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经历特大森林火灾 我是上海人，但在我的精神世界里，遥远的大兴安岭占有显著的位置。常常地，脑海里会禁不住浮现出那里广阔的森林、清澈的河水和一张张熟悉的脸庞；更有汹涌的火海呑没树木发出的惨人心魄的“呼隆、呼隆”的巨响，被林火和浓烟驱赶得呆呆地站在公路上不再躲避车辆的飞禽走兽，焦土上一具具被森林大火烧焦但仍保持着逃命姿势的像雕塑一般的尸体…… 最初是在小学课本里读到“大兴安岭”，觉得这四个字好“伟岸”，好有气魄，也好神奇，想象着那个远在祖国最北端的地方一定很神秘、很壮美……没想到18岁那年，一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瞬间拉近了我和它的距离——我从上海来到了黑龙江省甘南县境内的查哈阳农场务农。听当地人说，“咱这嘎达”是大兴安岭的“山脚下”，农场的母亲河——诺敏河就发源于大兴安岭。只是东北大地实在广袤和辽阔，说“山脚下”，但真要进入大兴安岭，起码有千余公里曲曲折折的路程。知青终日劳作于一方田地，活动范围有限而狭小，连几十公里外的县城都难得去一回，何况相隔那么远的兴安岭呢。 我终于如愿踏上奔赴大兴安岭的列车，已是十多年之后了。那是1987年的5月6日——一个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 那时我的身份已不是“知青”，而是有着8年“记龄”的新华社黑龙江分社的记者。尽管一直惦记着去大兴安岭采访，但迟迟没有成行，主要是交通和通讯不便。虽说林区通火车，但里程有限，离开铁路线往下面走就要靠汽车，可路况不好，坐车时间长不说，碰到雨雪天车就很难上路了；这里靠着黑龙江，陆路不通可走水路，但客源少，船好几天才开一班，遇到风大浪急，或者跑冰排等，把你搁在一个闭塞的小地方十天半个月是没准的事；更糟糕的是电话远没普及，稍微“小”一些的地方就没有通讯设施了，如果一段时间单位联系不到你，失去音讯，那还不急死人。难怪分社不少老记者都没有去过大兴安岭。但我还是执意出发，一方面为了报道那里的新闻；另一方面那里是我心仪已久的一方天地，我一定要到那里去看看。 下午4时06分，373次列车从哈尔滨准时发车，向着大兴安岭首府加格达奇驶去。就着夕阳的余辉，我翻看着笔记本里记摘的一些大兴安岭的资料和计划采访的人和事。大兴安岭面积有8.46万平方公里，我换算了一下，约有100多个新加坡加起来那么大，是个很辽阔的区域；它也是我国最北、面积最大的林区，有5亿多立方米的林木蓄积，占全国林木蓄积总量的8%左右；无论从木材生产上讲，还是对环境生态的影响，大兴安岭都是我国一块异常珍贵的绿宝石。但那里高寒，冬季最冷的时候气温可达到摄氏零下五六十度，因而人迹罕至，一直处于原始状态。1964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会战指挥部，组织力量对大兴安岭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建设，现在大兴安岭地区的基本格局就是那个时候形成的。我想象着在那片土地上肯定有值得报道的新闻。再说那里还有我国最北的县——漠河县，有紧靠黑龙江边的有“北极村”之称的漠河村，漠河县委书记王招英是从杭州下乡的女知青，这些都很有特点，是我想采访的…… 然而，怎么想得到呢——几乎和我乘坐的列车启动的同一时刻，地处漠河县境内的大兴安岭西林吉林业局的古莲林场发生了森林火灾。在林区，森林火灾的发生并不罕见，由于人的活动不慎或由于雷击等自然因素引发森林火灾，在世界各地的林区都时有发生。大兴安岭平均每年发生大大小小的林火就有四十多起。正因为这样，林区的人们对预防和扑救森林火灾有一套成熟的经验。古莲林场火情一起，林场干部立即组织人员扑救，驻地部队也紧急驰援，漠河县县长高保兴迅速赶赴现场指挥，1200多人奋战到7号凌晨一点半，大约8平方公里的火场的火势基本得到控制……可是，谁又想得到呢，7号下午近5点钟，突然起风了，且风力很快达到8级，火场的余火一下子蔓延开来，在狂风的助威下，犹如脱缰的野马——火势失控了！尽管又紧急组织了600多人上去，但已无能为力——由工人违规使用割灌机致使漏油跑火和进山人员抽烟引燃的火点为“源头”，最终酿成了一场持续燃烧了整整一个月的震惊全国和引起世界关注的森林大火，过火面积达101万公顷，漠河县城和图强、阿木尔两个林业局局址所在被毁，193人丧生，226人受伤，56000多人受灾， 61万多平方米房屋化为灰烬，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损失最为惨重的森林火灾——这些当都是后话。 列车在我的憧憬中向北行驶。19个小时之后的7号早晨6点来钟到达加格达奇。这里曾是鄂伦春人的集聚点，“加格达奇”就是鄂伦春语，意思是“有樟子松的地方”。当年大兴安岭会战指挥部设在这里，之后大兴安岭地区的首府也建在了这里。但“首府”离林区还有很远的路程，它实际上是大兴安岭林区的“入口处”，着火的古莲林场离这里就有几百公里之遥。我下车的时候天刚亮，来接我的地委宣传部的同志说，这是个宁静的小城。他们没有说古莲林场着火的事，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时古莲林场的火在受控之中，人们按照经验认为和以往的一些林火一样，这场火已被控制住了。因此，首府“风平浪静”，一切如常。7号一天，我按计划在加格达奇了解情况中度过。 8号早餐后出门，感到气氛不对劲——街上有些行人神情紧张，在悄悄议论：听说出大事了，漠河县城被烧了，图强林业局和阿木尔林业局被烧了！这，不禁使我大吃一惊！立即“调整计划”赶到大兴安岭林管局的防火指挥部。只见这里人员进进出出，电话铃声不断，气氛十分紧张。现场指挥是林管局副局长、大兴安岭行署副专员张凤鸣，他已经在这里守了一宵的电话。他找了一间相对安静一些的屋子，匆匆向我这个突然出现的新华社记者介绍了情况，他最后的一些话，把我的心都吊起来了！ “7号下午4点左右，与西林吉林业局（在漠河县城内）通电话，说火势能控制住。可到5点20分左右，突然发来电报，说危险了！以后，三五分钟一个电报，内容一个比一个紧急：火过县城边上的大林河了、过铁路了、包围县城了、进街了、无线电台房子周围也起火了……联系突地中断了，任凭我们这里怎么呼喊，对方一点反映也没有！我们就像瘫了一样，嘈杂的防火指挥部刹时出现了可怕的宁静…… “8点来钟，又传来图强林业局被烧的消息，这使我们异常震惊，没想到这股火会顺着公路往东南发展，这么快就烧到了15公里外的图强林业局。我马上指示要保护图强东南的阿林尔林业局。可是仅过了半个多小时，阿林尔被烧……至此，与这3个林业局的联系全部中断！” 最后，个子魁伟的张凤鸣沉重地说：“信息不通，桥涵被毁，东西送不进去，里面的人又出不来，吃的、穿的、用的，以及药品都供不上，伤亡肯定会十分严重！” 严峻的事态，使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心在“突、突”地跳。我马上找了张桌子，把张凤鸣讲的情况写成两篇内参，一篇是大兴安岭发生严重火灾；另一篇是灾区急需救援。然后通过加急长途电话一句句念，让分社的同事记下来后急传北京总社。 但灾区的情况到底这么样，我提出到现场采访。其实地委、行署和林管局的领导谁不心急如焚，谁不想尽快到灾区去弄清情况。可汽车、火车，能用的方法都用了，由于桥梁、涵洞和火车路基遭到破坏，都半途而退。林管局的领导还告诉我，今天早晨5点多钟，天还没亮透，林管局局长邱兴亚等不及了，乘坐林业小型飞机往灾区“闯”，结果到了塔河县上空由于烟雾太浓，能见度太低，盘旋时差点撞上山，没办法只好飞回来。 就在这时，听说有一架从哈尔滨飞来的直升飞机马上要到加格达奇，加油后即飞灾区。我马上截了辆车赶到林用小型机场。直升飞机已经降落，正在加油，十几个人在飞机旁等候。我一眼看到省委副书记周文华，他也看到了我，感到很奇怪：“你怎么在这里？”我说：“我正在这里采访，听说着火了。”周文华把我介绍给他身边的林业部副部长徐有芳，并说昨晚接到大兴安岭报告，黑龙江省和林业部就紧急组成了工作组。他向我打听了事态的最新进展，我答复后，提出上飞机到现场采访。周文华很支持，可机长有些犹豫，说已满员，还加了油。周文华说，他是新华社记者，让他上。我已不可能回住处取行李，只带了一支笔、一个本和一台相机，就匆匆登上了飞机。 下午4点27分飞机起飞。机上的人都凑近机仓的窗户往下望，边看边议论，我则边看边听边记，采访本上留下了这样的内容：飞机向漠河方向飞行。一段时间后，就看到浓浓的、成片成团的烟雾。飞机好几次在烟雾中穿行。往下看，有好几条燃烧的火带，明晃晃的，顺着山势绵延弯曲，犹如火龙在无情地吞噬着树木和草丛。周文华是林业大省黑龙江的“老人”，熟知森林的脾性；听介绍徐有芳是学林业的，又长期在林业部门工作，对森林火灾应该也不陌生。但我看到他们观察到下面凶猛的火势后，都表现出惊讶的神情，连连说：没想到火烧的面这么大、火势这么猛！ 傍晚6点15分，飞机在首先起火的古莲林场居民点降落。人们默默地围了过来，个个神情凝重，连小孩都呆呆地站着，望着我们。周文华询问他们的情况，他们说，还好，人没伤亡，就是房烧了，没吃的，没盖的，没睡觉的地方。周文华和徐有芳安慰说，相信党和政府一定会尽快想办法帮助你们的。 飞机再次起飞，6点35分降落在漠河县城一所学校的操场上。 飞机上看到的森林里浓烟滚滚的情景还没在眼前消失，漠河县城一片废墟的凄惨景象又映入眼帘，目之所及，除了少量楼房和建在开阔地带的几幢建筑外，民宅基本上都被烧毁，空气中弥漫着焦烟味，到处都在冒烟，木堆、煤堆还在冒火，天黑了，风吹着火苗呼呼直窜…… 幸存的驻地解放军某部9团的办公楼，成了我们开展工作的地点。