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0年秋，黄顺发（左）与曾庆福（右）合影 都说四月的风，冻人不冻水真是一点不假，雪化了露出黑土。面朝黑土背朝天，那种身心俱疲，总认为自己前途渺茫、无助无望的苦涩岁月，像一抹橡皮涂擦后留下的模糊印迹留置在脑海里。 就在思想迷茫时，身边出现了曾庆福，他是本村优秀青年团员，那一年受到他的影响很深，同时也成了我最好的朋友。 如今只想从记忆中，把印象深刻的已故好友曾庆福的一些往事写出来，以此表达怀念之情！ 那一年生产队要春播了，由于东北的春天很短，当如铁板似的大地一开冻，化开的土层达到可耕作的深度时，马上就得把小麦种子播下去。因为，化土层太深对种子生长不利。早不得晚不得，这就对播种的时间要求很高。所以，一开播就要全力以赴，从早上太阳一出土层刚化，拖拉机就轰隆隆地一直干到天黑。生产队长分配我跟随双套马车的车老板（赶车人）干活，往田地给拖拉机播种机送麦种，这是力气活，得从大队仓库肩扛装满麦种的麻袋，走下跳板几十米，装码在马车上。一麻袋小麦种有180斤上下，一辆双套马车可拉上三十余袋麦种，送到播种大田地头。车老板是本村青年曾庆福，他比我大一岁，可他已是个响当当的“拿10工分”的老社员了。 第一次跟着他一起干活，他总是处处照应我，刚开始走在跳板上，哪只脚用力跳板就向哪边倾斜，走在上面晃晃悠悠让人不敢迈腿，更何况肩上还扛着180斤重的麻袋，得需要时刻掌握麻袋的平衡，不让麻袋倒下来。但是，越向下走心就越慌，越是怕掉下去。曾庆福扛一袋小麦种显得很熟练、自然，好像不花什么大力气似的。当我扛起袋子，他便鼓励我，“别低头”“向前看”“把脚落稳”“好，就这样”“慢点”，在他的鼓励下，我终于学会扛袋子技巧，很顺利地把180斤重的麻袋扛到了茓顶。空闲时他还告诉我干其它各种农活的窍门。 经过小麦播种期的一段合作，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每次他赶着双套马大车行驶在乡间路上，我乘坐在大车上总会产生一种愉悦感。特别喜欢看他舞打马鞭的那份潇洒，啪、啪、啪，一声声鞭响，清脆有声，响彻云霄，回响大地。他还手把手，教会我打响了马鞭。知青食堂伙食不好，他常请我去他家吃饭，他们全家待我特好，时间长了，我也似乎把曾庆福家当作自己的家了。 那年春播结束，中苏边境形势更紧张了，县委决定建设“三线”，修建县城通往小兴安岭深处的公路。于是从各公社抽调年轻干部，配合省公路局公路测量技术人员，组成三十多人的先遣队，赴深山僻野进行战备公路探路测量，曾庆福被选入其内。因三线的探路测量，是处于保密状态，自然当时不为大多数人知晓。从松树沟兴亚大队至小兴安岭反修林场三间房的公路，于第二年（1970年5月）正式开工修路。一晃，曾庆福去县“三线”有些日子了，作为知心朋友我很想他，于是决定上小兴安岭公路测绘工地去找曾庆福。 六月天，我找到干岔子公社去三线的送粮汽车，乘车到新兴公社已是中午，司机吃完饭喝了点酒说不走了，明天再走。我气得无奈，便独自一人往山里赶。六月的阳光照得身上发热，我走得快出了不少汗，感觉又热又渴，于是便趴到白桦树林旁的溪沟边喝了些水，继续赶路。快到山顶时，天上的乌云遮住了阳光，仿佛把天空盖住了，强烈的闪电伴随着阵阵雷声，不一会儿下起倾盆大雨。没有躲雨之处，我只能冒雨前进，军帽和衣服全都湿透了，只觉得身上很冷，但我走得更快，边走边唱边怪叫着，像神经病似的，反正没有人看见！下午五点多，雨停了，我也到了筑路测绘队，我找到了曾庆福，两人抱得紧紧的，就像几年没见一样，那天和庆福挤在一个被窝里，睡得甜甜的，香香的。 