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奔赴云贵高原 1969年4月8日，随着绿皮火车在上海彭浦火车站鸣响的汽笛声，我们便开启了“上山下乡”的人生历程。火车经过三天三夜七十个小时的行驶，来到贵州省安顺市，眺望窗外的景色从绿色平原逐渐变成连绵崇山。在安顺稍作休息后，两辆大卡车载着我们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行驶了小半天，傍晚时分，我们来到了目的地—-关岭县鸡场公社。 公社主任说了一番欢迎词后，要赶在天黑之前把我们近30 名知青送达到各个生产队。一辆三轮马车拉着我们来到了鸡场坪生产队。生产队腾了一间仓库房给我们住，家里安放着几张用刚砍下来的树木做的床和一张小桌子。 生产队长拿着一个由墨水瓶制作的煤油灯放在我们的小桌上，说了几句当时我们根本听不懂的贵州话便走了。我们想打开行李铺盖，一不小心把煤油灯熄灭了！第一次远离家乡和父母，又遇到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一切比我们想象得更加艰难，我们哭了一阵后便和衣睡着了……次日天亮后，我们便开始了在鸡场坪生产队的生活。 二.勇闯生活关和劳动关 1969年是插队落户的第一年，国家给予我们粮食补助。我们主要是过生活关和劳动关。由于水土不服，浑身上下发出疱疹，足足熬过半年多才见好转。我们要到百米外的岩洞里去挑水，用扁担把两桶水挑回家。我们做饭烧的煤，要到山脚挖黄泥巴、然后和敲碎的煤块搅拌做成大煤球。我们学会了吃玉米饭和扒菜蘸辣子水……出工时我们要背着装有肥料或者玉米棒的背篓爬山下坡，用手撕碎牛粪给玉米施肥。俗称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我们和农民们一样在细雨中劳作。 三. 养猪 1970年是我们插队落户的第二年，没有国家的粮食补助了。我们要靠劳动挣得工分才能分到生产队的粮食（主要是玉米）。当时上海慰问团的卓老师启发我们，要像农民一样，自己养猪来解决吃肉和吃油的生活需要。春天，我们去县城赶集时，花几元钱买了一个十多斤重的小猪仔，把它装在背篓里背在背上。小猪仔一会儿嗷嗷叫，一会儿拉尿，热乎乎的尿水湿透了衣衫，就这样汗水夹杂着尿水，我们背着它徒步走了18里路回到了家，队长用石头帮我们砌了一个猪圈。 我们学着队里妇女的样子，腰里扎一个围兜，在玉米地薅草的时候，农民教我们认识了猪草，我们发现锄下的野草是猪草，一个箭步上去把猪草装进腰间的围兜，收工时往往满载猪草而归。回家后，我们有的挑水，有的做饭，有的砍碎猪草。元琼在用砍刀砍猪草时，曾经砍伤了左手食指，至今还留着疤痕。 我们把猪草拌着米糠在铁锅里煮熟了喂猪，等到猪需要催肥的阶段，我们把自己吃的玉米面拌进去给猪吃。每天喂猪时听着猪吧哒吧哒吃食的响声，欣慰地感觉到一个小生命和我们一起成长。经过大半年的喂养，小猪日渐长大了。 过年杀猪是农村的习俗，1971年春节前夕，我们家100多斤的猪也被宰割了，屠夫把猪内脏、猪头和很多部位分别煮了两大锅，村里帮助我们的农民都来我们家吃上一顿，他们兴高采烈地吃着，我们却吃不下，似乎和猪有着割舍不下的感情。 四. 和第二故乡永远的缘份 54年前的知青生活历历在目：我们和淳朴的山区农民朝夕相处的3年中，利用晚上和农闲的时间给他们读报、辅导学文化，组织年轻人唱歌跳舞，帮助五保户挑水等等。这三年在艰苦的环境和劳动中磨练了意志，在我们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我们把贵州关岭县视作第二故乡，我们都曾经回到生产队去看望父老乡亲，去看看我们挥洒青春汗水的地方。我们欣喜地看到第二故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高铁通到了关岭，农民的生活越来越美好了。 作者章元瑞，1969年赴贵州关岭县鸡场公社鸡场坪生产队插队落户。 (公众号编辑：周培兴) （责任编辑 晓歌）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