县委领导来了。县委书记王招英个子瘦小，脸色黄黄的，短发干燥而有些蓬乱，浅咖啡色的外衣上，可以清晰地看到烧焦的树木划在上面的一条条黑色的痕迹。她喉咙嘶哑得已经发不出多少声音了，只得“使劲”地向上级领导介绍情况——没想到我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见到计划中的采访对象王招英的。 她叙述起火、扑火、控制住火势到突起大风、火势蔓延、火烧县城的经过后说：“那火是立体的，离老远热浪就烤得人受不了。更出乎意料的是，火随着风向进了县城，城外的公路、河流和150米宽的防火带起不到一点抵挡作用。县城共3，339户居民的住房基本都毁了，14，000多人无家可归，还有1，300多外来人员也受了灾，初步统计死亡26人，伤130多人。经过努力，县委和政府办公楼、银行、学校、医院等11栋砖瓦结构的建筑保住了，现在都用来安置灾民。目前兵分两路，一路继续扑打山火，另一路安置灾民，组织救灾。眼下的主要困难，吃是大问题，急需3，000斤熟食；住，需要5000顶帐篷；穿，也要援助，早晚还很冷，零下好几度，大家衣着单薄，除了身上穿的，其余都烧了；还有就是医疗，药品不够，加上停电，好多事情做不了，消毒达不到标准；最后是路不通，铁路不通，通讯不通，亟待恢复。” 周文华和徐有芳听后，强调现在第一位是千方百计保人，尽最大努力减少伤亡；马上组织力量恢复交通，采取包括空投在内的多种措施，把食品、衣被、帐蓬等运进来；火还在烧，而且很猛，要尽快向上反映，请求调动部队帮助扑救；在当前这个紧要关头，班子要坚强，领导要有力，党员干部要站到前面，把群众组织好…… 然而，此刻的漠河犹如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尽管外界知道这里遭灾了，但情况到底怎么样不清楚。眼下最紧迫的是要尽快把这里的灾情传出去，以便各方援助。周文华和县里的同志商量，用无线电台试试看能否和加格达奇联系上。已近晚上9点了，到处漆黑一片，真正的伸手不见五指。我们摸索着来到县防火指挥部的一间屋子，点了七八根蜡烛，一个小伙子摇动一台手摇发电机，为一部无线电台供电。周文华手握一个小小的话筒，尝试着向加格达奇喊话，一遍又一遍，对方应答的声音时断时续，微弱而又模糊，他只得大声呼喊，折腾了好一阵子，汇总了灾区情况和急需援助的7条意见，总算传了出去。我则借助烛光，把六七个小时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篇向中央反映的内参，然后请求驻地部队设法发到北京。他们动用了军用电路，拐了好几个弯和通过几次“接力”，传到了总参谋部，然后再传到新华总社。 忙完这些，已是半夜12点半了。摸黒住进躲过一劫的县招待所。风不小，呼呼的风声直刮进来，不时有火光窜起，一闪一闪地映亮窗户…… 睡不实。9号天刚亮，就起来上街，看看灾后的县城是什么样子。人很少，出奇地沉寂——感觉是那种遭受了大劫难之后的特有的沉闷的沉寂！ 来到一个开阔点的路口四望，满目都是烧得只剩残垣断壁的“房壳子”，一切能烧的——木质的门、窗、家具和铺设油毡纸的房顶等等，都荡然无存，残存的房框里只有锹头、镐头和烧得变形的铁锅，用手碰碰墙壁，“簌簌”地直掉沙土。又走到一个路口，看到好几辆汽车撞在了一起，都烧得只剩下铁皮壳子。烧成铁架子的自行车随处可见。在县城边一片只有焦黑枝干的“林子”里，有好几具烧成炭样的尸体倒卧在地，有一具女尸半蹲着，手、脚都烧抽缩成了一团，不忍卒睹…… 走进一个灾民临时安置点。一个小伙子说，买了才4天的摩托车烧了，根本来不及骑，就是骑也看不清路，烟太浓，隔5米就看不清了。一个中年男子说，6点来钟，在家看电视呢，火进城了——谁能想到呢！不少人都懵了、慌了，不知往哪跑，姓冯的一家7口钻进了菜窖，结果全闷死了，真惨那！一些人还告诉我，男的都扑火去了，就女的、老的、少的在家，没主心骨，家里什么东西也没抢出来，连拿钱也来不及…… 在部队食堂啃了只面包，随周文华和徐有芳到县医院看望伤员。医院条件很差，没完全盖好就先用上了。人很多，病房和走廊里都是烧伤的病人，有的烧得不轻。由于医护人员家也烧了，也是灾民，因此工作不免零乱。见领导来了，一些人围了过来，问伤势这么重怎么办，也没吃的，有什么具体措施。周文华作了解答，说现在各级都在想办法，在紧急行动，一定会尽快改变当前的情况的。 而后看望驻地部队。接着在部队俱乐部召开干部大会。大约有250人参加，每个人的神情都很严肃，心情沉重。周文华等领导在讲话中都首先强调干部的精神状态，在困难面前要振作，不低头，不等不靠，想一切办法带领群众抗灾救灾。同时告诉大家，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都在关注这场火灾，关注受灾的群众——写到这里，不得不插上一段：原来我在加格达奇发出的“大兴安岭发生重大森林火灾”的内参，新华社收到后立即向上反映，并当天就向国内外公开播发了，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全国的媒体都作了突出反映，这里已成了全国乃至世界注目的焦点了！而我对此一无所知，通讯的中断，使我与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系。这些都是我事后才知道的。周文华接着说，电、通讯和铁路正在全力抢修，很快就会恢复；省里医疗专家也在赶赴的路上；县里粮库向群众放粮，保证大家吃上饭；商业仓库和部队库房里的衣被都拿出来给大家用；省里已组织募捐，第一批生活用品很快会运到；周边县市也已做好准备，腾出医院床位接受伤员，同时用投亲靠友的办法安置一部分受灾人员，以减轻灾区压力；没受灾的林业局已经行动起来，把救灾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再就是组织力量千方百计扑灭山火，把火灾损失减到最低限度；在此基础上，考虑重建家园的问题，每个单位都要考虑方案……最后县长高保兴讲话，他声音嘶哑地说：“刚得到消息，今天下午有4列车的救灾物资要到，还有3架直升飞机会投熟食，方方面面都在快速行动，我们更要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如果说前天我们在惊慌中度过，昨天在痛苦中度过，那么今后要在振奋中度过！” 对漠河情况有所了解后，周文华和徐有芳惦记着图强和阿木尔两个被烧的林业局，不知道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了。会后，我随他俩坐一辆吉普车出发。先去离漠河县城70公里的阿木尔。平时这段路程40多分钟就能到，可这会用了近一倍的时间。路上不时有烧倒的树木横卧着，还有烧毁的木桥阻隔，汽车只好越过路边的沟坎慢慢爬行。一路上，满目都是黑色——烧焦的黑色，每一寸土地都覆盖着一层焦黑的灰烬。还看到好几辆烧坏的汽车，其中一辆救护车翻在路边，驾驶员烧死在车内……阿木尔的郑书记没想到省和部里的领导这么快会来。他说：火是7号晚上从图强过来的，风大，夜空中可以看到被风刮起来的一个个红红的火球，只半个小时，和汽车一样快，火呼呼地吼叫着就冲进来了，2，300户人家，烧了1，655户，9，700人受灾，初步统计死亡23人。局领导家全部烧毁，都只有穿着的一身衣服。好在有700来户人家没有烧着，现在一家安排几家，一起吃饭。但压力很大，住房怎么办，生产怎么恢复？，周文华向他讲了干部会议的情况，说上下一起努力，情况很快会好转的。 6点55分天已擦黑，到达图强。图强林业局各单位负责人紧急会议刚刚结束。7号傍晚漠河那边的火失控后，图强林业局局长庄学义接到命令，带领两辆消防车赶去增援。走到半道感到不对劲，火顺着公路过来了，还能远远地看到下属的玉英林场火光冲天，马上急调车头往回狂奔，通知大家立即疏散到河套开阔地带——总算抢在火到之前，争取到了一些宝贵的时间，但大部分房子都烧了，3，500多户、15，000多人没住的、没吃的。庄学义说：“下午一列车大米、熟食运到。再过一会儿，还有帐篷等救灾物资运来。我们刚才研究过，要把这些物资分给最急需的群众。许多干部的家都烧了，我也一样，但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要想办法先安排好群众的吃、住、穿。”周文华和徐有芳频频点头，说这样做对，一定要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 晚上8点半回到漠河。9点多钟吃了些东西，整理笔记后躺下。但睡不着——灾民的生活还很困难，而火仍在森林里熊熊燃烧和恣意蔓延，已发展成几个新的、规模不小的火场，时下又是风大物燥季节…… 救灾工作开展起来后，扑灭这场山火成了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鉴于火情，省部工作组决定将扑火指挥部设在塔河县。10号一早，我和工作组的同志一起乘了一个小时的直升飞机抵达塔河。这是一座处于大兴安岭中心区域的城镇，街道交错，市面繁荣，车来人往，颇具规模，常驻人口有5万多。指挥部借用县农机局办公，一间会议室作指挥中心，大家把办公桌拼起来，在上面铺地图。正张罗着，突接紧急报告：塔河告急！——离塔河县城22公里的绣峰林场的火势在风力的推助下迅猛发展，火头很大，正随着偏南的风向，朝塔河县城而来！已到吃午饭的时间，谁也没去。地图前大家分析，绣峰林场的火线已有30多公里长，对塔河威胁最大的一是十八站贮木场，那里堆着大量木材；二是贮有1，500吨油品的油库。现已部署重兵死守，为防万一，指挥部决定再上1，000人。同时要求采用以火攻火、风力灭火、消防灭火和人工扑打相结合的方法，坚决把火挡在绣峰一带。