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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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祖国一起走过

时间:2024-10-01来源: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 作者:孙小琪 点击:
我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年,许多记忆都交织在共和国成长的足迹里。 1958年我进小学时,恰逢国家提倡两条腿走路,开始兴办民办小学。我就近报名进了弄堂里的长春路第二民办小学,成了一名意气风发的小学生。 那时的人都意气风发。我们的学校就是弄堂里的

我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年,许多记忆都交织在共和国成长的足迹里。
 
1958年我进小学时,恰逢国家提倡“两条腿走路”,开始兴办民办小学。我就近报名进了弄堂里的长春路第二民办小学,成了一名意气风发的小学生。


 
 
那时的人都意气风发。我们的学校就是弄堂里的几间教室,没有什么活动场地和其它设施,课桌椅也不平整,非常简陋。那时的民办小学,条件差,收费却比公立小学高,许多老师是里弄里没能上大学的社会青年。因为不那么正规,往往被人看低。但我们的老师是胸怀大志的,经常教育我们要刻苦学习,越是条件差越要努力,证明我们一点不比别人差。这些教诲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那是“大跃进”的时代,长大以后,知道那个时代我们的国家出过偏差有过荒诞,我们的民办小学,大约也是为了解决很多如我这样适龄孩子的适龄入学,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就上了。但在我所在的那一片天空下,我受到的教育,按现在的说法,是积极的、正面的。 
我的小学生活是快乐的。我们在称不上操场的空地上上体育课,跳高跳远跳木马;在怎么也摆不平的课桌上玩扔沙袋,把装着米的小布袋扔向空中,然后迅速把桌上的东西由正面翻成反面或由反面翻成正面,在沙袋落下前接住。我们曾在教室后面的一点点空地上排练文艺节目,领头的举着一面红旗,大家在后面排成一队,唱着“红领巾,红旗手,打着红旗向前走……”许多双穿着破旧的布鞋的小脚,豪迈地一圈圈地走,只觉得红领巾在我们心里是那样神圣。当我们五指并拢高举过头行少先队礼时,会想到老师说这意味着“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总之,那时的物质贫乏精神却振奋,团结一心,互相帮助,艰苦朴素和艰苦奋斗都是被推崇的好品德。  
我们的少先队辅导员曾把所有的学生组织起来,排练出一个多声部的浩浩荡荡的大合唱,后来有一个机会,要让我们这个大合唱到上海市少年宫去演出。那时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地处偏远的上海东北角的不起眼的民办小学来说,这就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了,大家为此兴奋了很久。那次演出,因为人数众多,竟然把供合唱队站队形的木阶梯踩塌了,大合唱的队形就在当中凹陷下去一大块。直到今天,每当我走过延安西路华山路附近那座华丽的建筑,依然会想起当年那次激动人心的演出,那一曲直指天空的歌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 
那时候,我们有理想,有抱负,我们的热情幼稚天真,纯正激越,学校教给我们的光荣与梦想里,总有一股豪气。那样的根基,对我抵御后来经历过的磨难困顿是有支撑的。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直到小学毕业我以优异成绩考取市重点复兴中学,自己觉得是顺理成章的。 
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使我拥有了又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文革”结束以后,祖国和人民都已是伤痕累累,百废待兴,重建新的生活新的国家的激情,点燃了所有人的心。当时举国上下的口号是要夺回十年浩劫的损失,虽然现在看来这样的说法不那么唯物主义,但那时候争分夺秒学习、工作的氛围实在很鼓舞人,那是从倒行逆施中挣脱出来的,有一股被长久郁积的张力。
 
