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7年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陕甘宁边区政府着力改善工人生产生活境遇，并在每年5月1日举行各种活动，隆重纪念国际劳动节。在抗日救国的大背景下，“五一”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解放的旗帜，也是号召全国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战斗动员、为实现民族独立而斗争的纪念日。 “不会让人欺辱我们”—— 1938年4月，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成立。到1939年5月，全边区95%的工人加入工会。边区政府还取消了一切包工制和行会现象，使工人在生活上有了改善、政治上有了自由。 经济方面，各业工人的工资有显著提高，如煤矿工人的工资提高了25%，制造工人和一般店员工人的工资增加了15%至20%，手艺工人的工资增加了20%左右。 政治方面，工人在边区政府的鼓励和工会的正确领导下，广泛发扬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成为工厂的主人。在边区印刷厂、兵工厂，上至厂长、下至管理员都是工人，厂长和工人一样参加生产，工人自己组织合作社，发展手工业。 劳动保护方面，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做六天工休息一天。冬天天气寒冷时，工人住房所用煤炭由厂方供给；粮食涨价时，工人的给养费用也随之提高。女工取得和男工同等地位，在工作时间、工资等方面实现同工同酬。 边区政府成立后，工人拥有了受教育权。工作不忙时，可进夜校念书。新华化工厂工人程肇继通过三年学习即成为一名熟练工，原因就是工厂有业务学习的规定，学理与实践相结合，让他的技术进步甚快。 “五一”来临前，政府还会派专人到工厂检查生产设施。各工厂工会和资方签订的集体合同、各个城市及乡村工人同雇主签订的劳动合同，政府也会派人去检查执行情况。工人如认为需要改订，政府会协助工会重新签订；若厂方或雇主不执行合同条款，将受到制裁，工会也要进行改选。 张鸿发是一名在边区内外往来、工作的土石工人。他总结，边区比其他地方好的原因有四：一是有工可做，二是待遇优厚，三是有工会负责，四是代表工人利益的共产党“不会让人欺辱我们”。 “我也好像在前方”—— 1942年5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当着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及中国抗战进入严重阶段之时，‘五一’的纪念更应当与反对国际法西斯的野蛮，反对日寇的侵略斗争结合起来！” 在抗日救国的感召下，工人积极参加抗战动员，还健全了自己的武装组织——抗日自卫军，在边区政府领导下保卫家乡、保卫西北、保卫全中国。 生产战线上，工人努力提高生产，供给前方战士抗敌。财政厅被服厂工人苏常德说：“我替战士做衣，心底真有无限的高兴。当我做成一件衣服后，就想到它会披在保卫边区的战士身上，我也好像在前方哩。” “五一”劳动节正值春耕时期，工友们都是先把抗日军属的田耕种好，再顾其他的事。抗日军属的家庭生活物资不足时，工友们会主动送水、送油、送柴火。 “大家都负有当家人的责任”—— 1939年“五一”期间，边区各工厂举行生产学习大赛。工友们得到竞赛消息后踊跃应战，纷纷向各厂或各部门提出挑战书。到11月，各工厂都超额完成生产计划，在提高质量和节省原料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绩。此后的每年“五一”期间，边区都会开展大赛，以激发劳动热忱、增进生产。 在大生产运动中，边区政府还发起“赵占魁运动”，号召广大军民向劳动模范学习。在先锋模范的鼓舞下，边区各地和各工厂从1943年3月中旬就开始开展生产竞赛，努力以新的生产纪录和新的劳动态度来庆祝“五一”。 比如，振华纸厂从3月起改进生产原料，纸张质量得到显著提高。该厂工人介绍，过去有些工人偷工减料，书报印出看不清楚，造成党和政府在政治宣传上的损失。现在努力改进技术、提高质量，用实际行动纪念“五一”。 为保证前方将士尽早换上单衣，军需被服厂职工决定在“五一”前完成全部单衣制作。为此，厂方注意调剂工人生活，杀猪添菜，改善伙食。军需制药厂也订出了生产突击计划，力争在“五一”前精制药棉600斤至700斤、纱布100磅、药物150磅。 1943年5月1日，朱德同志在延安纪念“五一”大会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工厂是“抗日政府的工厂”，所有职工同志要把工厂看成自己的事业一样来加以经营爱护，用革命的态度来对待这个工作。“全厂职工，从厂长到工人，上上下下，大家都负有当家人的责任，把这份革命的家务搞好。” 同时，边区总工会要求各工厂建立必要的管理制度，实行经济核算，反对贪污浪费，以达到增加生产、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的目的。 到1944年“五一”前夕，边区工厂整体面貌焕然一新，工人在劳动态度上更是有了惊人的进步。以此为基础，边区初步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打破了经济封锁威胁，基本实现了主要必需品的自给自足。 （作者分别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