时已经五十多岁了，还要做饭干家务活，没有那么多精力照看我这样一个调皮孩子。我妈妈和阿娘商量后，就决定送我上幼儿园 。妈妈的想法是，让我在幼儿园“学点知识，懂点规矩”。
当时公立幼儿园非常少，也不容易进。我家附近有一处私立幼儿园，还有点小名气，园名“培明”，意思是培养聪明懂事理的孩子。虽然学费有点小贵，妈妈还是节衣缩食送我去培明幼儿园。
1952年秋季，我高高兴兴地踏入培明幼儿园的大门，不像现在的有些小孩子，哭闹着不愿去幼儿园。我觉得幼儿园比家里好玩多了，虽然操场不算很大，但是四周有花草树木，里面还摆放着滑梯，秋千，翘翘板，单杠，双杠等设施。教室里有风琴，铃鼓，图书绘本，大大小小的皮球，各种形状的大积木……我在幼儿园吃中午饭，吃下午茶点，还在那里睡午觉，最有意思的是能和那么多小朋友一起玩各种游戏，这一切都让我觉着新鲜，带劲，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幼儿园。
我在幼儿园很听老师的话，守纪律，不调皮，上课也认真听讲，非常喜欢跟着老师学唱歌跳舞，还愿意帮老师摆放桌椅、扫地、擦桌子、收拾玩具和图书等，老师夸我自理能力强。自从上幼儿园以后，我在家里也乖多了，听阿娘的话，按照幼儿园的规矩吃饭睡觉洗漱等，学着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幼儿园的第一个学期在不知不觉中顺利度过了。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我当时的心情和感受，就是“幼儿园里快乐多”！
春节过后的三月 ，我结束了没有小伙伴一起玩的“单调乏味挺没意思”的寒假生活，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快乐的幼儿园。一天下午我们正在午睡，突然被一阵刺耳的警报声响惊醒了。幼儿园的老师和保育员赶紧叫我们起床穿好衣服下地站队，说有一件重大的事情发生了。然后老师把一个穿着元帅服，蓄着八字胡的外国老头的大像片挂在正面墙上。老师告诉大家，这是邻国苏联党和国家的领袖，军队大元帅，也是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共同的领袖斯大林逝世了！我们国家要在北京召开追悼大会，毛主席要给他送大花圈，周总理要带领中国代表团去苏联悼念。天安门广场的大国旗要降半旗致哀。所以我们小朋友也要悼念他。接着，老师和保育员给每个小朋友的胳膊上套了黑纱箍，让我们向斯大林的遗像三鞠躬。这件事让我第一次知道了苏联、斯大林、逝世、追悼会、降半旗、致哀等这些陌生的词汇。我不明白为什么苏联领导人去世了，我们中国全国人民，包括幼儿园的小朋友都要参加悼念活动？这个疑问在我头脑中萦绕许多年，成年后我终于从思索此疑问中明白了许多道理……
声势浩大的悼念斯大林的活动发生在1953年3月中旬的清明节之前。此时，南方的新茶陆续上市了，尤其是名贵的“明前龙井”摆上了多家茶庄的柜台。那些做生意精明的商家就在柜台上摆放一台收音机和小喇叭，播放曲调优美的“采茶歌”，那越调味浓浓的悠扬旋律，令我感到亲切愉悦。我的阿娘是个越剧迷，凡是有新剧目上演，或者她喜欢的名角出演，她就会买票价只有两角钱的末等戏票，并带上我这个不用买票的学龄前儿童，一起去看越剧。父亲反对阿娘带我去看越剧，说这种戏演来演去无非就是“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有啥意思，让小孩子看也没有好处。阿娘便反驳道：“我一天做三顿饭蛮吃力的，只想看场戏缓缓乏，再说阿囡我不带去看戏，啥人照看伊？侬会照看伐？”爸爸无话可说，只好作罢。父亲当然不可能照看我，他经常下班回家后还要加班写稿子，而且他也不会干家务活，在家就是甩手掌柜，一切由阿娘和妈妈做主。
就在这个采茶季节，幼儿园老师要教我们表演一个新舞蹈“采茶扑蝶”，伴奏的音乐就是悦耳的“采茶舞曲”。老师说这个节目是为在“六一”儿童节参加静安区的幼儿文艺汇演而准备的。老师挑选了八个女生来学跳这个新舞蹈，我也幸运地被挑选上了。这个舞蹈需要的道具是每人一把扇子和一个花篮。花篮由幼儿园老师统一购买并进行装饰，折扇则让小演员们自家准备。妈妈为了支持我学好这个新舞蹈，把她在杭州檀香扇专卖店里购买的一把漂亮折扇给我用。我高兴极了，学采茶扑蝶舞的积极性更高了。我们的排练很顺利，很快就要穿上演出服装彩排了。我们的演出衣服由幼儿园统一购买，但是每个采茶小姑娘的兜茶围裙要求家长来制作，使得各人围裙的色彩图案都不一样，呈现丰富多彩的舞台效果。这可让妈妈犯难了，这个围裙怎么做呀？阿娘得知之后说，这有啥难的，各色围裙肚兜我见过，描图案、绣花、缝花边，我都会，我来给阿囡做围裙。