黑龙江省委年轻的常委白景富、大兴安岭林管局局长邱兴亚、塔河县县长长荆家良和从齐齐哈尔紧急赶来的驻军68师师长吴长富在一线指挥。指挥部发出了“全力保塔河”的命令！指出：这场火已经烧了一座县城和两个林业局局址所在地，坚决不能让它烧进塔河县城了！隔了不多会，黑龙江省委书记孙维本赶到。听取汇报后，他要求把塔河全城人民动员起来保卫塔河。最关键的部位由森林专业灭火部队负责，解放军和林区职工跟随其后，同时各单位分任务包打防护带，确保把火情控制住。 这是惊心动魄的一昼夜、十万火急的一昼夜！下午4点35分传来以火攻火见效，火被截住的消息；晚上7点30分急告形势出现反复，绣峰火势又起，指挥部急调300名解放军指战员上阵；晚上10点钟，绣峰再度告急！指挥部里的气氛顿时紧张到了极点，让人感到喘不过气来——火一旦突破绣峰，用不了一小时，火头就能烧到塔河，而火一旦进城，就很难扑救，因为林区城市的一大特点是，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都堆放着高高的做饭取暖用的木垛……我走出指挥部来到街上，看到不少居民或带着孩子、或用自行车推着电视机等物品往河套方向赶。他们告诉我那里开阔，又有水，已集聚了不少人，还有人把重要的证件埋在河边的土里，以免被烧毁……望着人流，无意中抬头看到了月亮，不禁一惊，那月亮竟泛着红光——还从来没有见过红的月亮！ 我继续守在指挥部，记录着点点滴滴的变化。一直到11号凌晨2点，绣峰来电：火势已被阻止。并告之，为防反复，部队指战员和林场职工几乎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地死守着。又告，天刚亮，已开始清理火场，严防死灰复燃。在确证形势稳定后，我向北京新华社发出“威胁塔河县城的火情已基本被控制”的消息。 塔河的暂时无忧，虽解了大患，但并没有使人有一丝轻松感。指挥部里报告火情的电话铃声不断，墙上和桌上的地图一再被标出新增的火点、火线和画出增大了的火场的面积；由于林子里堆积的枯枝败叶很厚，一旦燃着，风再一刮，“飞”落到几公里外的林子里，就会迅速形成一个新的火场；有的地方还有越过边境烧到苏联的可能；而扑火又异常困难，主要是公路少，不少林区还是原始状态，连小路也没有，人进不去，要进去只有用飞机空降，可后勤保障又很难跟上；再加上扑火装备太差，除了风力灭火机没别的，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生长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树木被烧毁……指挥部经汇总各方上报的情况，确认西部火点有21个，东部有13个，将各个火场的长度加起来约有250余公里，宽也有20来公里。这么大面积的火场，如不能得到有效控制，木材损失不说，仍有可能烧进城镇造成人员伤亡。我随省领导乘直升飞机查看火情，更直观地感受到了局面的严峻——一个半小时的飞行，满目都是烟雾和燃烧的火点、火线，有几处火烧得还很大、很旺……我在采访本上记下了深深的忧虑：自然的力量是如此强大，这场火是那样地难以扑灭，在它面前，人的力量是微弱的，但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扑灭这场山火。 党中央、国务院密切关注着这场火灾。正是紧要的关头，12号下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飞抵齐齐哈尔，再转乘直升飞机到绣峰林场火场上空查看，之后降落塔河，直接来到指挥部，听取周文华和徐有芳的汇报。当讲到火区面积大、火点多，扑火力量严重不足，急需解放军支援，最好再增派2万兵力时，随李鹏来的沈阳军区司令员刘精松马上表态：“立即调动部队。”他说，刚才看了火场，心痛，时间就是财富，就是生命。部队已经投入5，887人，看来远远不够。龙江近，先就近调一万兵力，今晚布置，连夜准备，明天天亮前出发，争取当天赶到。再从吉林、辽宁各调一万。总之，全力以赴，越快越好。说罢，一位副军长遵命离开会场，去传达司令员的指示和布置具体工作。最后李鹏讲了几点意见，他着重指出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迅速扑灭这场大火。他要求从14号算起，用3天时间，到16号控制住火势。他说：增派的部队尽快到位，和专业森林灭火部队、林业职工“三结合”，形成合力，采取行之有效的打防结合的办法，坚决把正在蔓延的火势遏制住，把局面扭转过来！陪同李鹏视察的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要求随行的财政部、商业部、铁道部、民政部、国家物资总局和国家气象局等部门的同志积极发挥作用，全力以赴支援大兴安岭抗灾救灾。 令我奇怪的是正出访美国的黑龙江省省长侯捷，和李鹏一起来到塔河。我问：“你刚出访没几天怎么回来啦？”他说：“在那里看到报道了，立即中止访问，从旧金山往回赶，赶上哪班飞机算哪班飞机，用了40几个小时赶回来了。我熟悉这里情况，这个季节着火，小不了，是大事情！” 13号一早，随李鹏和刘精松到塔河县城的街上走走。李鹏手里握个小收音机。刘精松汇报说，部队已经开始上了。李鹏回话说，我从广播里听到了，你们的行动真快啊！ 早饭后，乘直升飞机飞漠河。李鹏关心这座被烧的县城和受灾的群众。在和王招英、高保兴交谈时，李鹏说，你们这里是我国最北的一个县，遭了这么大的灾，但你们不孤立，党中央、国务院关心这里，全国人民都关心这里，广播、电视、报纸天天反映这里的情况，许许多多的人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保证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以后，我们还要帮助你们重建家园。他还说，这场火灾对你们是重大损失，但对整个国家不会造成什么影响，有国家作后盾，你们一定要振作进来。他又看望了解放军驻漠河某部指战员，到灾民安置点慰问灾民。一位退休教师说：“谢谢你来看望我们。”李鹏说：“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有了这么大的困难，我们怎能不来。”下午1点半回到塔河，每人发一袋咸菜、两个面包作午餐，李鹏也分得一份。 之后的几天，这里俨然是个大战场。指挥部把火场分成4片，“包”到各部队，各部队再分解下去，职责也明确下去，专业扑火队、林区有扑火经验的技术人员、熟悉地形的向导等，随部队行动。各战区设昼夜观察哨，指挥部用直升飞机作空中指挥所，将观察到的火情及时通报。奋战在一线的4万多军民不辞辛劳奋勇扑火，饿了，啃口干粮；渴了，就找水泡子，撇掉上面的黑灰就喝；困了，在地上铺件棉大衣就睡。我几次下去采访，好几回吉普车在火区里穿行，热浪烤得用有机玻璃做的车窗发出“吱吱”的声响，驾驶员怕油箱着火，只得猛踩油门加速冲过去……心里那个焦急啊！感觉整个大兴安岭在哭泣，感觉那些还没有被烧到的树木在簌簌发抖，担心遭到灭顶之灾！ 局面终于一点点地有了改观。部队、森林专业扑火队伍和林区职工“三结合”发挥了作用，用打防火隔离带，以火攻火，把火控制在已经燃烧的范围内的方法也收到了效果。到16号下午，大部分区域的火势已在受控之中，局部地区有所蔓延，正在全力控制中。不利因素是，气温在升高，风力也较大；由于吃不好，睡不好，费体力，扑火力量消耗很大。晚上10点半，李鹏和周文华通电话，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指出不能有丝毫松懈，要一鼓作气把火势压下去。周文华一连说了两遍“我们一定千方百计”，结束了通话。之后，他即奔赴一线传达李鹏指示，检查布置工作，一宿没回。大兴安岭的夜，是醒着的夜，不眠的夜！ 17号和18号到扑火一线采访了两位领军人物。一位是在塔河保卫战中立了功的68师师长吴长富，此刻他正在保卫18站林业局的战场。他说：昨晚紧张，最近的火离嫩漠公路只有3公里了。为保18站，就决不能让火过嫩漠公路。于是以此公路为屏障，连夜打了15公里的防火带，还在离18站20多公里的沟塘烧了一片防火道，防火道前面又推出一条土道，提高了安全系数。“我还要求战士们在火场边挖土，一直挖到冻土层，因为树叶底下仍可能有火星，搞不好表面看不见的‘底火’还会悄悄蔓延。”满脸胡子、瞅上去粗粗拉拉的吴师长工作很细致。他那密密的胡子在林区已很有名气，有人干脆就叫他“大胡子师长”。看他那样子，好像已经下了决心，不扑灭这场火不刮胡子。他还对我说，战士们很辛苦，“打了几天火，小脸就瘦没了。”对战士的深爱之情溢于言表。 另一位是林管局局长邱兴亚，1964年就参加开发大兴安岭的“老林业”。采访是在八里湾大规模以火攻火行动结束后，在一顶筑路点的帐篷里进行的，时间是凌晨1点半，点了几根蜡烛照明。他说：这次行动措施严密，部队、森林警察、消防队员和消防车等，步步为营。点火长度约有30来公里，正好刮东南风，风向很好。到明天，不，已经是今天了，天亮以后，两条火线就会熄灭，就是再烧也形不成威胁了。林区有句老话，叫做“一日打七日守”，死看死守的任务也已经布置下去了。采访结束回到塔河已是凌晨3点半。听说塔河的老百姓看到八里湾那边的天都烧红了，以为火要进城了，很紧张。县里马上打开广播告之实情，大家才放下心来。 到19日上午，以塔河为中心的东部地区基本消灭了明火，共计231个火点，消灭了219个；27，470人在一线扑火无一伤亡。但仍有十几处明火，要严防扩散；无明火的地方，要严防死灰复燃。“烧一道防火线，就等于给自己安了一把锁”，火控制住了，但燃烧过的面积增大了，死灰复燃的可能性也增大了，“死灰”真正“死亡”，要不少时间，因此必须毫不松懈地死看死守，否则极易前功尽弃，林区这样的教训太多了。