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8年10月25日，16岁的我，体重才70来斤，就分配到上海县曹行人民公社中心大队西康生产队插队。同年12月，被抽调到公社广播站做播音员工作，用上海本地话播音。曹家港开河时，我到开河工地采访组稿，兼做记者工作。组稿的文章没有人审核，就直接播出去，从来没有出过任何差错，音准音质广大听众反映也很好。双抢时，我主动回到生产队参加田间劳动，拔秧、插秧，生产队长分配的活样样都干。 1969年7月1日，那天下雨，生产队放假。我就回到龙华妈妈家里写入党申请书，初稿写完就到龙华街上买信纸准备誊稿。走到41路公交车旁，突然看见一位曾经在曹行人民公社工作过的军宣队员在车上，他看见我马上从车上跳了下来，激动地对我说：“我是空四军，明天要开赴越南前线打仗。部队放我们一天假休整，我到生产队看你，没见着你，就把一摞没有发出的信寄放在生产队指导员徐秀英家里。我从武汉来上海当兵四年，龙华公园都没有去过。” 马上要上前线打仗的解放军提出这么点小小的要求，我没加思考地回答：“那我带你去。” 在龙华公园的长凳上，他坐长凳的那头，我坐这头，中间起码可以加进三四个人。他说：“我看了144位曹行公社插队知青的档案，把你的档案挑选出来推荐给公社领导，就这样你被抽调到公社广播站工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已经正式批准你为播音员，插队一年就可以上调了。回到生产队把信好好看，等着我打胜仗回来。”可是，那时的我，啥也不懂。回到生产队看了信，让我热泪盈眶。 1969年8月28 日“要准备打仗”的命令发布不久，生产队指导员徐秀英找我谈话，要我报名去黑龙江呼玛县插队。我当场回绝：“不去”。 指导员徐秀英说：“不行！你不仅要去，还要代表知青上台发言，这是政治任务。” 公社召开“去黑龙江呼玛县插队动员大会”的那天 ，走进大礼堂把我吓一跳，怎么我爸爸坐在主席台上？那天我代表知青上台发言了，我爸爸代表知青家长发了言。 直到9月30日，我都没有接到去呼玛的通知书。第二天国庆节生产队放假，我就回到龙华妈妈家里。那时，家里没有沐浴设备，就到澡堂里清洗。清洗完回到家里，爸爸妈妈的心情沉重脸色不对了。说：“指导员徐秀英送来了去呼玛县插队的通知书。” 十月国庆放三天假，四号去派出所迁户口，到漕河泾街道领了绿色棉袄棉裤和军大衣，五号在上海县招待所住了一个晚上，六号带上大红花乘着公交车一路上敲锣打鼓被公交车送到上海火车站。路上欢送的老人拉着我们的手，流着泪哭着说：“到了那里，你们要相互照顾，相互关心，互相帮助。” 我的爸爸妈妈、中学同学、生产队农民的小姐妹和指导员徐秀英都来到火车站相送。火车快开，徐秀英突然拉着我的手说：“我们不去了！”上海户口没有了，行李都托运了，我不去的话，被子都没有了。我二话没说，甩开她的手，转身上了火车，没流一滴眼泪 。心里想，都是你逼着我去的。 我走了以后，生产队指员员徐秀英就喊我妈为妈妈。每个月会空着手去我家看我妈妈，第一个月借五元。以后，每个月去还五元，再借五元。直到他儿子去当兵，女儿出嫁才不借。 我每次回上海的时候，都会到下乡的生产队去看望当年晚上陪我睡觉的小姐妹和指导员徐秀英。她还敢唠唠叨叨地说：“我叫你不要去，你要去。”我心里非常明白，她是拍胸脯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把我给卖了。 1986年7月，我党政管理班毕业后，组织上把我列入第三梯队作为培养对象，拟定我担任福建沙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职务。县委常委讨论时，有位领导提出，为什么在上海县已经插队了，还要去黑龙江呼玛县插队？是不是有极左倾向？为弄清此问题，还专门派人到上海进行外调。 其实，我们已经在上海县插队了，是被迫顶着当地知青去黑龙江呼玛县名额再次插队的。 （二0二四年三月二日夜晚）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