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1月28日，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王一平（右）到固镇县仲兴公社丁庙大队看望慰问上海知青：徐苏穗（中）、莫大琛（左）。《青春记忆·知青老照片——上海知青在安徽》第228页）
插队第二年，我就被社员推到记工员岗位上，接着生产队会计工作也交给了我。我边干边学，做到日清月结，得到了社员信任，这为我以后当生产队长打下了扎实的群众基础。下放5年多，看到生产队依然沿袭传统落后的生产管理方式，我萌发了要当队长的想法，想用自己的努力去改变生产队面貌。 生产队是当时农村最基层的集体所有制生产单位，有自主生产权、独立分配权。生产队长既是农业生产负责人，也是全队事务管理人，要管社员的吃喝拉撒。一位曾当过队长的退伍军人对我说过：“当队长要有鹰眼兔腿水牛肚，还要有狼心狗肺。”意思是当队长要目光锐利，心胸宽大，腿脚勤快，但不能太善良。 路西队是一个自然村，规模小，连知青共有23户100多人，耕地440亩。但能人多，有5名现任大队干部。家族、派性势力左右着生产队，“庙小菩萨多”，难干。 我当队长是源自县委路线教育宣传活动快结束时的一个契机，当时我已经是入驻丁庙大队的宣传队成员。 （1973年6月，固镇县仲兴公社丁庙大队路西生产队上海知青莫大琛在打麦场上搓牛绳。《青春记忆·知青老照片——上海知青在安徽》第84页） 1974年5月，路线教育进入尾声，路西队队长与其家族成员给宣传队出难题，突然撂挑子不干了。即将午收，全队却停摆了。 宣传队领导紧急研究，因我对路西队熟悉，便提出我回路西队当队长的想法。经向公社党委徐书记汇报后，公社党委批准任命我担任路西队长。 虽然我的任命级别很“高”，但更需勇气，还要有处事能力。此时故意撂挑子的家族不乐意了，在我上任前，就指使人出来挑衅。一对父子对我进行暴力威胁，老的撒野，想用镰刀砍我，幸好被几个支持我的年轻社员抓住了镰刀，我顺势朝他脸上打了一拳，他儿子又从背后上来夹击，我也狠狠还击了他。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打架，目的是警告他们以后别再撒野，我不是好惹的。5月29日，宣传队负责人到路西队召开队委扩大会，宣布了公社党委对我的任命。我对将要开始的午收夏种等工作，给队委会成员进行了分工。当天晚上我召开了全体社员会，对开镰午收作了动员安排。 我上任了，但树欲静风不止。 第二天，我去公社为午收买农具，没想到刚找到徐书记，还没谈几句话，队里一名社员急匆匆赶来，告知生产队出事了，在打群架，我意识到这是给我这新官的下马威。我立即和社员朝回赶，边走边想着解决的办法，突然想起曾看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处理一起部落骚乱时，曾单枪匹马赶到现场，骑着马往人群中横冲直闯，朝天开枪，用这突如奇来的举动震慑住了骚乱人群。 当我赶到生产队时，村里一片混乱，女的对骂，男的互殴。我觉得此时劝架已无用，也不能直接去拉架，可能会被说成拉偏架。于是我逆向思维，以“狠话”来刺激他们，当场用当地人的语气大声喊：“眼看小麦成熟了，你们连粮食都不想吃了，有劲没处使，今天我就看你们打，有多大本事都拿出来使劲打，打伤了你们自己负责，打死了我来负责处理，法办！”这么一喊，还真起作用了，双方见我不劝架反让他们打，都觉得不好收场，松手不打了。见有些妇女还在对骂，我喝道：“立即各回各家，谁还在现场就追究谁的责任。”我这正反几招制止了这场有预谋的群架。 马上开镰了，必须迅速平息此事，我立即把情况向宣传队作了汇报，谈了自己的意见：争取在生产队里处理。因为路线教育还没正式结束，如提交给宣传队处理，定会成为路线教育的坏典型，矛盾一激化，势必影响午收，这正是挑事者的企图。领导赞同我的想法，同意宣传队先不介入，由我去处理。当晚，我就召集全队社员开会，处理打群架的事。我说：“路线教育的目的就是用正确的路线方针教育大家，提高思想觉悟，搞好农业生产，争取多分粮多分钱。大家要从这个高度来对照自己的行为，找自己的差距。作为人民内部矛盾，今天参与打架的只作自我批评，找自己的错误，提高自己的觉悟，不准批评别人！