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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知青老照片——上海知青在云南》影册，第一章“离沪赴滇”的九帧定格在1968年12月21日的老照片是我们这代人永远难忘的印迹。那是在上海北火车站的月台上，早晨寒气浸人。南市、闸北、普陀等十个区的1076名67届初、高中生就要乘火车西去云南西双版纳，那是不知前途、不知未来和不知命运的时刻。照片上的场景是纷杂的，脸色凝重的家长们牵送着自已的孩子，即将登车赴滇的我们却是忙乱地告别着同学、告别着亲人，年少的面容是飘忽不定的，时而的笑容也是尴尬的。未脱稚气的我们大都斜挎着书包。这些即将告别学生时代的留影，没有挥手、沒有喜悦，只有捧在胸前的毛主席像。卢湾区的储嘉琪同学趴在车窗上使劲伸出手，妈妈和外婆勉强拉到她的手指，其难舍难分的场景是那样地揪心，这也是我们首批离沪赴滇的上海知青此时此刻的写照。 我告别妈妈的情景至今非常清晰。清晨，哥哥扛着手提行李袋陪我走到村口，不禁回望，妈妈还靠着老屋的大门口凝送着我，悲哀的神情，对于自愿报名去云南的我，有说不出的不舍和惆怅。 我们闸北区的学生在天目西路的闸北工人俱乐部集合，几辆公交车载着我们顺着天目路从北火车站宝山路进到露天月台。各区学生陆续到达，一片纷乱，拿着长矛的“文攻武卫”工人纠察队在维护着秩序。我作为闸北区学生连的连长，协助护送我们的区工宣队俞惠莲师傅招呼着和家人依依惜别的远行人上车，也顾不得与前来送行的哥哥、姐姐、姐夫和同学们多说上几句话。忙上忙下地招呼着刚相识的同行人，满车厢的少男少女，象无头苍蝇一样乱哄哄地放行李、找坐位，也有几位家长拉着自已的孩子前来托付我这个高中生，一路多多照顾。 一声汽笛响起，“哇——！”像是大合唱般车上车下哭声一片。我比其他人大几岁，强忍着眼泪，无奈地默坐在车窗前，呆呆地望着渐渐远去的送行亲人———再见了，上海！。 说起来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火车还没驶出上海，大家已破涕为笑，互相招呼着，是哪个学校、叫什么姓名，或分送着糖果吃起来了。我们东风红卫农场闻名的老无锡（章根海）、大宁波（张敬海）、中宁波（徐幼智）、小宁波（邱炳楣）、灶虾（任如潮）、大江北（王日发）、部长（杭伟荣）、小江北等绰号就是此时笑闹中叫出来的，伴随至今。 这一天是难忘的。在火车上，我参加了赴滇指挥部人员的会议。会议由卢湾区武装部的张军代表主持，各区护送老师都是当然的指挥部成员，代表市红代会的金训华（兼杨浦区带队）也在其中，参加会议的还有代表西双版纳勐腊总场的徐汇区学生张援朝（定居美国、已过世）、红旗总场（橄榄坝）的史剑秋（现居昆明云南省党校）和东风总场的我，商讨这一路怎么安抵云南。会议上说到有人私自上车赴云南，我的意见是既然自愿，要去就去嘛。可张军代表的决定则是，“我们是代表市革会护送的，既不能少一个，也不能多一个，要安全护送大家到云南，偷偷上车的人一定要说服动员下车”。在影册（第15页图1）中，南市区嵩山中学的温融雄同学在株洲被劝下火车后，又跳上了其它车次的火车到达昆明和同学合影留念，“偷”成为了云南知青。 夜幕降临，火车进入江西境内，我迷迷糊糊打着瞌睡。铁路中学的黄寅敏推醒我说：连长你听，毛主席发表上山下乡的指示了。列车广播的清脆声响震醒了我：啊，又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了，而且是对我们学生的，这是大事啊！我急忙走向列车长室，想听得更清楚些。走到列车餐车，这里已经聚滿了人。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要写大红喜报的、要向上海发致敬电的、有读着报喜词的，乱哄哄的没有一个头绪。我看这样不是个事，就根据大家的言语立即写了几句，大声地说，“我写了几句致敬电，大家看行不行？”记得最后结尾是“屯垦戍边，反帝反修，解放全人类，赤化全世界。”现在看来是多么可笑得不知天高地厚，但当时大家认可了这封给上海市乡办和红代会的致敬电。我找到列车长请他电传上海，此时已经夜深人静。我独自看着车窗外飞驰而去的旷野，黑黢黢，风呼啸，激奋之余是沉沉的迷惘：三年“文革”无休止的争斗，疲惫、无聊、厌恶，总想寻找一份心灵上的宁静，寻找小说《边疆晓歌》中生活的悠远、清淡。生活了20年的上海已不再是依恋的故乡，远赴南疆，是喜、是忧，心中一片茫然。 当时，写下《寄战友》：笛啸泪洒浦江远，欲问此行何处去？大旗直指南疆舞，高歌长驱六千里。夜风啸啸寒衣紧，雄语声声夜无眠。一纸风随致敬电，何日同垦荒戍边。心情不知是激动还是迷惘，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毛主席指路我前进。 第二天，车厢里热闹了，指挥部人员由张军代表带领着，一个车厢一个车厢宣传着毛主席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全列车的知青也就是看热闹似的沉浸在自我兴奋和茫然之中，说不清对我们首赴云南知青一个最高指示的肯定和快感。 列车西去，路途漫漫；思绪万千，一往无前。一个共青团员的寻梦之旅———是否就在天边的西双版纳？！ 1968.12.21，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原本还是“四个面向”的青年学生的分配方案，一下子变成了“一片红”的上山下乡，“左”到极致得每一个学生必须“上山下乡”、要到农村去，原本仅是人生道路上的一段“再教育”却改变了命运的走向，甚至演变成生命的全部。55年后的今天，追忆“1968.12.21”是难忘的一天，大多数人坎坎坷坷走过来了，可有多少陆宝康（影册P320）、瞿林仙（影册P316）、朱梅华（影册P320）这样的年轻生命留在滇边的红土地上、永无魂返故乡了！ 俱往矣，云南知青，一个永远无法说清、道明的话题只能留在历史的记忆中了。  晓歌 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