 
1983年秋天,组织上把我从复旦大学调到上海市妇联《为了孩子》杂志社工作。那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初期,在文化建设上,新的还没有开始,旧的还没有厘清。怎么做,做什么,我们是在学习和摸索中开始的。《为了孩子》的创刊号上,当时的市委书记钟民写了文章,题目是《培养共产主义一代新人》。他在文章中说,“把孩子们抚育好、培养好、教育好,是父母的心愿,也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千叮咛万嘱咐的大事。”“《为了孩子》为培养共产主义新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园地。”一本16开大小定价0.20元总共32页粗糙的再生纸黑白印刷的杂志,一个拥挤在长乐路1039号阳台上搭建的小屋里的10个人的编辑部,这就是我们杂志社最早的雏形。大家向往的,是一个无限宏大的目标,一个无限神圣的使命,承续的依然是“文革”前的理想。
 
从那时候起直到今天,《为了孩子》一步步渐变,亲子生活慢慢从建设现代化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政治的背景上凸显出来,目标读者群逐渐清晰细分,内容上转向科学实用有趣味可操作,增页,加彩色,提价,附赠小别册,由月刊而半月刊等等等等,那一本本图文并茂的杂志,点点滴滴地折射着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形成我们为新时期中国亲子教育期刊事业留下的足迹。
 
1984年,在改革大潮和渴望建功立业理想的呼唤下,我们开始筹备出版《现代家庭》月刊。1985年1月的创刊号上,于光远同志在题词中写道:“所谓现代家庭意即跟上我国时代的步伐,在家庭生活中有丰满的现代科学现代文化的内容,与有些家庭中常有的不文明的思想和行为告别。不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于建设现代家庭都可以发挥出它们的重要作用。”这些用优雅的毛笔字书写的题词,一直给我很多启示。十年“文革”,给很多家庭造成刻骨铭心的悲欢离合,当时《现代家庭》给读者和作者提供了一个充分宣泄、展示、理解人的内心人的灵魂的平台。我们的杂志贴近生活,贴近读者,有很强的编辑力量,团结了很多优秀作者,创刊伊始发行量便一路上升,第三年即达到月发行70万册,当时《为了孩子》每月也有30万册发行量,蔚为壮观。
 
杂志成功的背后,是我们整个团队的废寝忘食。上世纪八十年代,从高校调人直接走上领导岗位的情况很多。我读书时的专业是文学评论,留校后在写作教研室。一到杂志社就担任领导,怎么编杂志,是从模仿和自学开始的。之前自己的知识积累和生活阅历,在编辑文化综合类期刊时会起到融会贯通的作用。杂志社那时人手少,从计划经济延续下来的习惯,整个杂志社几乎就是一个编辑部,行政和经营人员加起来只一两位,很多工作都要亲自去做,总是忙不过来,通宵达旦是常事。我把一岁的女儿送到乡下,后来又把她送到市立幼儿园待了4年,自己就常常在办公室的地板上过夜。市场经济进入社会生活的初期,无论思想观念还是现实状况,矛盾重重,记得我在“反对精神污染”过程中,曾因《现代家庭》刊发了一篇介绍郊区妇女能挣会花的文章而作检讨,“能挣会花”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看如今为刺激消费各级政府都在大动脑筋,想到当年那个“能挣会花”,我想历史就是这样发展的。


 
 
杂志是一种连续定期的出版物,它能满足源源不断的创意,是和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者的对话交流,无论春夏秋冬,无论发生了什么,你总要在固定的时间做好,读者要求的就是最后的成品,他们等待着。所以这是一项辛苦又极富魅力的事业。
 
我在杂志社工作了28年,在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时代,见证了一个单位从无到有的发展,也见证了中国期刊从封闭走向开放的那段历程。本世纪初,当中国期刊第一次被国际期刊界接纳为其中一员时,我们的期刊出版理念,制作,图片,纸张等还是自成一体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的迅猛发展,没过几年,中国一些期刊在纸张、印刷、装帧等方面便已和世界一流期刊不相上下了。
 
在迎接共和国成立75周年的日子里,回首往事,深感过去的岁月,我们是和祖国一起走过的。         
 
作者简介:孙小琪,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复兴中学1967届初中生,后去安徽蒙城县下乡务农7年。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工作8年。原《现代家庭》杂志社社长、总编辑;出版散文随笔集《心向远方》《不曾出了轨道》等。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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