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批赴逊克县插队的“小69”是在1969年深秋（十一月份），先后从松江县、静安区、卢湾区的几所中学出发的。在松江县挑选了一两所有影响力的中学，动员一批积极性高的骨干首发。市区的几所中学则是采取整班动员、整批出发的办法，搞所谓的“1969届下乡动员试点”。但是，在市区的绝大部分中学里，69届的下乡动员是在1970年春节过后开始的。 1970年2月27日的《文汇报》，刊登了上海市卢湾区鲁班中学一批1969届毕业生的文章，标题是《年龄十七不算小》，表达了他们（署名“北国风光战斗队”）报名到艰苦地方插队的决心。当月，该区的各中学还在上海市体育馆（位于陕西南路）召开1969届报名下乡的联合誓师大会。其他几个区也行动起来，杨浦区几所中学1969届的首批报名人员被组织起来，到外滩游行暨向全市人民“报喜”。在闸北区，上海市第六十中学的69届下乡动员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该中学有一批1969届同学聚集起来，要求到最远最艰苦的地方去插队，在插队去向表格里填上“逊克县”。 应该说，那一年体现在上海市1969届初中毕业生身上的“上山下乡运动”，贯彻了极左政策；但在赴逊克插队的知青心中，认定的是“家国情怀”，即不在城里“吃闲饭”，要靠自己养活自己，并且在国家需要的情况下，到最艰苦的北疆去插队，建设与保卫那里！这些知青是好样的！细数在逊克县插队的那几千号“小六九”，也真的是不算小，厉害得很！ 本篇要介绍的一位知青人物——黄仁伟，则是当年比“小69”还要小的“知青”。出生于1954年9月的他，在10岁那一年（1964年）得到一个幸运的机会。那年，党中央制定培养国家外交人才的长远规划，在北京、上海等几个城市里，挑选一批幼童进入外国语学校长期培养，在上海市建立了上海外国语学院附属学校。他被入选了，在1964年秋季从闸北区第三中心小学转到上外附校小学部，从那时起开始英语学习以及国际事务的启蒙教育。两年后“文革”发动，他无知无畏，拿着“上外附中”的学生证，与另外两个“小猴子”一起去北京“串联”。在天安门广场上拍了一张照，寄回家去。姐姐说:“人没桌子高，跑得倒远。”“文革”祸害国家，原先制定的培养外交幼童的长远规划被无端中止了。上外附属学校解散了，全班同学都被安排就近入学，他来到上海市第六十中学就读。 仅仅一年不到，69届“一片红”下乡运动开始了。校内有一批69届同学们把目光投向了祖国的最北疆，那里弥漫着珍宝岛的硝烟，那里有大片荒原等待着开垦，那里有金训华烈士战斗过的逊克县！在沃兴德同学的带领下，组成一个“创业兵团”。黄仁伟也跟着参加。1970年元旦，两报一刊发表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读着那些有激情的文字，激起“创业兵团”成员的无比豪情。由黄仁伟与刘国平等人奋笔疾书，连夜写成一篇“创业兵团的”《北征宣言》。接着，黄仁伟自作主张，从家里“偷出”户口簿，到派出所把户口迁到了逊克县。父母与姐姐事后得知，百般无奈，只好含泪送他北上。 1970年4月18日，是他永远难忘的日子！“创业兵团”成员在彭浦火车站广场上散发《北征宣言》，又在车站大喇叭里广播他们的《北征宣言》；黄仁伟则在待发的车厢窗口，不停地舞动着一面红旗，旗面上写着“创业兵团”四个字。当时的他与同批插队战友真的是怀着一份赤诚之心，决心干出一番事业，“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下乡后，他们遇到了事先未能想象得到的艰苦环境，“小六九”们经受了极大的考验。有热情消退、情绪低落的，也有不屑磨难、砥砺前行的。他属于后者。黄仁伟与创业战友们初次插队在逊克县边疆公社黎明二队（现为光明村），那个村毗邻黑龙江界河，距离逊克县城廿余公里。这是个富饶的鱼米之乡，生活物质交通诸方面条件要比后来的三线建点好得多。 当年秋季，县里发出战备动员，要在该县小兴安岭腹地、库尔滨河畔建设三线“战备基地”，要求当地社员与插队知青报名。他与“创业兵团”同学们一商量，决心“二次上山下乡”，到更艰苦的地方去！于是，他们就去了三线，创建反修公社（起初称“反修五七农场”）一连。 一连在当时称作“卫星河口”的地方，满眼是深山老林与峡谷石砬子，看不到一星点当代社会面貌，完全是大自然原始林地状况。无屋无路无耕地，靠“创业者”白手起家，拓荒开地，修路搭桥，搭棚盖房。年仅16岁的他，承受了所有这些活儿的苦和难。