省长候捷说得更形象：“我们已把火场包围起来了，接下来就是清理残火，不能光关门不打狗，不打，狗就会乱窜，搞不好就会窜出去。” 总体看，东部形势已趋明朗，考虑到以漠河县城为中心的西部各方面条件都远不如东部，加上又遭了灾，侯捷决定转战西线，我与之同行。19号下午一点半，我们登上直升飞机飞漠河县城。没想到升空后烟雾茫茫，能见度太差，只好返回，改乘铁路“摩托卡”，即在铁轨上行驶的铁路部门用于抢修的交通工具。到了一个叫樟林的地方后，又换乘一辆铁路轻油车，晚上9点多钟赶到目的地。 一到这里，就听到局部火势有所抬头的消息。侯捷即听取汇报。主要是17号开始起风，风不小，还转了风向，一些被控制的火窜了出来，在部队和森林警察的扑打下，局面有所控制。听后，侯捷和大家商议，提出了“明确责任、包干死守”的几条措施，要求尽一切努力，绝不能让火势蔓延。会议一直开到下半夜2点，困得我眼睛都睁不开了。 一别漠河10天了，其间随李鹏到漠河视察，但只呆了2个小时，不及细看。20日一早，匆匆上街，想看看漠河县城有什么变化。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多了，有点小城镇的模样了——这是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和9号看到的“沉寂”的漠河已大不一样了。见路旁有一间用铁皮和塑料布遮挡起来的土房，我走了进去，一打听，是张红颜和傅亚珍两家的临时住处。刚吃过早饭，两位女主人正在洗碗、收拾，两个孩子在一旁玩。一个四方的小木板上，放着吃剩的咸菜、葱、酱和鸡蛋，地上一个网兜里装着圆葱和蒜苔，旁边还有黄瓜和大蒜。翻开一个纸箱，里面是蛋糕和面包。靠墙角有两个满满的袋子，一袋是白面，一袋是大米。张红颜向我述说，这些东西大部分是她所在工作单位发的。“救灾物资发到各单位后，很快就分了下来，谁困难就多分点。”傅亚珍的儿子读六年级，他插话：“初三和高三已经从14号开学了，我们也快了。”“书烧了，怎么念呢？”我问。他回答：“学校没有烧，老师的书还在，老师讲，学生一边听一边记。” 一个十字路口，从江苏邳县来的建筑队正在挖地基。他们是4月7日到这儿来施工的，着火后停了几天工，15号复工了。我问他们：“这里遭灾了，吃住都很困难，你们怎么不回家？”他们回话：我们都是单身，吃住有点困难不算啥。这里大部分房子都烧了，又缺劳力，我们决定不走了，在这里盖房子。 在幸存的中国工商银行漠河县支行中心储蓄所门口，贴了一张通知，上面写着：本所5月18日恢复对外营业，凡是烧毁、丢失存折和存款单的同志，先来办理挂失登记手续，经过查证核实，可补办存折和存款单。我和储蓄员张守文交谈，他说：“挂失的人不少。”我问：有存款的吗？“有。”他扒拉一下算盘，“已有24人，存了3350元。”张守文的家也被烧了，坐在他对面的两位女同事的家也都烧了，她们穿着部队发的黄棉袄，埋头在填表算账。 推土机的马达轰鸣着，引我过去，只见大铁铲在推断垣残壁，看来火灾现场开始清理了。推土机司机陈金发是浙江下乡知青，他家被烧得片瓦不剩，妻子带着孩子回外地娘家了，他住在棉帐篷里，垫的盖的都是不知姓名的人捐的，他说感到温暖，一直没离开工作岗位。 漠河商场没有毁于大火，已于18日开业。各单位职工预发了50元工资，近中午进出商店的人不少。店门口一个姑娘在卖小白菜，她家住在城外，与火带擦肩而过，塑料大棚奇迹般地没受影响，从棚里刚采摘的小白菜嫩生生的，翠绿得十分可爱。 家园的顿失、亲人的离去，虽然已过了十几天，不少人仍接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残酷的现实。他们痛心疾首，也有深深的愤懑和埋怨，怨领导不力，如果当时组织指挥得力，损失不会这么惨重。他们还反映，火很大，但过得也快，火过后，有些房子并没有全部烧毁，如果及时组织抢救，是可以救下一批房子的，可没有人组织，任火势蔓延，直到房子全部焚毁。县电视台的一些年轻人举例说，电视台的房子之所以保下来，是因为金台长带着5个人不断用水浇堆在电视台后面的几堆燃烧起来的木柈子，要不是这样，电视台肯定完了。有人还领我到一条街上，指着一栋房子说，为了保这栋领导的住宅，动用了推土机和消防车…… 不管怎么样，令人欣慰的是，大灾之后的漠河开始有生气了。在街头巷尾与我交谈的人都表示：一开始面对县城一片废墟，真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毕竟这里太偏远了，是最北的一个角落。现在看到党和国家这样关心，全国人民这样支持，感觉不孤单了，心里暖了，也有底了，相信我们能重新建起一个新漠河。 这些日子一直在和火打交道，也学到了不少“火”的知识。比如，大兴安岭属高寒地带，但每年的3月15日到7月15日，却是“高等级火险期”，原因是受贝加尔湖气旋影响，春风大，次数多，时间长，可燃物含水量降低，火险等级常常是最高级——5级。1级是不燃烧，2级是难燃烧，3级是可燃烧，4级是易燃烧，5级是强烈燃烧。这个区域降雨量很少，平均每年只有400至500毫米，且多集中在夏、秋季节的7、8、9月，这使得春季极为干旱和枯燥，这时发生火灾很难控制。据资料记载，1966年到1987年，大兴安岭地区共发生880起山火，最突出的一起是1966年的欧肯河大火，从5月4日一直烧到6月4日，烧毁面积达79.5万公顷。这个区域还是“雷暴区”，在夏秋交替季节，容易遭受雷击，山上伐倒的木头，雷一击就着，一根木头击着了，扑打不及时，就会酿成大火。再比如，从地形看，大兴安岭山多平缓，河多狭窄，隔火性差，火一大，极易连成片。还有，大兴安岭的植物中，不少是含油量高的桦树等，干旱时节一点就着；草林相扣，也是这里的一大特征，一旦草着了火，很容易烧到树木。 57岁的单成玉曾任大兴安岭行署副专员，搞了27年森林防火，有“林区防火高手”之称。他和我交谈时说，这个季节发生大火，只有下雨才能彻底浇灭。进入雨季，植物成长起来了，就不易燃烧了。他强调，打火要抓主要矛盾，不能打火场里面的火，没有用，是“不哭主坟哭坟圈子”。一开始古莲林场的那把火控制住后，要抓住机会，要有一万份的措施，上专业队，扎扎实实地清理，“一分打九分清”，明火好打，清理不易，而清理是关键，要从火边仔细检查起，用锹清理可燃物，切断火和可燃物之间的一切联系线，一直往里清理至50米，50米内有冒烟的，要浇水、埋土，把温度降至50度以下，这样保险系数就大了，可惜机会没有抓住。他解释，森林地面累积的枯技败叶很厚，像海绵体，也像雀窝似的，底下火星埋着，表面根本看不出来，风一大，很容易窜出火来。 和黑龙江省森林保护研究所的工程师李志方一起下去查看火情，他是1960年从北京林科院下来的，专门从事护林防火人员的培训工作。他说：“森林防火是门学问，有它自身的规律，要取得好的效果，就要按规律办。”他还说：“人都怕火，但火又是很好的防火工具，不过要会用，用不好反而会添乱。” 林业部副部长董智勇是护林防火的权威，这些天也多次听到他说“火”。如：“森林火灾，80%以上是人的活动引起的，自然形成的火，有，但很少。”“林地过火受到损失，但从另一方面讲，清理了可燃物，灰成了肥料，也有好处，只是代价太大。”“护林防火需要投入，遗憾的是，没火的时候，国家的钱袋子朝上，扎得很紧；着火了，钱袋子朝下，松口了。这是项基础工作，要有远见，要有规划。” 火边风大，是我几次跑火场和参与打火的切身感受。向行家请教后才知道，大火燃烧时“无风也生风”，原因是温度骤然升高，对空中产生强大的气流，冲撞成旋风，俗话说的“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就是这个道理。 这些知识不禁引起我的回想：下乡的时候，曾经宣传过知识青年为扑灭山火英勇献身的事迹，精神固然不朽，但现在看来，喊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不顾一切地冲进火海扑打明火，是没按扑打山火的规律办，是有违科学的。想起印在报上的那一张张逝去的年轻的脸，心里很不是滋味。 采访中，听到我国最北的紧靠黑龙江边的漠河乡险遭大火袭击，是解放军保住了这个有“北极村”之称的边境小镇时，我立即驱车2小时赶了过去。这是我原来计划要采访的地方，现在我关切的是：她，有没有受到火的惊吓？ 到达那里是晚上6点，天还亮着。夏至前后这里的白天很长，“白夜”是这个村落的著名景观。我看到有人在黑龙江边迈步，江边堆积着还没有融化的冰排，江对岸苏联小村伊格纳施诺一座座铅皮顶的房屋清晰可见。学校的操场上，两个小伙子跑来跑去在打网球。路过的“边陲饭店”，里面有七八个人在边吃边聊。这里的气象观测站是和国家气象总局直接联通的，值班人员在传真机前接受着北京发来的卫星云图。从气象站出来，一群衣着入时的姑娘欢笑着从我们面前走过，我和她们搭话，问道：“前些天大火烧到村跟前时，害怕吗？”她们回答，一开始害怕，看到解放军来了，就放心了。“解放军来了，就放心了！”这是我在村里听到的人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17日，有3股火在向漠河乡方向发展。这里是人口稀少的地方，16岁到60岁的男性都抽出来打火，也就300多人。为防万一，乡里订了方案，领导分工带领群众往江边疏散，连3个疏散点也分好了。不少老百姓已把贵重的东西埋到菜窖里。就在这时，在河湾林场打火的坦克四师师长吴秉峰奉命带领几名侦察员来到漠河乡，摸清了情况和地形。随后，900多人的队伍赶到，在村东的大草塘打了3公里长的防火隔离带，先打了500米宽，为保险，又加宽500米，最宽的地方达到1500米，打了整整一天一夜，成功地将火阻隔在离村子数公里外的地方。之后，指战员们又奋战两天两夜清理火场，用沟里的水浇，用锹挖土埋。之后指战员们仍毫不松懈，死看死守着火场。 