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去上海书城，路过北海路时，总要忍不住驻足凝望这一幢幢拔地而起的摩登楼宇。街面上车水马龙，川流不息，而我的思绪也被这如洪水般的车流，熙熙攘攘的人群牵扯出来。开始是一点一滴，到后来竟一发不可收拾，如潮水般一波一波地翻涌起来，将我裹挟那个激情澎湃的年代……

已是深秋时分，踩着满地的金黄，用细腻而稍显沉重的步履掇拾着随风飘散的记忆，我清醒地意识到，这么多年过去了，然而往事并不如烟。我在想好朋友叶明朗，他曾住在此地，他曾从北海路旧式里弄里跑出来，迎接我到他家做客，和他妈妈、哥哥一起包馄饨……

好朋友叶明朗，八连的知青都喜欢叫他阿朗，1968年8月从上海来到当时五十五团二营八连（后改为五十团八连）。因为同是上海来黑龙江的知青，我们俩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兄弟。我曾问起他为什么不留在上海而到黑龙江来？（据我所知1966届 90%可以分在上海）他说自己也稀里糊涂的，他没报名，是同学告诉他的，学校公布赴黑龙江光荣榜上有他名字，是班主任给他报的，事先他不知道。

阿朗家境比较特殊，父亲在他9岁时去世了，哥哥大他十几岁，母亲没有工作是家庭妇女，家里生活靠哥哥每月四十几块工资。因为负担重，哥哥也不敢成家，母亲盼阿朗能在上海工作，减轻哥哥负担，多一个依靠。想不到老师随便一写，就这么安排他到黑龙江了，抚养母亲的责任只能由哥哥担当了。他家人生性比较老实，也不到学校找老师去理论，就这么认了。我听了十分不解，可阿朗只是淡淡地说：“算了，反正我两个月寄十元零花钱给母亲尽一份力吧。”

下乡到农场首先面临的是繁重农业劳动，对城里来的知青来说是体力与意志的双重磨炼。阿朗母亲 40 多岁才生他，从小体质较弱，个头一米七左右，农业劳动对他来说，无疑是个不小的障碍。记得那年麦收时节，连日下雨，地里的积水排不出去，“康拜因”也失去了往日的威风。250 垧麦子全靠人工收割，全连 100 多人差不多每人摊到 2 垧多。那时的口号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与天斗、与地斗，龙口夺粮”。知青们都是天不亮就往地里钻，拼着命也要完成当天的任务。阿朗穿一双农田鞋，卷起裤腿，弯着腰站在水里不停地挥舞着镰刀，割累了，他喜欢扯开喉咙亮几嗓子：“灿烂的朝阳，升起在金色的北京……”他的颤抖的歌声，常常引来大家的哄笑。

其实阿朗很喜欢唱歌，革命歌曲、样板戏，他都喜欢。但他唱歌有个特点，唱出的声音会颤抖的，连队知青戏称他为“叶光羲”、“叶浩亮”。你越起哄他越来劲，故意把声音颤抖得更厉害。

阿朗虽然割麦割得不怎么快，但他腰功好且带有韧劲，割地很少直腰，因此他总较早割到田头。有时还返回帮助他人割一段，得意地说，嗨嗨！同志们，不怕慢、只怕站那！“那”字故意用京剧拖腔，显出一副得意的样子。到田头我们都倒在田埂上抽烟休息，他却不紧不慢地掏出一块磨刀石，吐上吐沫磨起镰刀，说什么磨刀不误砍柴工，刚说完大家把镰刀都扔给他了……

那时的劳动真是艰苦，不知谁编了一个顺口溜：早晨两点半，地里两顿饭，晚上看不见，还要连轴转。虽说苦了一点，人们的心情还乐观，躺在炕上有说有笑，天南海北地乱吹，苦中有乐，苦中有那时的向往与追求。

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为了解决春旱夏涝，上边决定要兴修水利，挖排灌渠道。在冬季全团上下掀起兴修水利的高潮，其他兄弟团支援八连修水利。

冬天寒风凛冽，滴水成冰，呵气成霜。工地上彩旗招展，从南到北一眼望不到边的渠沟里，布满修水利的知青们。一个个穿着球衣或小背心大汗淋漓地忘我劳动。砸开冻土层，抬起冻土块垒起两堤，挖着暖土层往两边抛去。

修水利是个力气活，砸、撬、抬、挖、抛，样样都凭力气，干一天还行，第二天以后回到宿舍躺在炕上浑身酸痛，骨头架子像散掉似的。我们个头高力气大还勉强可以承受，而对阿朗来说却真是要命！他抬、抛土不行，尤其是两堤增高了，铁锹里的土甩不到堤的上边，只能费二次劲。每个人都有分段的任务，为了完成进度他磨破了肩胛也不肯休息，默默地苦干着。有时他嫌沟堤不够光滑，就猫着腰细细加工，铁锹拍、削两边，直到整齐划一才放心离去。