新兴公社原来就有通往三间房林场一条山路，窄得像一根羊肠，盘盘曲曲，铺满了落叶，而且时不时遇到积水的草甸子，还要顺草甸跳跃前进。公路工程测量队基本沿着原来的山道进行测绘改动，测量队每天的主要任务是用三脚架上的光学经纬仪，测量方位角、水平角、竖直角和距离。进行平面控制测量和地形图测绘，测定公路中心线方向和垂直于中心线方向的地面高低起伏情况，并绘制纵、横断面图。曾庆福的工作主要是帮助技术员架设测量仪器和观测标尺，精确放线以后，对直线或曲线段的位置，砍树打上红色边桩，我也跟着庆福砍树打边桩。 秋天的小兴安岭，天气说变就突变，我永远不会忘记1969年的第一场秋雪。9月18日，下了一晚上的暴风雪。第二天早晨，棉毡帐篷的门被大雪厚厚盖压着，好不容易才打开帐篷门，望外一看太美了，林海山川全都笼罩在白蒙蒙的大雪之中，我才真正知道了怎么叫林海雪原。因大雪停工一天，大家都在帐篷内打牌，火炉烧得帐篷内热乎乎，谁都不愿意出去。曾庆福对我说，你是否喜欢东北森林的野兔，这与上海的白毛红眼兔不一样。野兔又叫革兔、山兔、黑兔、满洲兔、山跳猫等，头部和身体背面为棕黑色，由棕色长毛与浅灰色毛相间，毛皮可以御寒，兔肉白嫩鲜美。如果你喜欢，我就送你一只。我说当然喜欢了，可你没有呀，他听了笑笑说：“你跟着我去雪地套野兔去”。我俩吃了早饭就悄悄进入离帐篷不远处的山林中。路上，我禁不住问庆福带了多少钢丝套，他却说没带那玩意，只拿了两根麻袋绳带。我很吃惊，忙问“那能行吗？”庆福并不在意我的吃惊，而是笑着对我说，到时候你听我指挥，配合好就妥。进林子后，我们在山脊背阴处转了一阵，庆福很快发现了三点式兔子脚印。因为刚下过雪，他用手指在兔子脚印上试了一下，说“这是新走的，脚印发软，旧印是硬的”。随后，他说：“你在后面沿这行兔子脚印一侧慢走，不要踩碰兔子脚印，我绕到前面把兔子截回来，就利用这行脚印把它捉住。”说完，他敏捷地疾步穿到前面十几米外，从衣兜里掏出麻绳带，做成活套。我正怀疑他如何能让软软的麻绳带立起来？只见他把麻绳带放在嘴边捋了两捋，沾湿的麻绳带一冻，立即像铁丝一样成了可塑物。他把用麻绳带做成的兔子套绑好，放在兔印要害处。盖雪伪装一下，麻绳带在雪地里很难分辨。做完这一切，曾庆福喊了我一句，你慢慢跟着吧！就拿出他的登山本领，三步并作两步消失在雪雾中。过了二十分钟左右，我听见了前面传来的雪地急促的脚步声。曾庆福在后面飞跑，他的前边几十米处，果然有一只灰黑色的野兔沿着那行兔子脚印跑了回来，还不时停下回头张望。我见状，怕惊扰了兔子，连忙跑向一侧的一棵大树后藏了起来。被曾庆福紧追不舍的野兔，拼力回逃，慌不择路，终于被伪装的麻绳套子套住。庆福跑到近前，用戴着棉手闷子的双手摁住了挣扎的野兔，谁都知道兔子急了也会咬人的。他攥住兔子耳朵和后腿，叫我上前帮忙。我从他的衣兜里掏出另一根麻绳带，帮他把兔子后腿紧紧系好。这么快就活捉了一只四五斤重的野兔，我真是大开眼界，对庆福的本事佩服得五体投地。曾庆福还告诉我，这样捉野兔要有好体力，比较累。还有一种方法，那就是在兔子常走的“主道”上布下活套。要找一根半米长的结实木棒，把钢丝套系在上面，放在狭窄隐蔽处，兔子夜晚被套住后，会拖着木棒跑一段，最终会被树木卡住，一般情况下兔子不会被勒死，可以捉活的。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和曾庆福在一起很快乐，才会更多体味人间那点点令人动心的美。十月末公路测绘工作将要结束回生产队。曾庆福告诉我，回家准备准备，过年要与季淑琴结婚了。 原来生产大队的马车队队长季国祥，是出色能干的车老板，是当之无愧的“村中能人”，他很喜欢赶马车的小伙子曾庆福，吃苦耐劳，聪明才智，心眼又好，想把曾庆福当女婿；季国祥的女儿季淑琴，在生产队里也是非常有气质，有内涵，不爱讲话更显得很文静。