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晓雄是上海市曹扬中学1964届高中学生，毕业后登上了西行的列车，开始了时代要求的人生。1987年8月，我刚去阿拉尔中学当学校领导时，她在教务处担任教务员和初中外语教师。为了尽快地熟悉情况，便于开展工作，我到教务处索要一份老师任课情况和班主任花名册，教务处主任把这项工作交待给张晓雄。她长得文弱清秀，架着一副眼镜，用上海话对我讲：“下一节有课，上完课造册，造好后会送到校长室去的”。 第二天清晨，一份装订规范的《全校教师花名册》放在我办公桌上。钢笔字写得很有功底，刚劲有力，不像一般女同志的字体。花名册上简洁地反映了全校每位老师的基本情况，在“班主任”一拦中，还注明了各班主任的带班特点。张老师对教学日常工作了如指掌，随时都能准确地提供各类工作的实施方案，人称阿拉尔中学的“活资料库”。  每天起床的铃声刚响，张老师就来到了学生宿舍，组织学生干部检查内务卫生。要求每人做到：“叠好一床被，扫好一片地，穿好一件衣服，说好一句话，读好人生一本书”。晚上，又组织班主任抓好晚自习，整个校园灯火通明，却听不到一点声音。正如一位学生在作文中描述的那样：“教室外天寒地冻，教室内春意融融”。张老师常年忙于琐碎繁杂的事务中，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有的年轻教师劝张老师：“您都快五十的人了，何必干啥都那样认真”。而张老师却回答：“学校无小事，处处为教育，教育无小事，处处为育人”。 张老师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她从教二十多年，以三尺讲台作为人生的舞台，坚持“教书育人，身教重于言教”。她每节课都把知识的传授，能力的培养，品质的养成贯穿始终。在与学生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她深入到他们中间，寓教于乐，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为让成绩差的学生从心理上摆脱失败的阴影，利用业余时间为他们进行个别辅导。每天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家中，却无力料理家务，更没有精力辅导自己的两个孩子。 终于，张晓雄积劳成疾，百病缠身，病倒在讲台上，再也没有起来。 当时，我早已调离阿拉尔中学，在一个边远的团场工作，也很少再有和她见面的机会。等我知道张老师病倒了，专程去阿拉尔看望她。她已静静地躺在病床上，脸色蜡黄，神志昏迷，不能言语，孱弱的身躯几乎耗尽了最后的体力。即使在此刻，她还喃喃地用难以听到声音对丈夫说：“我要回上海”。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听到这，她的丈夫——一个刚强的山东汉子也落泪了，他吱吱唔唔地告诉我：“张老师被确诊为癌症晚期，癌细胞已大面积扩散，准备尽快地回上海”。 一九九九年初夏，我因公出差到上海，忙完公务急匆匆地赶到西渡张老师家，结果是铁将军把门。热心的邻居讲这老两口回上海后一直住在医院，并告诉了医院的地址。 这家医院在徐家汇建国宾馆后面，病房条件很差。张老师经过多次化疗，头发已经全部脱落。伸在毛巾被外细细的手臂上，都是密密麻麻的针眼，精神状态尚好。见到我后，高兴得就像小孩，让丈夫招待我吃西瓜。滔滔不绝地夸上海医疗条件好，一定要配合医生把病治好，还可以重上讲台••••••。还夸丈夫待她好，日夜陪伴着她，将来要加倍地报答••••••。 她太兴奋了，很久都没说过那么多话。 离别时，她丈夫一直把我送到医院门口。边走边对我说：“这都是药物维持的效果，打一针要360元，检查一次要1200元，医院该做的都为她做了，反正情况不妙”。 2000年春节，新年的钟声刚敲过，到处是一片鞭炮声。我家的电话响了，电话里传来黄浦江畔张老师两口子新年的祝福，并托我过年后到师里去找一下领导，欠了医院几万元医药费还没付清••••••。 不久，液已输不进了，皮下渗血，瘦瘦的胳膊上露出一块块乌斑。在昏迷中，嘴角露出一丝淡淡的尚可察觉的笑意。她在平静中走到了人生轨迹的尽头，还不到五十五岁。 责任编辑 晓歌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