中午饥肠辘辘，大家狼吞虎咽吃着食堂送来的包子，男的基本上吃八九个，胃口大的吃十来个，阿朗大概累过头了，吃的较少，也很少听到他的言语，很少听到那颤抖的歌声。

一个月后，水利会战结束，站在堤上望去，渠堤像尺子量过那样整齐，大家心里真有些高兴和骄傲。但第二年春天，肆虐的季风把大地刮得昏天黑地，漫天沙层土把我们辛辛苦苦修成的水渠给填得差不多了。那时的我，才意识到人在自然面前真显得束手无策和无奈，所谓的“与天斗”，“人定胜天”只是一种天真、单纯的想法而已。

长年累月的重体力劳动，阿朗终于病倒了，他是老实人干活不装假，也不主动向领导要求调到其它后勤岗位。有一天他跟我说：四肢无力，人没精神，肝区隐隐作痛。我建议他快去团医院检查，连队已有好几位知青得肝炎。第二天阿朗去了团医院，几天后得知肝功能指标不正常，要住院治疗。治疗一段时间不见好转，肝功能指标时好时坏。在上海的母亲、哥哥听了急坏了，让他回上海治疗。返回上海后检查下来却是血吸虫病中晚期，肝脾功能都不好。原来阿朗母亲家是上海青浦人，在上海时经常到青浦亲戚家玩，河里游泳、抓鱼摸虾，那时血吸虫进入体内潜伏，到黑龙江后发病了，难怪团医院查不出病因。

由于他的病拖久了，已经到了中晚期，为了给阿朗治病，他母亲、哥哥无可奈何地求助于在青浦某医院工作的舅舅帮忙。因为，当时国家有明文规定：在青浦，凡患血吸虫病的当地农民享受免费治疗。阿朗他舅舅冒着风险，以当地农民的名字让阿朗住进了医院进行治疗，做了脾脏切除手术以及恢复肝脏功能调养，使受损的肝脏功能得到一定的修复。返回农场后，由于他属于丧失重体力劳动的人，连队安排他烧炕等一些轻活。每天收工回来，他会打一些水放在桶里供大家用，从炕洞里扒出几个烤熟的土豆给他人分享，他的笑声、颤抖的歌声又时不时地从宿舍里传出，给大家带来快乐。

1979年，阿朗随知青返城的大潮回到上海和母亲、哥嫂、侄子团聚，开始了新的生活。那时的阿朗对生活充满美好的憧憬。两年后他也开始恋爱了，女朋友是同一生产组的插队回沪知青，有共同的经历，小他4岁。听他讲是一个很实惠的女孩，到他家也去过一次，他母亲也很满意。

然而造化弄人，这时的阿朗又再一次病倒了，而且病得不轻。阿朗在生产组的工作是糊纸盒子，装货卸货，他骑黄鱼车送货，样样都干，完全忘了自己是不能干重体力的人。单位领导、同事也不知道他的情况。最后他肝硬化引起胃底动脉大出血。我赶到利群医院，医院正给他抢救，一般的止血方法不行，医生在他胃里置放一个球，打气膨胀压迫动脉止血才行。他脸色苍白、头上冒虚汗，说胃里难受极了。

我说血止住了就好，出院后好好休息养病，跟单位领导讲清楚自己的情况，不要死做啊！他点点头渐渐地睡着了。不久，我接到他哥哥电话，阿朗由于再次大出血抢救无效病逝了。听到此消息，真为他感到惋惜，他才34岁呀，好日子刚开始，就匆匆走完自己的一生！

记得肖复兴在《关于蔡立坚》中的一段话，“无论历史对那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作如何评价；无论我们是多么的心知肚明彻悟历史轻轻翻过那一页时是宜大不宜小、宜粗不宜细，我们没有理由以一种马后炮的态度嘲笑这种真诚的信仰与献身精神；我们没有理由以一种看破红尘的世故嘲笑这种只有年轻才会拥有的真挚而单纯的眼泪。

列宁说过：“‘单纯得就像真理一样。’我们拥有了历史给予我们的经验，我们也无可奈何地失去许多东西，其中就包括了这种如真理如眼泪一样透明的单纯和真诚；包括了这种可圈可点的信仰和同样可反思的献身精神。”

阿朗是当年百万知青大军中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个人，在兵团时当农工，没有豪言壮语，平凡、踏实地工作，他从来没有将个人的行为与理想、信仰捆绑，他只是真诚地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回沪在街道生产组当工人，阿朗认真做事、做人，他也没有奢望自己的不要命的苦干能换来未来的美好生活，只是想能成个家，过上安稳日子。他所向往的不过是普通老百姓安居乐业的生活。这是他的本色，再朴素不过了。然而，在那个年代，阿朗所背负的命运，却让这样一个朴素的愿望也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作者像

          （本文选自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十团知青丛书《星光满天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