有一段时间，他与陈伟民一起到“大包干”地方去干活，远离一连集体，身处“荒野之地”，白昼干活，入夜闻野兽嚎叫而难眠。 使他得到更多锻炼机会的是在反修公社修筑路营，那是在1973年上半年，他已经是一连副连长，带领一连青年男女参加从老新兴村到三间房林场的筑路。在那里，他白天带领大家出大力流大汗，劈山开路，组织开展劳动竞赛；在夜晚和雨天，就组织读报学习、开展文娱活动，在帐篷里讲述红军长征的故事，调动筑路营战士们的积极性。尽管他年纪只有19岁，上级领导却看到他那一份与年纪不相称的成熟和才干。当年秋季，从筑路营回一连后不久，黄仁伟加入了党组织（时间是1973年11月）。接着，在1973年12月，公社党委派他到六连担任主要领导，任党支部副书记兼连长。 年纪轻轻的他能够挑起这副重担吗？六连地理环境十分艰难，距离公社60里地，距离县城250华里，中间要跨越几条河流，翻过多座大岗。生产状况更是困难重重，在全公社排名垫底；尤其是六连前任两个主要领导违纪违法、问题极其严重，导致六连集体经济完全“崩盘”，欠下一大笔债款无法偿还，社员劳动分配几乎为零。全连社员以及知青都忧心忡忡，六连会不会散伙了？大家都为他捏一把汗。上级领导却十分相信他，选中他去六连挑担子。黄仁伟没有什么犹豫，下决心，“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到六连后，黄仁伟以诚待人、以身作则，搞好老社员与知青的关系，更注意维护连队领导班子成员的团结，很快就打开了局面。他集中连队主要人力精力搞生产，尽量改善连队生活条件。他领着机务班战斗在开荒打粮的主战场，不停地扩大开荒面积增加粮食产量。他接手六连时，已开荒耕地仅有30余垧。在此后二年里逐渐开出新的耕地，全连种植面积达到150余垧。至今青岭村（即原六连）已有耕地1000余垧，老乡们仍说这是当年知青们打下的基础。另一面是利用自然条件大搞“副业”，当年就组成几支队伍，一支队伍由他亲自带领，挖石灰，出售挣钱；另一支队伍由副连长詹曙光带队，打柈子换现金；还组织社员大规模挖玛瑙石、采集山货，以副补农。六连缓过来了，没有散伙！ 黄仁伟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干部，在困难的环境中特别注重思想的启发诱导，用连队的远景规划鼓励连队战友，保持参与集体生产的积极性，提高劳动效率。有一天，黄仁伟在摘抄毛主席语录。他在笔记本上端端正正地写上：“带着新鲜血液与朝气加入革命队伍的青年们，无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非党员，都是可宝贵的，没有他们，革命队伍就不能发展，革命就不能胜利。但青年同志的自然缺点是缺乏经验，而革命经验是必须亲身参加革命斗争，从最下层工作做起，切实地不带一点虚伪的经过若干年之后，经验就属于没有经验的人们了!——毛主席安吴青训班题词”。同室知青好友朱炳新看到后，十分喜欢，向黄仁伟索要去。（朱炳新要去后，一直珍藏身边。在40多年后，拿出此件。黄仁伟见此一纸，往事涌出，激动得很，称：真战友！）。 一位公社机关新干部头一次到六连工作，当晚借宿在知青宿舍，听到看到黄仁伟领着知青们聊天，讲的都是一些积极有趣的故事。大家的乐观情绪感染了这位干部原本被六连极端困难环境所吓倒的内心。有两位1976年秋季到反修一连插队的四川知青李勇与陈远智，听到黄仁伟的事迹后，放弃在各方面条件都好许多的一连，自愿到最艰苦的六连去插队。就这样，在不长的时间内，黄仁伟带领六连同志们靠自己的力量，还清了之前连队拉下的数万元“陈年老账”，并且在提高社员劳动分配的前提下，逐年增加了连队集体积累。 在六连任职期间，黄仁伟处处身先士卒，不脱离生产第一线，脏活累活抢在前，付出了极大的辛劳。1976年8—9月间连队麦收“大会战”中，他因积劳成疾，昏晕倒地，连续高烧40度一周不止，经送公社卫生院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六连距离公社所在地有五六十里，他到公社开会总是来回步行。山路崎岖，山兽环顾，他无所畏惧，经常是背一支枪，独自一人，夜行归队。 由于他的努力工作，六连形势明显好转，赢得地、县、社三级领导一致赞扬。1975年8月，黄仁伟和全县其他知青代表出席了黑龙江省唯一一次全省知青代表大会。在1976年5月召开的逊克县第三次知青代表大会上，大会表彰六连知青集体为“先进知青集体”。在1977年7月召开的黑河地区第二次知青代表大会上，六连青年点再度被授予先进集体称号。 黄仁伟个人的工作能力也得到上级肯定。