村里的百姓感谢解放军，把埋在地里的土豆、米、面刨出来，为战士们做饭、做菜；乡里的学校特意停课，把教室腾出来让战士们休息，不要在野外露宿。乡中学教师陈兴政的爱人23号早晨6点钟生了一个6斤多重的女孩，8点钟商店一开门，他买了10斤糖果高高兴兴地给解放军送去了。他告诉我：“前些天担心火过来，我爱人很紧张，我也不知怎么办才好。后来部队来了，就放心了。否则说不定要生在外头了。”这些天乡邮局比平时忙，村民来寄信的明显增多，都是给在外地的亲友报平安的。在村东的田野里，我看到有的农民赶着马车，在吆喝着耙地，有的驾着“小四轮”在“突突”地犁田。50岁的杨万利坐在田埂上休息，我和他攀谈，他说：“这地整好了，得马上种了。”他告诉我，前些天东边的山火要过来，顾不上种地了。这些天解放军来了，心头踏实了，得抓紧把地种上，不然要误农时。说完，他赶着两匹马，缓缓地向北头犁去。 25日上午，我用“新华社漠河5月25日11时电”作电头，向国内外发出了“大兴安岭人工降雨成功，指挥部负责人说这场雨对扑火很有作用”的新闻。昨天傍晚就听到隆隆的炮声。半夜入睡后，几次被炮声震醒。早上推开门，下雨啦！地上积水啦！一股湿润、清凉的气息扑面而来——多少日子没有闻到过这样滋润清新的气息了！雨不大，但雨丝细密。再一看，停在院子里的20多辆从火区回来的满是尘土的汽车已被雨水冲洗得干干净净。院子里人来人往，个个笑逐颜开，紧锁了20多天的眉头都舒展开来了。林管局副局长张凤鸣说：“这雨对于灭火，顶得上千军万马。” 我高兴地冒雨赶到高炮基地，指挥发射降雨弹的解放军某高炮营科长边久波刚从现场回来。他告诉我，昨天下午大兴安岭上空出现有利搞人工降雨的云层。先是空军出动2架飞机喷洒降雨粉剂，而后分布在9个点的18门高炮发射降雨弹。这样轮流作业多次，到今天早晨5点半结束，共发射降雨弹2200多发。初步估测，大兴安岭大部分地区都降雨了，雨量10至15毫米，为中雨，最大的地方达到20至25毫米，湿土厚度6至7厘米。他让我看他泥迹斑斑的鞋，说：“从西林吉到满归的公路，泥土已经沾鞋了。” 稿子发出后，小雨一直没有停。到下午，漠河县城一带的雨量还大了，雨点打在窗户上的声音清晰可闻。 西线指挥部汇总各火场报告，明火已全部浇灭。现场看守不撤，待明天对底火、暗火作全面检查。晚上，指挥部早早地熄灯，停止了办公。终于可以早点休息了。我看了一下表，10点50分睡下，是这些日子入睡最早的一天。 不知昨晚的雨下到什么时候停的。26日早晨出门，低洼的地方积着水，空气潮湿，感觉有点凉。 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一行乘坐的直升飞机中午前到达，我随指挥部成员一起去接机。 昨晚都休息得不错，心情也轻松了不少，候机的时候，大伙听林业部副部长董智勇闲谈：我前年到美国去了解到，他们扑火一是用飞机；二是雇人，雇人一小时9美元，一天最多扑9小时；没人清理火场。去年到澳大利亚，正发生林火，从飞机上看，阔叶林、桉树林烧得一塌糊涂，没办法，只好等下雨。加拿大也是这样，不过他们技术比较先进，电子计算机、红外线等都用上了。相比较，我们扑火有自己的经验。如，军警民结合，各行各业援助，这在世界上影响很大，外国人说他们做不到。这次火灾，总理有一天过问了6次火情，李鹏办公室和前线指挥部一直保持联系。两位副总理到一线视察。这都很鼓舞士气。当然，人家森林面积大，如美国和苏联年产木材都达4亿立方米，烧掉一些不在乎；而我国年产木材只有6000多万立方米，我们是大国，但是木材的贫国。大兴安岭天寒，一棵松树从小到长成，至少需要一百年。这次灾后恢复要想点办法，如飞机播种，以前没搞过，可先试点，有成效再推广…… 飞机降落。田纪云听取西线指挥部汇报，看望部队、森林警察和慰问灾民。再飞塔河，听取东线指挥部的汇报。在掌握了全面情况后，田纪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体参加扑火的人员表示感谢和敬意。接着对扑火成果作了基本评价，说：“经过数万军民的顽强奋战，燃烧了20天的这场大火，到今天上午明火已经全部熄灭，可以说大兴安岭扑火战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还没有取得彻底胜利，暗火、残火还存在，如果气温高、太阳大、风大，还有可能死灰复燃，因此丝毫不能放松警惕，不能麻痹大意，务必发扬连续作战、再接再厉、奋勇拼搏的精神，为夺取扑火战斗的彻底胜利而努力。” 接下来，他讲了6条： 一、这场火灾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也是最惨重的，对生态和小气候的影响还很难预测，森林要恢复到灾前的状况，恐怕要花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一有灾，动员力还是很强的。各级都十分重视，相关部门全力以赴投入扑火。尤其是一声令下，解放军马上赶来，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立了大功。森林警察是尖兵，是突击队。公安消防队员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次铁路表现突出，抢修及时，确保运送部队和救灾物资一路绿灯。林业职工也做出了积极贡献。等取得彻底胜利后，要在全国好好宣传，这肯定比空洞说教效果要好。 同时，要足够估计这场火灾造成的严重损失。一方面是直接的人、财、物损失；另一方面这么多人、这么多部门放下自己的工作投入到抗灾救灾中来，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不是说不应该支援，而是说要算一笔账，这是两码事。过去吃大锅饭，可以不算账，现在要算，算一算对党和人民带来多大损失，不能一抹胡子什么事也没有了，这不行。一把火把多少工厂烧了，把多少农民种的粮食烧了，对“四化”不是促进，而是影响了“四化”建设。总之，通过算账，总结经验教训，使各行各业都来吸取，都牢牢记住。 二、抓紧当前有利时机，坚决、彻底、全部、干净地消灭余火、残火、暗火、底火。一是下了一场雨，不算小；二是气候比较稳定，不会起很大的风；三是解放军投入这么大的力量，相关部门这么充分支援；四是各方面都处于高度动员状态。因此，一定要再接再厉，死看死守，把清理火场当作当前第一位的任务，决不留后患，否则教训就会重演。要告诉每一位同志，你负责的那一段，如留一个缺口，就容易出大的问题，就可能前功尽弃，不能犯这样的错误，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往往也是容易出问题的时候。 三、灾民安置问题。确保有吃、有穿、有住，不饿死一个人，不冻死一个人，伤病员能得到认真治疗。在加格达奇我看了地区医院和沈阳军区野战医院，医生工作出色，病人没一个恶化，大部分烧伤病人连疤也不会落下，好了以后还是很好看的姑娘、小伙。当然有伤势严重的，要尽力照顾好。 对安置到外地的，尽量动员多住一段时间，特别是老弱病残，总比回来没地方住要好得多，也可为家乡重建减轻压力。如在外地住有困难，必要的时候民政可以花点钱。 四、重建家园、恢复生产。讲几条原则：1、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施工。不能谁想怎么搞就怎么搞。2、要讲实用、节约、效率。不要追求高标准，要量力而行。3、有先有后，分步实施。不能企图一蹴而就、百业皆举，这是不行的。先解决居住过冬问题，这是首要的。要充分利用可以利用的原先的房屋基础，因为火灾和地震不一样，能用的基础要用，这样可以省不少，不能统统推倒重建，不能有这样的想法，受灾了国家会给许多钱重建新城，可以一步登天，这不可能，要逐步来，政策支持一下是应该的。4、钱怎么办？第一个来源，保险赔偿的钱，这是一大笔钱，估计亿把千是有的，要用好；第二个来源，林业部要带头压缩非生产性的、非重点的、消费性的开支，省出钱来用于灾区重建；第三，你们自己千方百计节约钱，能缓的要缓；第四，中央有关部门对口支援，卫生、教育、铁路、银行等受灾了，上面有头的就请上头帮助解决，但不要让他们找财政部，否则九九归一，都到我这儿来了。当然，财政部要从旱灾水灾救济款里解决一些。每个部门都给点，多渠道，就会积少成多。第五，用好解放军、林业职工的劳务积累。我非常赞成解放军留一部分力量搞灾区重建，刘精松司令员已决定部队用10万个劳动日的工作量清理废墟，为重建家园创造条件，还要发挥部队“两用”人才在重建中的作用，但要注意平等互利；同时，当地的劳力也要组织好，这也是一支很好的力量。第六，还有困难，就向银行贷款。 按这些原则，规划一下今年搞什么，明年搞什么，需要多少钱，能拿到多少钱，如果还缺，就再开一个渠道，给一定的木材销售额度，按国家指导价出售，给予免税照顾。如果还有困难，国家拿出一些。此项工作由国家计委副主任刘中一负责协调。 五、总结经验教训。要不然，今后还会发生问题，历史还会重演。一定要通过这场火灾，总结出一些东西来，切实改进工作。如：如何采取积极的措施把森林建设好；造林、营林和道路建设、防火设施如何配合，要找专家研究，多少面积的林地应该配一条路，是否像“井田制”一样，搞成一格一格的，一格着火就烧一格，现在没办法，一烧就烧到头；队伍素质、政治思想工作、纪律这几个方面有什么教训，我看根本问题是企业管理问题，规定不允许在林区吸烟、起大风不允许使用割灌机，可这些都严格执行了吗？没有，这样不出事是侥幸，出事是必然的，要对规章制度理一理，不合理的修改，合理的就要坚决执行；体制顺不顺，也要研究，这次火灾，离开当地政府、光靠林业部行不行，我不作定论，但要研究，有没有更好的办法，等等。 六、现在就要组织有关部门和人员调查这次事故，做出科学结论，为国务院下一步的正确处理做准备，最后要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出交待，向全国人民作出交待。 