但干农田活顶是好手，谁都比不过她，曾庆福也很喜欢她。我听了很高兴，恭喜庆福找到了今生唯一灵魂之伴侣，愿他与淑琴相亲相爱，新婚愉快，百年好合！于是，我决定过年不回上海了，闹闹庆福的新房过大年。为操办曾庆福和季淑琴的婚礼，曾家杀了二头大肥猪，庆福的大哥开拖拉机从胜利大队拉来一车的江鱼。这次婚礼也是好事多磨。季淑琴的妈妈身体不好，要回河北老家。季国祥把女儿嫁出去后，即带着老伴迁返老家。所以婚礼一半是黑龙江风俗，一半是河北农村风俗。这婚礼也算是让我开了眼界，一是提亲仪式，即男家委托媒人到女方家提亲，若女方同意议婚，则男家再去女家求婚，俗称“说媒”。二是办庚贴，认为门户相当，男女两家就各办庚贴。庚贴有用红纸做的，上写成婚子女的姓名、年庚、三代、籍贯、俗称“四庚贴”，三是婚期，成婚前要选择成婚日，择正双日，正月初四，通知亲友婚礼日期。并开始清整院落，粉刷、布置新房。正月初四结婚，曾家好热闹，没有回沪的上海知青也来了不少，邻舍居家的大妈们从头一天就开始忙，得一直忙到下午撤席，农村嘛，就这样邻里邻居才有机会一起热闹，累也开心！我也不例外，年终分红得了一百七十元，曾庆福结婚送礼一百，从曾家杀猪日开始，一直住在庆福家，幸福无比！过了正月十五，季国祥带着老伴离开革命大队迁移河北老家，全村人送他们到村口。庆福赶着装满行李的马爬犁，送老丈人老丈母娘去县汽车站，我也跟着去送了，那一天母女俩离别哭得很伤心。 1970年春节过后，边境形势不容乐观，与苏军准备打仗的备战气氛很浓。干岔子公社各大队接到公社的通知，抽调部分社员上深山建后方三线，每个生产队内春节没有回上海的不少知青报了名，继续上山建设“县三线”，我也报名了。准备行李时我还穿着已旧破的棉胶鞋，这鞋还是上年离开上海时，市政府给我们知青每人发的。在北大荒，冬天脚下的一双鞋是很重要的，尤其是上深山野林更重要。曾庆福妈妈看到我穿的旧破棉胶鞋，感到十分心痛，说庆福“不关心”我。话音刚落，庆福马上拿出了一双新毡靴说：“这是我妈量好你鞋的尺寸，用毡一针一针给你缝的，你试穿一下看是否合脚”。那是我来东北后，第一次穿上北方少数民族的毡靴。我自然想起：“没有缝好的小毡靴，怎能穿它见情郎”，这是俄罗斯非常有名的民歌《毡靴》中的一句，那是我过去拉手风琴时很熟悉的一首歌曲。毡靴是一种冬鞋，对于北方少数民族乡亲而言，是每年严冬不可缺少的保暖用品靴子。我用毛巾脚布包上了脚，穿进毡靴内，感觉又合适又暖和，不知怎么，心情很激动，鼻子一酸，眼眶一湿，我怕眼泪掉下被老人家发现，一转身擦干眼泪。但庆福早就看见了，他笑呵呵地说：我和你一起去建“三线”。“那不行，你刚结婚不能离开嫂子”。我正说着，新嫂子季淑琴插上一句：“没有关系，你们去吧”！说起那年我穿的毡靴，现在城里人自然是不熟悉了，连网上老照片也难搜到，只存在记忆里了。随着人民生活的提高，如今已经很难看到了。如今，寻找快要失去的记忆时，我常常会沉浸在北大荒与庆福相处的旧梦里。我一直记得，当年我很自豪，因为在大队所有上海知青中，我是第一个穿上如此温暖的的毡靴的。 第二天，和曾庆福一起去奇克照相馆拍了合影照，也特穿上毡靴拍了一张全身照，寄给上海的父母，为的是让她们放心，让他们知道我在北大荒生活得很好，还有好朋友照应着！我们上山建“县三线”的一共二十多人，大多数是上海知青。那天晚上下了一夜的雪，雪后的早上我们出发了，54型链轨拖拉机拉着大爬犁，我们的行李放在爬犁上，大家都穿着厚厚的知青绿色棉大衣，头戴皮绒帽，脚穿棉胶鞋，佝偻着像棉花团似的，倚靠在自己的行李上。我穿的是毡靴，曾庆福穿的是军人大头鞋，大头鞋和棉胶鞋当然都不如我的毡靴暖和。 虽已是阳春三月，南方早已一片春色，但北大荒还是冰天雪地，尤其是那年上深山的路，路边积雪还有一米多高。