阿娘自告奋勇地承揽了为我做演出服的麻烦活。她照常要张罗操持全家一天三顿饭，晚饭后便带上老花镜，在旧报纸上画如意图案 ，画牡丹花，画飞在花丛中的蝴蝶等等，画好后剪下来贴在旧布片上作为图样。阿娘问我喜欢什么颜色，我说喜欢淡淡的天蓝色。她就带着我去绸布店，扯了三尺淡蓝色的软绸缎，摸着滑滑的，泛着微微的蓝光，真好看！阿娘不会踩缝纫机，当时缝纫机算大件物品，家里也没有置办。她做衣服全用手工缝制，针脚细密匀称，令人赞叹如同机器缝制一般。阿娘用明黄色的丝线在围裙的顶部勾勒出一个居中的如意图案，在围裙的右下方用红色、粉红色、白色绣了三朵大小不同的牡丹花和衬托花朵的七片深浅不一的绿叶子。还在围裙的左上方绣了两只正在展翅飞向牡丹花丛的白色蝴蝶。真是太漂亮了！我的阿娘虽然没有读过书，不识几个字，只会写自己的名字，但是她老人家心灵手巧，像变戏法一样，用三尺绸缎和几缕彩色丝线做成了令人爱不释手的舞台演出围裙。 这张照片是演出之后由一位家长为我们拍摄的。跳采茶舞的五个女孩中，左起第四人是我。老师和母亲为了节目的整体效果，说服动员我把自己的檀香扇换给了领舞的小朋友，我用的是别人换下来的一把不能完全打开的旧折扇
终于盼到了汇演的那天。我们这八个小姑娘穿上演出服装，系上各自家长制作的色彩斑斓的美丽围裙，左手提花篮，右手持折扇，在后台候场了，小演员的家长们也来到后台，帮着老师为我们整理服装道具。这时，带队的老师走到我妈妈面前，跟她小声说了几句话，然后妈妈就对我说，要我跟站第一排第一位出场的领舞同学小Z交换折扇。因为老师看到小Z的折扇质量不好，不能完全打开，影响节目的整体效果， 而我的檀香扇质量上乘，打开充分，最适合站在首位的领舞同学使用。因此就跟我妈妈商量，希望我与小Z交换一下折扇，当然这必须是我同意的，老师并不勉强我。我得知后很不情愿，赌气地问妈妈：“ 凭什么要把我的好扇子给别人啊？我就该用破扇子吗？”妈妈耐心地劝解我，没有人非要你换扇子，这件事你必须自己想通才好。我们排练这个节目付出那么多辛苦，不就是希望能有很好的舞台效果吗？现在领舞的小朋友没有一把好扇子，已经影响了咱们这个节目的整体质量，只要你做出一些牺牲，就能成全这个节目获得最佳效果。凡是好孩子都不是小心眼的人，尤其女孩子更要学着大度一点。妈妈这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触动了我，我可不想成为小心眼的人，我答应老师跟小Z换了折扇。我们这个节目的演出效果非常好，获得了本次汇演的优秀节目奖。老师在总结这次汇演的成功原因时，表扬我为了整体利益把自己的好扇子换给领舞同学的“甘愿吃亏” 行为，让全班小朋友为我鼓掌！小Z同学也很受感动，认定我是“最可交的朋友”。后来，小Z的父亲不知何故历经坎坷……她也因此在日后的升高中考试中，虽然学习成绩优秀，但是却无缘进入重点中学读书
我与小Z不仅是幼儿园的同学，还是初中的同窗，由于她因“家庭出身”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我俩没能成为高中同学。不过我们始终延续着童年的友谊，几十年来仍是相互牵挂的好朋友 ，直至年逾古稀，我们还经常在微信中问候，交流，缘在，情在……（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包雷，女，1947年12月9日生于上海。小学就读于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中学就读于上海市第一女子中学，1967年9月高中毕业。1968年9月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师32团，当过农工、架线工，炊事员等。1969年3月调入团宣传股报道组工作，任组长。1970年12月调入兵团宣传处报道组工作，任见习新闻干事。1976年3月兵团撤销，任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宣传部宣传干事兼总局党委理论学习秘书，后任总局干部培训办公室干事。1981年12月调入黑龙江省妇联工作，历任宣传部干事，儿童工作部副部长，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和主任，1990年7月当选为省妇联执委会常委。1992年9月调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工作，任《生活月刊》杂志副总编辑。1996年2月调入哈尔滨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任副主任。2003年9月调入哈尔滨市政协工作，任研究室主任，并于2004年2月当选为哈尔滨市政协常委。2011年1月退休，发挥余热，任哈尔滨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公众号编辑：周培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