会上，田纪云宣布，国务院已经成立大兴安岭恢复生产、重建家园领导小组，国家计委副主任刘中一任组长。 下午在漠河飞塔河的直升飞机上，写了“田纪云说大兴安岭灭火战斗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消息。半夜散会后，写了“国务院在塔河召开现场办公会，田纪云副总理对大兴安岭抗灾救灾工作提出重要意见”的新闻。 凌晨2点入睡。 27日一早就起来了。晴。天空明朗。空气湿漉漉的，地面有积水。从到塔河我就住在指挥部207房间，站在窗前望出去，围绕这座县城的近处的山脉清晰可见，山上的树木，也看得清楚，远山的轮廓亦尽收眼底。火灾以来，通过这扇窗口，还是第一次这么清楚地看到晴朗的天空和远近的山岭。 在西线转了8天，又回到了这里。街上行道树已明显地鼓出细细的嫩叶了。植物生长了，意味着林火不容易耍威风了。 不过，晚上指挥部得到报告，有几处底火复燃，正在全力扑打，不会有大的问题。林管局局长邱兴亚听了，不无感慨地说：“山火是很顽强的，可这么顽强的山火还真没看到过。” 28日上午指挥部开会，讨论落实国务院现场办公会议精神和田纪云同志的指示。黑龙江省委书记孙维本说，在送田纪云回京、和他分手的时候，他一再嘱咐：“一定要把下步工作做好！”田纪云的这句话和孙维本复述时的严肃神情，使大家深深感到肩上担子的分量。 下步工作，最重要的是严防死灰复燃。大家一致认为，在没有下透雨前，一切都不好说，任何松懈麻痹都可能酿成大祸。刘精松司令员说：部队34000人坚守在第一线已经二十来天了。大灾刚来的时候，容易动员一切力量，而当时间长了、任务快完成的时候情绪往往容易松懈，不仅可能前功尽弃，还可能出更大的问题，甚至出意想不到的事。我们决不能因为由于我们自己的疏忽再出大事，成为人民的罪人。我们的工作标准，就是田纪云同志讲的“坚决、彻底、全部、干净地消灭余火、残火、暗火、底火”。按这个要求，差距还很大，工作远没有做完。部队什么时候撤，一切以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为准。他还特别指出，要加强治安，严防对社会不满的人搞破坏，“只要一个人放火，就能拖住千军万马。” 会上林业部部长杨钟讲了话。他是随田纪云一起来的。这是火灾发生后，杨钟第一次到大兴安岭。他讲了“迟来”的原因：3月二十几号住院，肝炎和糖尿病，两病交加，治这个病影响那个病。个人和森林都遭了灾。我给杜润生和陈俊生写信，“拜托了”。现在稍好些，决定出院。给田纪云打电话，他让我回医院，我还是来了。他接着说：大兴安岭是一个特殊的地区、特殊的体制，归林业部管，但鞭长莫及，漏洞不少。出事，根本是管理上的问题。我非常内疚，愿接受处分。为救灾，黑龙江省好多工作都推迟了，也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北京的学生娃娃拿着碗到街上搞募捐，北大的学生也搞了，学生没多少钱，一些孩子就脱下刚穿上的新衣服交给灾区，我心里很是过意不去。最后，他讲了3点意见，一是加快护林防火，千千万万今后不再麻烦大家；二是部里的人员陆续上来，6月3号、4号重建家园、恢复生产的方案就能定下来；三是善始善终完成扑火任务。现在还是“危险期”，地下火还有，但看不见，仍有很多工作要做。历来森林大火都要等一场大雨，没下大雨前，一点都松不得。 大兴安岭林管局局长邱兴亚接着发言。他说：要说教训，管理制度不严是第一条。古莲那把火，是使用割灌机不当引起的。使用者叫汪玉峰，17岁，投亲来的，他将割灌机灌上油，打火发动，没打着，不慎，油撒在地上，又打，火花塞冒火，燃着地上的油和草，他急忙用衣服捂，没捂住，着起来了。早在4月28日，我就签发了“带电令”：所有割灌机在防火期内不准使用。按惯例，我们这里“五一”前后是防火的紧要关头。可这道令下面没有严格执行。火起来后，防火设备不健全，风力灭火、空降部队、通讯设备等都跟不上，这也反映管理有问题。过去到塔河就要边防证，1984年放开，进山的人杂了，可我们管理没有跟进，没有对进山的人深入扎实地开展“饭可一日不吃，火不可一日不防”的教育，这就造成很多隐患和漏洞。第二条是道路问题。没有路就谈不上防火救火。我们这里平均1公顷林地有道路1.1米，发达国家一般是30至40米。多少年了，我们一直向上吵吵，可纳入不了国家计划。国家开发大兴安岭就是拿木材，以生产木材的能力给投资，没有修路的钱。这些年我们自己投了1700万修路，账一直挂着，国家不给钱。国家的林业政策要改变，从指导思想上就要解决路的问题。如果讲防火不力，我们犯罪了，但讲外部条件，国家有关部门是有责任的。第三条是体制，现行的体制是“四不像”，政府不像政府，企业不像企业，业务归林业部管，行政归黑龙江省管，地盘是内蒙古的，复杂得很，很“遭罪”，分散了我们不少精力。从82年开始，我们就向上反映，汇报情况的材料有一麻袋了，至今没有说法。 省委书记孙维本作了总结，要点是，扑火取得很大成果，但这个成果还是很脆弱的，要取得彻底胜利，仍很艰巨，要把任务落实下去，划清责任段，明确责任制，层层包干，层层负责，一直管到下透雨为止；配合国务院恢复生产、重建家园领导小组，我们的班子也建立起来了，要马上行动、主动工作；对整个扑火情况要认真总结，中央政治局要听汇报。最后，他对这场灾害讲了一个观点，是“人祸加天灾”。 森林给人类带来了无穷的益处，可为什么有些人就那么轻慢它、不尊重它呢？这是这些天来一直在脑子里转的问题。 引发此次火灾的“源头”，即最早4处起火的原因已经查明，2处是违规使用割灌机致使漏油跑火引起；另2处是由于林区临时工违反护林防火制度，在林中吸烟造成——竟然是这么“简单”、“低级”的诱因，酿成了如此震惊中外的大劫难，谁能想得到呢？又怎样去理解呢？而就在扑火现场，仍能看到林区职工在吸烟，“太习惯成自然了”，“太随心所欲了”，气得省委书记孙维本脸色铁青，厉声呵斥！制度成了儿戏，血的教训视而不见，能不出事吗？ 当然，也有自然因素。今春以来气候异常，特别干燥，风大，刮风的天也多，世界上处在同一纬度的国家，好几个都发生了森林火灾。然而可怕的是，人祸和天灾碰到了一起，灾情便变本加厉，更加疯狂凶猛，人类对它更加难以控制。 当火势昼夜扩展，蔓延成200多公里长、七八十公里宽的漫漫火海时，当它显示出巨大的自然能量时，人在它的面前便是那样的渺小，只能在它的外围开辟防火隔离带，把它限制在已经燃烧的范围里，不要再外延。这是人的智慧，也是人的无奈。火已经烧了森林，人为打防火带又毁掉了不少树木，可没有别的办法，人类只能这样。面对明火已经熄灭的一片焦土，人们仍不敢离去，死看死守着，不时地仰望天空，渴望下一场透雨，把埋在焦灰下的暗火浇灭，而这，人的力量是难以企及的。 遭殃的还有森林里无数的生灵。我在火海里穿行的时候，看到许多小鸟、甚至珍稀的狗熊，怯怯地站在沙石路的中央，汽车到跟前了才呆呆地躲一躲——它们难受呀！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没处可去，它们没有家了！我忘不了那场景，想起心就隐隐作痛。 人类太以为自己是“老大”了，不敬畏自然，不尊重自然，就必然会遭到自然的惩罚。塔河街头几个晒太阳的老人痛心地说：这场火不仅烧了祖宗留下的财富，也烧了应该留给子孙的财富。 大兴安岭以遍布挺拔结实的落叶松、秀丽多姿的樟子松而闻名。这方世代形成的宝地，投入开发才不过23年，今天却被烧得满目疮痍……人啊，什么时候才能学会顺应自然、自觉地保护自然，和自然和谐共处呢？ 弥漫在天空二十多天的烟雾正逐渐消散，然而那熊熊的烈焰不能从我的心头抹去，也不能从所有看到过这场大火、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的心头抹去。 我梳理了这些思绪，写了一篇题为“大自然的惩罚”的述评，发到了国内外。 30日上午，林业部长、各林业局局长，大兴安岭地委、行署的领导共商重建家园、恢复生产的具体计划。邱兴亚作主题发言。他首先讲精神状态，说：要用扑火的劲头和当年大兴安岭会战的精神来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大兴安岭有光荣传统，会战的时候，就住在森林里，喝水用麻袋装（指严冬饮用水靠凿河里的冰块装入麻袋背回）。这次重建家园，也要艰苦奋斗，没有办公室，就搭帐篷，不能舒舒服服，沙发摆得正正当当，要想到群众，要作表率，决不能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接着，他提出时间表：6月中旬前完成总体设计，下旬全面施工，“十一”左右受灾群众住进新房和过渡房，11月初生产全部恢复。为此，他讲了一些具体意见：没有受灾的局包建受灾的局。建房要吸取火的教训，无论如何不能再搞板夹泥房子，不能搞油毡子房顶，要建不易燃烧的砖瓦结构的房子。要考虑建一部分楼房，集中供热，取消“柈子城”，这是一大祸患，就是取暖、做饭要烧柈子，也不能堆在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而是集中到河套存放，用多少买多少。林区建筑用地紧张，建楼房少占地，房与房之间距离大一些，也有利安全。入冬前都住进新房不可能，一部分住修复的房。倒塌房屋能用的地基和砖头都要用上，施工时掉在地上的水泥也要收拾起来用上，救灾物资来之不易，都是全国人民的心血。讲节约，但工程质量要创优，优质品率要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对资金，要精打细算，加强成本核算，切实用到刀口上，决不能挤占救灾资金和物资，这是犯罪。 接下来，进行讨论。对以煤代木，集中供热，都说好，“柈子城太危险，搞不好就火烧连营，用煤还能节约木材”。