乘坐在爬犁上人很冷，有些知青睡着了，曾庆福叫大家不要睡着，冰寒雪冻的在野外睡觉很危险，会得病。并告诫大家，手脚冰凉一定要活动起来。说着自己先示范起来，又拍手又拍脚，把自己穿的大头脚拍打得叭叭响，很有节奏，引起大家一片笑声。有个知青看着他的大头鞋问：“曾庆福，为什么叫大头鞋，不是叫大头鬼吗”？庆福笑笑说：“是的，也叫大头鬼子鞋，是伪滿时期的日本军人鞋，日本投降后，留下大批的日本军鞋改姓了，给解放军穿了。这种帆布面、里面是羊毛的皮鞋，前后都有皮子包着，棉线缝合，铝制鞋带扣，既保暖又坚固耐用，行军作战十分管用，因有很大的头，所以大家都叫它大头鞋。胶底也特别厚，显得非常笨重，我也是第一次穿它”。我坐在庆福边上，也自然地向大家介绍曾庆福野外捉兔子、打野鸡的真实故事，大家听了故事又惊讶又好奇，增添了对庆福的敬佩之情。 这次建县后方基地“小三线”，是由大队干部石良带队。山上很苦，我们盖起了地窨子，在库尔滨河两岸架起摆渡船的钢丝绳，临时住在林场费弃的仓房。石良大叔给我们讲起仓房的故事，说这个被费弃的仓房原来是日本式的三间房子，后被留用一间改为林场仓库，1969年也被废弃，林场盖起了许多砖房，其中有较大的砖木结构的仓库。1937年，日本开拓团进驻松树沟吴氏族地营子，被日本移民改为“新亚”垦地，并进山砍伐林木，开始掠夺森林资源。因深山交通不便，就在此地，即库尔滨河上游盖建三间房子，作为伐木场休息所，原木砍伐之后，放在急流的河水中，然后顺着水流到下游“新亚”垦地。在森林中采伐的原木，用普通的马车是运输不了的，所以就只能用这种方式，因此三间房子都住满了日本人。1946年春，苏军令松树沟新亚维持会缴械解散。堆积原木归苏军所有，称“三间房”堆木场。建国后，黑河专区设立林业局，隶属黑龙江省森林工业总局，三间房堆木场改为三间房林场。 三月的小兴安岭，夜晚仍是寒气逼人。仓房内两旁，我们用树干搭起大通铺，大通铺之间用空油桶做成炉子，装上烟筒烧起了木柈子。大通铺晚上睡觉时人挤人，有人半夜起来后，再回原来的位置，就会发现没了你的地方。最有趣的是，山上的小松鼠也来我们的仓房过夜，有时会猛地跳出来，吓人一跳。干了一天活，大家的棉胶鞋里外都湿透了，睡觉前会把棉胶鞋和鞋毡垫都挂在炉子上方烤干，因为明天还要穿。每天晚上睡前，曾庆福都要在炉子上放一桶水、炉子旁再放一桶水。一是早晨起来水是热的，可供大家洗漱用；二是防火。有些知青还不理解，会着火吗？一天，大家都熟睡了，半夜突然有人大叫：“着火啦！着火啦！”原来炉子上方挂的棉胶鞋掉到烧红的炉子上，胶鞋一旦着火又烟又臭，滿屋子烟，眼睛都睁不开，情况很危险，大家也都慌了神。这时听到曾庆福大声叫着，大家不要慌！同时听到刺啦刺啦、火被水浇灭的声音。火灭掉了，但水吸收热量而生成的水蒸气，却把仓房弄得雾蒙蒙的，大家得救了，原来全靠曾庆福备用的二桶水起了作用。第二天，石良把庆福灭火救人的事迹汇报给指挥部，曾庆福得到了表扬！ 开冻春暖，山下生产大队春播了，知青们都纷纷下山回到生产队。除了曾庆福被重用，留下当指挥部通讯员，我被调到县知青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时间过得真快，1976年我在黑河师范学校提前毕业留校，派我去逊克县“五七大学”黑河师范中师班，执教几何学。当年中师班在逊克县“五七大学”内，史好赟是这个班的学生（史好赟来自东升大队）。我问史好赟，曾庆福目前近况如何？他告诉我曾庆福已不是村党支书了，刚刚调入干岔子乡担任乡政府司法所司法助理。 星期天，我和史好赟一起来到干岔子东升大队，特看望曾庆福和嫂子季淑琴，二个女儿因星期天学校放假也在家。离别重逢是最美好的，我们举杯对酒畅叙，家长里短，儿女情长无所不谈。