如果不认清形势，坚持自己的错误，不仅影响我们生产队的午季生产，还要影响整个大队路线教育的顺利结束，这个后果是要有人承担的，我希望这件事能在我们队解决，不提交宣传队去处理。”我这么一说，被动参与打架的社员纷纷作自我检查，个别桀骜不驯的大队干部也不得不作了检讨。领导听了我的汇报后，非常高兴，“没想这件事这么快就解决了”。 事后，我顺利组织了上任后的第一个午季抢收抢种。为了尽快割完脱净，我把打麦场扩大到5亩地，动员所有可以拿镰刀的社员全部下地割麦，推行多劳多得的记工。第一天就割了将近130亩，第二天割了100亩，第三天剩余40亩小麦很轻松就割完了。5天后，生产队小麦全部打好脱净，开始晒麦、收仓、预分。 俗话说“买卖要狠，庄稼要紧”，麦收后，我马上安排劳力犁麦茬地，种黄豆和山芋，农谚“夏至种黄豆，一天一夜扛榔头”，黄豆要赶在夏至当天种下。 6月中旬，我就拉一车小麦去公社交公粮了，路西队成了全公社第一个上交公粮的生产队，正巧徐书记在粮站检查工作，说：“没想到你还真行，回去你就写一份入党申请书，让大队党支部报公社党委，我来批。”当年12月，我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当队长后加强了生产队管理，对队委几大员的职责进行明确分工，并实行会计管账不管钱和物，仓库由保管员和会计各掌一把钥匙，开仓同时到场的财物管理制度。会计要定期公布财物账目，记工员记工分日清月结，并将情况定期向生产队全体社员公布，让大家放心。原来队委会全部是男社员，75年4月初队委会重新选举时，我增设了妇女队长一职，以调动女社员的积极性。 我对分配制度做了一定改革，工分记法上，取消过去一直采用的大呼隆干活，平均记工分的办法，按照劳动的质和量记工分。如收割是按劳作面积记工分，在农田管理上实行小段包工，田管按地块分包各家，直到收割前，都由各家负责管理，我们队委负责验收记工分。我从第一个午季抢收抢种开始，便实行新的记工办法，调动了社员劳动积极性。 我推行科学种田，首先是改良土壤。利用种植季节的间隙，大面积种植豆科类青作物，进行有机绿肥养地轮作。对缺磷地块加施骨肥，增加土壤有机成分。我还在牲口饲养棚边上开挖大粪池，一层麦草一层粪进行沤制。动员社员外出拾粪算工分，交生产队积肥来增加有机肥。 小麦一直是生产队主要种植作物，但产量很低，亩产才100来斤，广种薄收。我当队长后，从公社农科站了解到小麦品种分为冬性、半冬性、春性三种，受社员质疑的小麦良种“1716”属半冬性，生长期短成熟早，如果秋分之前提前播种，反而延长了生长期，过年前就会发蘖，冬天受冻，影响收成。找到了原因，我坚持选用“1716”良种，按其特性在秋分当天开始播种，过年前只出苗不起蘖，第二年小麦长势很好，午季产量翻了两番。 我也注重经济作物的种植，除原先的烟叶、花生外，重点选种了棉花。当年种植的棉花大丰收，不仅满足了社员用棉花的需求，还增加了经济收入。第二年，不需要我再提种植计划，社员就主动要求生产队多种棉花。 1975年3月，一名生产队饲养员壮年病逝。他生前为人本分，兢兢业业，和另一位饲养员搭档，精心喂养着生产队7头耕牛，以及4头小牛、5头驴，春夏秋冬，起早贪黑，晚上忙不完就在牲口棚睡。他有五个小孩，家庭负担重，得了颈部淋巴肿瘤后，得不到有效医治而去世，我心中非常难受。 过去农村死人都是由丧家自己办后事。这次我决心用新风尚代替旧风俗，召集队委提出以生产队的名义为他办后事。经他妻子同意，生产队以高于市场价买下他家的一头老母猪，用这笔钱为他置办棺木，剩余的钱给他妻子补贴家用。我派了副队长和会计专程去县城买回棺木，并一起抬尸入棺。以生产队的名义开了追悼会，全队社员都参加，我致了悼词。按旧俗，死者家要请送葬的社员吃顿饭，但这次，社员都很支持新风尚，没有去他家吃饭。我用这些做法在生产队提倡新风尚，也告诉社员，生产队不能让踏实干活、为人本分的老实人吃亏，这对大家都是一次教育。 后来，上海市领导率慰问团来丁庙时，听了我的汇报，都给了积极肯定。  作者简介：莫大琛，上海市静安区新成中学六九届初中毕业，1969年1月到安徽省宿县专区固镇县仲兴公社丁庙大队路西生产队插队。1975年10月招生离开。（公众号编辑：周培兴） （责任编辑 晓歌）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