也提出当前和长远要兼顾，看得远一些，规划要做的科学合理，宁愿眼前多吃点苦，也要把事情做扎实，比如现在到入冬只有4个月，适合盖平房，不能赶着盖楼房，欲速则不达。对于非常时期，如何打破常规，简化手续，提高效率，又确保工程质量，大家也提出了一些好的意见。鉴于扑火的经验教训，不少人提议，立即建立一支有良好装备、训练有素、能快速行动的专业队伍，“切实改变发现火情现召集人，等赶到火场3个小时过去了，火情变成火灾了”的被动状况。 31日，端午节。早饭吃棕子、鸡蛋。是省里特意安排的过节食品。 到23军205团驻地采访，和战士们一起唱《十五的月亮》。 没想到，节日的气氛瞬间被刮跑了！——下午3点半左右，离塔河仅11公里的地方突起大火。是巡航飞机发现的。指挥部立即组织3000人把它围住。可这两天气温升高，风也不小，火扑灭又复燃，到晚上11点，火线已扩展至5公里长，虽然对塔河一时还构不成威胁，但还是很危险。奇怪的是，这一区域一直没有火，难道有人破坏？连夜查证，确认是火车行进时，瓦轴摩擦发热掉下的碎块飞进草丛，点燃干草后烧进树林——真是屋漏偏遭连阴雨！ 又有多少人昼夜奋战…… 总的形势已经明朗，6月1日分社通知返回，以领受新的报道任务。塔河到加格达奇的火车是晚上发车。整个白天我仍关注着火情。天，一下子热了起来，中午最高气温竟窜到30度，加上风力5级，感到很干燥。老天爷真不帮忙呀！还好，其他区域没有火情发展的报告，就昨天那把火，灭了又燃，反反复复，又增派了大量人力上去。我相信能控制住。但上车的时候，没有得到确切消息。心里很是忐忑。 2号天微亮，从火车车窗望出去，一片潮湿，在下雨，一阵惊喜！5点半下车，行走在凉丝丝的小雨里，好不舒服。不时看到商店、办公楼等建筑的墙上挂着“向扑火英雄学习致敬”一类的标语。在车站对面的新安旅店休息。好好地洗了一个澡，睡了一整天。晚上大兴安岭日报同仁饯行。乘坐的374次列车20点49分启程回哈尔滨。 3号早晨在火车上听广播：昨天到今晨，大兴安岭大部分地区降雨，有些区域下的是大雨，对消灭残火、余火很有利。这场雨，终于盼来了！ 整整28天，像经历了一场战争，虽没有枪林弹雨，但有浓烟烈焰…… 推开家门，4岁的儿子愣了一会儿，望着有些陌生的父亲…… 4日上午与仍坚守在大兴安岭的省委副书记周文华通电话，他高兴地说：雨没停，特别是西部下的是中雨，东部是中雨和小雨交替，预报明天还有中雨，这场雨帮了大忙了。已正式打报告，宣布大兴安岭扑火取得彻底胜利，国务院已经批准。今天大批部队撤离，留3000多人作机动力量，配合专业扑火队行动。他还告诉我，塔河跟前的那把火很顽强，快烧到油库了，几千人两天两宵不停地扑救，打灭了，这两天雨水浇下来，已没任何问题了。 放下电话，靠在座椅上，长长地舒了口气，心，彻底地放了下来。 知道我从灾区回来了，7号下午，哈尔滨市委书记李根深约我作了长谈。他将大兴安岭火灾和哈尔滨市发生的一些重大事故结合起来，认为“基础设施和基础管理薄弱是我们的致命弱点”、“体制改革是根本性的，一定要解决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结合的问题”。这些观点给我很深的印象。 他说，国务院对大兴安岭森林大火事故做出严肃处理，我很拥护。但发生事故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三反四复地研究，感到根子在基础工作太薄弱了。说实在的，我们是坐在火山口上，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事，谁都不敢打保票，说我这里不出事。 首先是基础设施薄弱，市里、各行业、各企业，都有这个问题。哈尔滨发生松花江渡轮沉船事故，原因是超载50%以上。但为什么超载，是渡轮不足，只是实际需求量的一半。哈尔滨天鹅饭店是高层建筑，火灾发生后，因为没有高层消防设施，救不了，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大兴安岭林区面积很大，但路少，瞭望塔少，专业扑火人员少，加上装备也很差等，着小火还能对付，着大火就只能看它烧了。 第二，更直接、更现实的是基础管理太差。哈尔滨一银行被盗，作案分子是通过挖地道进入金库的，金库里放金、银、首饰的保险柜连锁也没锁，而5个值班人员在打麻将，管理混乱到什么程度了。中医院剧毒品被盗也是，东西放在那里，就没人管了，被拿走了也不知道。有的虽有制度，但谁负责不清楚，就是有人负责，也不认真，这种现象很普遍。 第三，眼前应急的事有人抓，长远的事就没人管了。不是说眼前的事不要抓，而是说对人员素质、企业素质这些打基础的、起长远作用的事，一时可能看不到效果的事，下的功夫太少。企业就是抓利润，开发林区就是砍木头，太短视、太实用主义了。 李根深分析说，社会主义制度从理论上讲，生产资料全民所有，职工是企业的主人，应该比资本主义有更多的主人翁责任感。但实际上不是这样。消极怠工、浪费、玩忽职守之类的现象太多了。改革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职工并不认为自己是企业的主人，而是处在被雇佣、被支配的地位，分配是“大锅饭”，干多干少干好干坏无所谓，因而不求进取、惰性、纪律松弛等等。体制改革是根本性的，一定要解决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结合，真正实现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否则解决不了问题。 管理上，突出的问题是真正懂管理的人不多。1956年以前，学苏联的管理办法，他们有一套，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但时间不长，中苏关系不好了，就反掉了。光靠我们自己的优良传统，但又没有管理经验。后来大跃进等一系列运动，再到文革，二十几年冲击下来，懂管理的人更少了。管理一般地喊没用，有许多具体的工作要做。现在，不会管、不敢管的现象普遍，真要管，就告你的状，甚至捅刀子，因此到处可以看到松松垮垮、稀稀拉拉的情况。中国改革发展要深入下去，一定会碰到这些“硬”问题。中国要振兴，管理不严不行。文革以来没有真正严格管理过。中央要发话，从上到下严起来，严，不是和你过不去，而是为大家好，一盘散沙，就不会有希望。这也是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李根深是党从知识分子中培养起来的领导干部。他解放前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先留校当教师，后第一批被选送到苏联留学，获副博士学位。他视野开阔，思维缜密。我觉得李根深的见解很有价值，他没有就事故讲事故，也没有简单地扣几顶政治帽子，而是把事故发生的原因和正在进行的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呼唤改革亟待深化，使人颇受启发。我立即将他的观点写成内参报到中央。 二、再赴兴安过元旦 大兴安岭从此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坎里。我格外关心那里的事，好像那里发生的事和我都有“关系”似的。我长驻哈尔滨，通过各种渠道了解那里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情况，向中央传递信息，如，林区干部群众对林业部的意见；受灾群众认为补助款太少；过火林木发生虫害；对在一线组织扑火的干部受到处分，林区职工有不同看法等等。 转眼到了年底，大兴安岭灾后的第一个元旦即将来临。省长侯捷决定到灾区过元旦。他说，在哈尔滨我过不安分。大兴安岭现在是最冷的时候，零下四十几度，受灾群众生活上有什么问题，最容易暴露出来，应该到那里去看看。我也正有这样的想法。1987年12月30日晚上，我随侯省长登上了北去的火车。他对我说，已有十几栋新盖的房子冻裂了，这么冷的天，不知道能不能渡过去；尤其是失去亲人、烧伤毁容和截肢等困难大的居民，要上门看看。还说，出门前，老伴一会儿塞围巾，一会儿塞手套，说看电视了，那里冷啊。 大兴安岭，你现在怎么样了，在废墟上站起来了吗？ 31号早晨到达加格达奇，又继续向塔河行驶。地委、行署和林管局的领导上车同行。新任林管局局长王汉忠汇报说，明年春天的防火已作了安排，党、政、企都划分了责任区，从每个领导干部到防火员、护林员人人明确。为确保防火设施建设的经费，决定从育林基金中提取，一亩提一毛，每年能提1310万，今年这笔钱用在了建通讯网络、机降点、飞机加油站和购置灭火机上。专业扑火人员增加了360人，还要陆续增编，争取有一支四千到五千人的队伍，再加强对两万群众扑火员的培训，到时就不会抓瞎，遇火也不会乱了。还有就是加强入山检查；5级风以上停止林间一切生产活动，断绝火源。地委书记张毅补充道，防火期内对外来人员进山的控制有不小的难度，鄂伦春人进山打猎，周围的人来淘金，还有经商的等等，总计不下二三万人，没有过硬的措施和手段，很难管住。因此防火的任务很重，如遇到特殊的气候条件，还有着大火的可能。 谈到复建和灾民生活情况，王汉忠和张毅说，漠河城里有17栋新盖的平房冻裂，主要是地基没测好（随行的省建委副主任姚滨插话：明年开化的时候会不会塌房，要注意检查，如再砸死人就不好交待了）。从哈尔滨进的取暖用的锅炉，有一台烧穿，还有一台也够呛，只好另花15万元给各家安了土暖气。分两次给每户发了1000元补助，配了两个箱子、一个碗橱、一张饭桌和四个凳子。元旦和春节，平均每人配给10斤肉。也有上访的，主要反映补助少。 元旦一早，乘汽车从塔河出发，沿火灾迹地一路西行。