1974年下半年，公社党委向县委报告:提拔他为公社党委委员兼公社革委会副主任（不脱产），当年12月26日得到县委批准。年仅21岁的他成为全县知青的领军人物之一（那几年有金士英、沈永志、马国强、陈艳芬、郭小平、沈云秀、王珏、吴建光、张恒瑞、曲桂华等10位逊克知青先后被安排在公社领导岗位）。 天有不测风云，正当六连工作稍有起色之际，1975年10月的一场山火给予他一次打击。因连队涉嫌烧荒跑火，导致小兴安岭大片林地被焚毁，上级领导追究他负有领导失误责任，给予他免除党内外一切领导职务的处分。但在处分之后，上级领导又通知他出席县党代会，并口头通知他继续担任连队主要领导工作。就这样，戴着受处分的帽子，他又在连队主要领导岗位上工作了两年之余。 黄仁伟从1973年初担任一连干部起，到1976年秋季的最后一批“推荐上学”，他放弃了一次又一次离开农村的机会，宁愿把上学以及招干招工机会让给其他知青。到了1977年10月，形势大变，中央媒体报道当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推荐入学制度，大中院校招生恢复高考入学的办法。此消息一出，他似乎又看到了上外附中教室里的灯光。他义无反顾地做出了人生的再次选择，一定要重返课堂，接受正规教育，为祖国现代化建设再奋斗50年。他以悬梁刺股、囊萤映雪的动作，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拼命复习文化课程。当年12月，他在风雪严寒中走进“文革”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考场，取得高分，并被录取到哈尔滨师范学院（1980年更名为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 1978年3月初，黄仁伟即将离开患难与共的知青战友和乡亲们。他脱下沾满油垢且厚重的黑棉袄，交给比自己年轻的“川青”陈远智；他在拖拉机旁与各位知青合影，并独自在北岗上久久地俯瞰着山脚下的六连村屯；慢慢地告别了这段长达九年的知青经历以及七年的队干部生涯。 几十年又过去了，当年的知青队干部黄仁伟，如今仍然是五千逊克上海知青的翘楚。每一次反修公社知青或本县知青聚会，大家都盼望着他也能出席。但是，他太忙了，太累了，不能每一次都出席。可是，他做到了“只要有一点空闲就会出席”的承诺。他不仅仅每年多次参与本县社知青聚会，领唱当年热血沸腾的《逊克知青之歌》。他还几乎每天在逊克和反修（宝山）知青微信群里问候大家，并发表许多卓有见地的图文，给大家以启迪与探讨。笔者听到与看到的很多逊克老知青，无不对他谦逊高尚的人品致以敬意，称他是“来自知青、不忘知青、情系黑土地”的高端智库专家。 逊克知青队干部黄仁伟，真是好样的！ 附记：黄仁伟，男，1954年9月生，博士、二级研究员、博导，原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上海市社科院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主席。现任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兼任外交部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国务院台办海峡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美国学会名誉会长等职务。2001年获国务院特殊专家津贴。2000年获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和五一劳动奖章。2001年当选上海市第八届党代会代表。2002年至2011年连续二届当选上海市人民代表。2019年获共和国（建国70周年）纪念章。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其中包括中国国际战略、中美关系(含台湾问题)、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经济关系，是国内首创“中国和平崛起”研究的学者之一。《中国崛起的时间和空间》以及相关的上百篇论文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广泛引用。 涉及文的照片以及说明：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