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宽阔的西拉木伦河两岸，采石场上炮声隆隆，围堰工地车水马龙，施工机械昼夜不停，民工营房炊烟渺绕，整个工地人声鼎沸。不久，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在紧张艰苦的施工劳动之余，来自农区牧区的广大民工迫切需要精神文化食粮，而当初那里只有传统的广播和难得放映一两场的流动小电影。于是，工程指挥部决定组建一支业余文艺宣传队，由我负责，并从旗乌兰牧骑调来一位艺术指导。我从上海、苏州采购了宣传队所需的演出服装和乐器等，同时迅速向全旗各公社抽调文艺队员，组成了当时被称之为“第二乌兰牧骑”的文艺宣传队。队员们实行边劳动、边排练、边演出，坚持自编自演，反映工地生活，为民工服务，以丰富工地的文化生活，几场演出下来，很快就名声大振，深受民工和当地农牧民的欢迎。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并未学过演艺专业的我，居然还当了几回导演,有两个戏让我印象特别深：一个是宣传计划生育的独幕话剧《幸福花》。当年，我还是没找对象的小伙子，却领着一群差不多年龄的青年男女，排演起这个讲生儿育女的节目，还真不知道有多“难为情”！最后节目硬是排成了，男女老少看了都说好。 第二个大戏是粉碎“四人帮”后，我从电视上看到由中国话剧团金振家、王景愚创作的五场讽刺喜剧《枫叶红了的时候》，并从新华书店买到了剧本，居然也打算在我们小分队排演。指挥部的领导很支持：我们可以建造大工程，也一定能排演出大节目。作为导演的我，使出了浑身解数：琢磨剧本，听录音、过“电影”；理清剧情结构和发展脉络，分析统计角色上场时间和次数，设计简易的舞台布景和服装道具；选定演员角色、剧务人员分工；编写动作、场记和排练要点，请工地的木工厂加工制作布景道具，借的借、买的买、做的做、画的画，两条战线一起忙！经过认真动员和短短十多天排练，就顺利通过审查。第二天就在建设工地简陋的广场舞台上正式公演了，反响不错，接连三个晚上，能容纳一千多人的广场，观众一场比一场多！此举的成功大大出乎预料。“海日苏工程排演了一台大戏”的消息迅速传到了旗政府所在地乌丹，旗领导就调我们去为全旗的三级干部会议和青年先代会做专场演出。《枫》剧应景的时代意义、巧妙的剧情和演员们认真的演出，换来了很好的效果。汇报演出后，有人玩笑地说：“这么好的戏，你们可以卖票嘛！”这话还真的让我动了心：自“文革”以来，看戏看节目，全都是免费送票的！这回我也不怕长了“资本主义尾巴”，真的来了个卖票公演！连续6场，竟变成一票难求，欲罢不能。最终只好紧急叫停，打道回府，风风光光地回到了海日苏工程，我也算名副其实当了一回文化局长。 这两年里，我们编演了各种形式的反映建设工地火热生活的节目，生活气息浓厚，表演生动活泼，使广大创业战士受到很大鼓舞，指战员们反映：“文艺队演的都是咱工地上的事，看了就觉得特别亲切”。在近30个创作节目中，独幕话剧《报捷之前》，快板书《英雄会战合拢口》《增产节约好处多》，表演唱《选镜头》《四大妈参观闸门厂》，群口数来宝《条条战线传捷报》等，都是较好的节目，有的还成为每场演出的保留节目。至今，我还珍藏着那本工程快结束时自己亲手刻写蜡纸、编印而成的创作节目选辑——《战地黄花》。我们的文艺队员也得到锻炼，工程结束后回乡成为文艺骨干，高志新还当上了旗乌兰牧骑的队长。 在海拉苏工程的时间里，留给我影响最深的，还是当时干部群众齐心协力、战天斗地的情景和精神。我们的各级领导，开会时是领导，开完会就是民工，操起家伙能干活，很少有官架子，完全同群众打成一片。那时，文艺队经常演唱的就是一首“长征组歌”中的《过雪山草地》：“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记得1977年冬天，工地上大部队放假过年了，只留下少部分施工人员和干部值班。我的日记显示：2月7—24日我在工地值班，期间包含春节。大年夜，旗领导铁钢等人到工地来慰问，同留守的20来人一起吃年夜饭。他带来了“十大名酒”中的三瓶——茅台、汾酒和竹叶青，给不管男女老少每人都满上一小盅。那些话务员、打字员小姐们不敢喝，他说“喝不坏的，放心！”于是，每个人都喝了这三样名酒。我也是头一回喝茅台，那酒的神处真是的——丰盛的菜肴酒足饭饱之后，过两小时，一打嗝，肚子里返出来的竟然还是一盅下肚时的那股清香味！虽然以后我也喝过几回茅台酒，但是，再也没有那样的味道和感觉了。 1978年7月上旬，正当工程快要完工的时候，我收到了来自上海市南市区委组织部的调令，要我在7月底前回沪报到。就这样，我很遗憾地在海拉苏工程即将竣工之前，匆匆告别了在此工作两年的建设工地，同政治部同事和文艺队员们在工地上拍下了这张合影，离开了曾经付出过十年青春年华的内蒙古大草原.。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