令人宽慰的是，几个月前一片废墟的凄惨景象已不复存在，一排排红砖瓦房在雪光的映照下，显得醒目和亲切。受灾的10，955户居民，已有7，782户搬进了新居，其中一部分临时安排在公用房里，另一部分两家暂时合住一套新房。 一路上，走访了马林、盘中、阿木尔、图强、育英和西林吉等地的二十多户居民。在盘中林场黄振久家，这位退休工人对省长说：“大火过后的那天半夜，我来看被烧毁的房子，哭了，整整30年的家业呀！没想到，两个月零八天就搬进这套新房，那天，我又流泪了，不过这回流的是高兴的泪。”他把侯捷让到炕上，要留吃饭，“条件还不够，但能弄几个菜，哪怕是凉水捂成热水，也是我的一点心意。”省长握着他的手，一再表示感谢。 推开马林林场伐木工人王明一的家门，他刚从山上干活回来，脸上、衣服上黑渍斑斑，鼻孔里也黑黑的。“元旦不放假，”他说道：“过火林不及时采下来要变质，还会长虫子，得抓紧干。”门口过道的一个盆子里，放着一条大鲤鱼、一只白条鸡。小王说，这是林场统一供给大家的，今年供应的肉、鱼、鸡不比往年少。 和小王住邻居的老工人周勤显得挺精神，一打听，原来女儿周新英快做新娘了，他把穿着一身新衣服的新英叫到省长跟前说，“火烧了房子和财产，但政府又帮我们建起来了，这么大的灾，安置到这一步不容易，女儿的婚事也总算没有耽误。” 然而，灾难的阴影没有从人们的心里散去。一路上没有听见辞旧迎新的鞭炮，入夜了也没见闪闪的灯笼，往昔过年的习俗此刻中断了。毕竟“落差”太大，这些年林区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明显提高，一些人家已向小康迈进，可顷刻之间，一切都荡然无存，不少人家还失去了亲人，炕上还躺着致残的骨肉……他们只能淡淡地、伤感地渡着这个节日。在一些灾民家里，他们说，到今天闭上眼睛，看到的还是原来的家，可一睁眼，空落落地，像走错了地方，“要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才能慢慢地缓过这个劲来。” 天气真冷啊！摄氏零下45度！从上海到黑龙江已18年了，今天才真正感到什么叫冷。虽然“翻箱倒柜”，穿着了皮大衣、厚棉裤、皮靴子，戴着皮帽子，“武装”到家了，但从车里下来到灾民家，没多少路，感到被逼人的寒气一下子打透了，像没穿多少衣服似的，裸露的脸面和鼻子冻得生痛；放在兜里的圆珠笔到屋里要暖一阵才能写出字来…… 元旦之夜，入住漠河县招待所——我已很熟悉的地方。 第二天上午，和县里干部座谈。侯捷先说了一段话：“在育英林场看了一户人家，一个妇女不到40岁，丈夫烧死了，母亲双手截肢，四五岁的女儿脸面烧坏了，非常困难，组织上安排了一个邻居照顾她一家的生活。还有一个81岁的老太太，孩子烧死了，很孤单。虽然遭难，但老百姓通情达理，没有提过高的要求，我们千万不要轻视他们的难处，要好好关心他们，否则心不安。今年重建的任务还很重，省里一定要继续出力，继续组织好、安排好。” 县里前两天刚开了人代会，代表们提了不少意见和建议，座谈时都摆了出来。主要有：火把林业局烧“富”了，他们有活干，有钱挣，可不属林业系统的乡镇企业和个体户没人管，给烧“黄”了，应考虑扶持政策；建一个福利院，把伤残重的集中起来疗养康复，效果肯定比在家好，钱还不一定多花；刚着火的时候大兴安岭人不敢讲天气因素，舆论都从政治上讲，从人为因素上讲，压力很大，有些不一定准确和客观，气候条件对于林火是起决定性作用的；管理松散的问题很突出，领导不力，措施不力，但和大兴安岭地广人稀、生产方式也比较粗放有关，应作全面客观地分析；指挥灭火的人应该懂扑打山火的知识，有扑火经验，不应该谁官大谁当指挥、说了算；大兴安岭需要反思，吸取教训，也需要理解，毕竟这里的环境太恶劣，条件太差，等等。 会上说到了王招英。她已被问责，免去了县委书记职务，降级使用。她的母亲特意从杭州老家赶来看望，王招英流着泪对妈妈说：“组织上咋处分我都情愿，处分越重，心里才越好受。不然，这辈子我死都愧对漠河的老百姓。”母亲说，已帮你联系好了到南方工作。王招英没有同意。大兴安岭地委考虑到她是南方人，想把她调到气候条件相对好一些的加格达奇工作。她也没有同意，表示“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爬起来”，依然留在漠河，在县建委当主任，参与重建家园的工作。侯捷说他收到过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的一封信，他在信里说“王招英是英雄”，在这场大灾面前，她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希望省长不要过分地处理漠河的干部，用中国的话，批评就可以了。侯捷把信转给了中央。 索尔兹伯里曾任美国《纽约时报》副总编辑。1984年3月，75岁的他到中国，走当年红军走过的长征路，写了一本风靡全球的书《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大兴安岭火灾发生后，他采访了王招英等人，写了《巨大黑龙灾难》一书。对王招英，他写道：“她是一位头脑清醒，遇事果断且有同情心的人，她为制止大火，挽救这个城镇和它的人民，做了作为一个人所能做到的一切。”“假如我的衣袋里有一枚勋章，我要把它别在她灰色的上衣上。” 会后，看望了驻军9团指战员，侯省长对他们帮助县里重建家园表示感谢，并向他们致以新年的问候。 火车在向哈尔滨方向行驶。人民日报在头版己刊出了我写的新华社通稿《灾后大兴安岭的第一个新年》。 从那片土地，带回了欣慰，也带回了压力和许许多多要做的工作。巨大的灾难之后，无论是大自然的生态恢复，还是人们的心理调整，都需要漫长的时间。我，将继续把目光投向那山山林林之间…… 三、沉浸在翠绿、清新和宁静之中 岁月荏苒。再次踏上大兴安岭的土地， 已是22年之后了。2010年8月，我到哈尔滨参加一个金融会议——我已于1994年底调到新华社上海分社工作，后到新华社主办的上海证券报任职——出发前就定了，会一结束，就重访大兴安岭。上海和大兴安岭离得远了，但我的心没有离开，常常牵挂着那片土地，从媒体上知道那里变化很大，但“不满足”，总想亲眼看看——看看大兴安岭的寻常面貌，以冲淡一些留在心里的那深深的“火海、焦土和大片大片被烧倒的树木”的烙印。 ——真便捷，只一个半小时，从哈尔滨乘坐的民航班机就降落在了漠河机场。想当年为到漠河费了多大的劲。走下飞机，我贪婪地环顾四周，贪婪地吮吸空气，贪婪地仰望苍穹，好洁净的蓝天白云，好清新的仿佛有点甜的满含负氧离子的空气，远远近近满目苍翠——绿的树，绿的草，绵延到远天……我心潮涌动——我自诩“与众不同”，是大兴安岭的“特殊”游客！  驱车去图强林业局。曾经的遭遇——在焦灰覆盖的路面行驶和在烧塌的桥涵间蹒跚，已成了回忆。途中有一个瞭望塔，登高远望，舒畅极了——目之所及，是大片大片的松树林，几条清澈的河在林间绕来绕去，像孩儿缠绕在母亲的膝下，清风佛面，令人心旷神怡。当地友人说，这里是“五.六”大火的重灾区，这些树木都是灾后用飞机播种长起来的。他们还告诉我，大兴安岭的伐木量已经很少，现在主要是休养生息，保护这个区域的生态。我极赞赏，因为这不仅关乎大兴安岭的长远建设，对受它影响的更大范围的环境质量的保证和提升，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黑龙江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知道相比南方沿海地区，黑龙江开发晚了，拉后了。晚开发的地区容易急，容易跟在别人后面往前赶，结果人家走过的弯路很可能再走一遍。其实晚开发也有好处，可以吸取早开发地区的经验教训，少付学费，这其中处理好开发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就是重要的一条。我对漠河县的领导说，希望你们的开发建设慢一点，把环境保护好，把自然保护好。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深山里有口泉眼，涌出的水装瓶就可以卖钱。于是砍树、修路、盖房，等一切弄好，水质已变了。如果不利于环境保护，情愿不要开发，钱不值钱，良好的生态越来越值钱。如果没有好的生态，人家不会长途跋涉到你这个地方来，之所以大老远地来，就是来享受青山绿水，来呼吸清新的空气，来这个宁静的地方走走、坐坐，舒缓疲惫的身心。因此有好的生态，何愁不能富一方。我问了他们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漠河还能不能保持现在这样的生态？他们回答“能。”他们说考虑过这个问题。这是一个“远期”的问题，到底“能不能”，我们这代人在地上是看不到了，但愿在天上能看到。 我很欣慰观赏到了大兴安岭美丽的容颜，尽管只是这个广袤区域的一个局部，但她冲淡了郁积在我心里的阴影，和我在小学课本上读到大兴安岭时的美好想象吻合了起来。 回程的飞机起飞了，望着窗下绵延的森林和掩藏在绿树丛中的城镇村落，我对自己说：三进大兴安岭是不够的，有机会还要来走走看看想想，因为你和大兴安岭有关……  作者简介：张持坚，1969年从上海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十团。在连、营、团当报道员和新闻干事，后到兵团报社当编辑。1979年调到新华社黒龙江分社，后任分社副社长。1994年底调新华社上海分社，后任上海证券报总编辑。新华社高级记者，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 公众号编辑：周培兴 （晓歌编辑 配图）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