那谈笑风生、甚至有些肆无忌惮的闲聊，倾诉的是真情，珍藏的是友谊。庆福告诉我，他已调入干岔子公社司法所担任司法助理，主要协助所长做好信访、维稳，以及乡镇刑满释放人员的对接工作，普法宣传之类等，工作很忙，但也乐观乐意。可家务事以及田园子的活，都是你嫂子一人打理，她太辛苦了。谈话中我知道曾庆福九月份刚从大寨参观回来，下半年虽不当东升大队党支书，但还是很荣幸地以大队党支书身份，参加逊克县农村干部赴大寨学习参观团，并且也去了北京。曾庆福能力很强，在担任东升村党支书期间，还在干岔子司法所兼任义务司法助理（临时）。庆福也因此获得1975年度县先进义务司法员称号；同年还获得县优秀党支部书记称号。 这酒饭太长了，说不完的话、唠不完的嗑。嫂子季淑琴也不断送上一盘又一盘下酒菜。申时过，我要回去了，突然想起背包里还有相机，我要多拍几张照片。虽说酒逢知已千杯少，能喝多少喝多少，但喝醉了拿着相机，拍摄对景老是对不准焦距，又把光圈放大，结果拍摄的许多照片都模模糊糊，太遗憾了。唯一一张照片是清晰的，就是曾庆福穿司法警服和大女儿曾美晶的合影，那时美晶是高一学生了。 2007年7月初，曾庆福在曾美晶陪同下到上海华东医院治疗。7月12日我知道后特地从常州赶往上海，和叶爱齐去华东医院看望庆福，曾庆福已做完手术在重症病房，不让探望。没有见到曾庆福，我去医生办公室，找姓陆的主治医师，他说打开曾庆福的腹腔后，发现胰腺癌已大面积扩散，已无法切除，只得重新把腹腔缝好，可能还能多活一段时间。我听了很难过，想哭又不敢哭，痴呆呆地站着，心里上上下下翻滚折腾，五脏六腑都仿佛挪动了位置。陆医生下面的话根本没有听下去，当听到叶爱齐说，我们可以走了！我才“醒来”知道自己也很无奈。 那年十月初，我参加一次教育部在沈阳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三天的会议结束后，我马上赶往干岔子乡东升村看望庆福，庆福见我来了，紧紧抱了我一下。我知道他的笑容含着苦涩，他的整个腰部都疼得厉害，但还强坚持着笑脸！他让我晚上陪他一起睡，有话可说，我答应了。但到了晚上，他却安排我在他妹夫魏清友家住宿和用晚餐。我心里明白，他是不让我知道他现实的痛苦。 第二天一清早，庆福在家等着我，问我睡得好吗？我晓得自己能睡好嘛？千头万绪想了一晚上，心情低落，但还是对他说睡得很好，怕他难过。由于工作关系，我还要赶到哈尔滨机场飞回常州。临离别时庆福紧紧握着我的手，讲了最后一句话：“老弟你很优秀，优秀是一种习惯，生命是一种过程，放弃是一种智慧，缺陷是一种恩惠，笑而不语是一种豁达，痛而不言是一种修养悟透这些，你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没想到最后一次离别，竟和庆福哥永别了，伤心欲绝! 2018年6月，逢庆福哥逝世十周年，我又来到第二故乡为庆福哥扫墓。嫂子季淑琴把我带到庆福墓前，在墓碑祭台上放好祭品，然后向庆福哥三叩首、焚香、敬酒、说说心里话，大哭一场。追思庆福哥，遂作： 冥镪焚香风中酒，泪花渐欲眼中泅。 悲从风来怀中搂，告慰知友志相守。 （作者介绍：上海市长乐中学68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3月赴黑龙江省逊克县干岔子公社革命大队插队，次年到该县五七农场二连落户，1973年年底担任副连长，次年就读于黑河师范学校，毕业后长期任教。2014年于江苏省省委党校退休。） （研究会公众号编辑周培兴） （责任编辑 晓歌） （）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