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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动员全党进行党史学习教育，号召全党同志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2022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意见》，提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一项长期重要任务。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重温毛泽东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对于进一步感悟思想伟力，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的认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发扬革命精神，增强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图为会议主席团成员合影
■毛泽东倡导学习研究中共党史的历史缘起■ 为什么要学习研究中共党史？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不仅是中共党史的创造者之一，而且是最早倡导和组织中共党史研究的领导人。他在20世纪40年代初主持编辑的《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重要文献，奠定了中共党史学科的基础。 一生都重视历史学习的毛泽东倡导研究党史，缘于1940年下半年开始主持编辑《六大以来》。《六大以来》分上下两册，上册是政治性文件，下册是组织性文件，汇集了从1928年6月中共六大到1941年11月间未公开发表过的历史文献519篇，280多万字。最初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编印一本书，而是为预定于1941年上半年召开的中共七大准备材料，总结六大以来的历史经验，批判党的第三次“左”倾路线，这条错误路线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程。1940年12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中共历史上各个时期特别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统治时期所犯的错误，提出要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他说：“总结过去的经验，对于犯错误和没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一种教育。了解过去的错误，可以使今后不犯重复的错误。”他还说：“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大体上要分大革命、苏维埃与抗战三个时期，总的错误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不平衡性。”这个发言提出了研究中共党史的任务，并初步阐明了研究中共党史的目的、线索和方法。 时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回忆，因为“即使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在1941年，也还有一些人对这条‘左’倾错误路线（主要是指王明的‘左’倾错误和‘立三路线’所带来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缺乏正确的认识，甚至根本否认有过这么一条错误路线。在这样一种思想状态下，要成功地召开七大是不可能的。为了确保七大成功召开，毛主席认为有必要首先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开展一个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的活动，以提高高级干部的路线觉悟，统一全党的认识”。于是，在1941年八九月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建议把他正在审核的为七大准备的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汇编成册，供高级干部学习与研究党的历史用。会议同意了毛泽东的这一建议。 因为文献史料太多太庞杂，通读一遍都有困难，学习研究更谈不上。于是，毛泽东在主持编辑过程中有意识地对文献进行了筛选，先后挑选出86篇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献，以散页形式发给了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研究。因此，《六大以来》实际上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汇集本，一个是选集本。汇集本仅仅印刷了500套，只发中央各部机关、中央局、军委、军分区等大单位，不对个人发放。后来在撤离延安时因携带不便只由中央秘书处带出了几套，其余全部被销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六大以来》的编印其实就是要解决中共党史上一些常识性的问题，比如“王明路线”“立三路线”到底是什么，算一算历史账，在政治上说清楚。胡乔木回忆说：“现在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毛主席怎么同‘左’倾路线斗争，两种领导前后一对比，就清楚地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更加确定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从《六大以来》，引起整风运动对党的历史的学习、对党的历史决议的起草。《六大以来》成了党整风的基本武器。”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对十年内战后期中共中央犯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问题，基本上取得了一致认识。这次会议后，中共高级干部组成中央学习组和高级学习组，开始进行整风学习。整风学习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六大以来》下发后，对高级干部认识党的历史“发生了启发思想的作用”，“同志们读了以后恍然大悟”，“个别原先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也放弃了自己的观点，承认了错误”。 在这种形势的积极影响下，许多人提出学习研究党史应该从中共一大开始。9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其中规定高级组的学习“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第一期为半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 由毛泽东担任组长的中央学习组对中共党史的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通读《六大以来》一书，第二个阶段是全面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于是，毛泽东在1942年又开始着手主持编辑《六大以前》，并要求陶铸和胡乔木负责资料工作。3月2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决定中央学习组通读《六大以来》一书的计划告一段落，从下周起开始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为了指导中共党史的学习研究，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客观、辩证地阐述了学习研究中共党史的经验和方法。 ■毛泽东倡导学习研究历史的目的■ 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开宗明义、深入浅出地阐明了他的观点，即全面地、系统地研究中共党史。“这个工作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现在正在开始做”，因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 早在1938年10月，毛泽东就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把“历史知识”的重要性摆到与“革命理论”“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相同的位置来看待，这是具有战略性的政治举措和远见。可以说，在中共过去的历史上，还没有谁比毛泽东更重视对“历史知识”的认知和运用。 毛泽东如此重视“历史知识”，或许并不是很多人都能真正理解的。他为什么把“历史知识”的学习和研究摆在如此重要的位置呢？具体分析来看，有两个方面的主要原因。 
1949年4月，毛泽东与胡乔木在北平香山交谈
■“历史知识”可以帮助人们懂得中国实际，懂得中国国情 ■ 延安时期，毛泽东向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与此同时，他也向全党提出了研究中国历史的任务。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延安举行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向全党特别是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提出了学习和研究的任务。他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在这里，毛泽东把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摆到了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革命运动的现状同等重要的地位。 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尖锐地批评了一种不良的学风。这种不良的学风在对待“历史知识”的学习和研究上的具体表现是：“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检来的。”由于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不了解，于是只能“言必称希腊”，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外国的革命经验。毛泽东认为这是一种“极坏的作风”，是一种“主观主义的态度”。“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而这种作风危害之严重，就是“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 为了改变上述状况，毛泽东除要求全党认真研究现状，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外，还向全党郑重提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深刻地表明了一个人人皆知却往往又难以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的道理：不懂得现状就不懂得中国的实际、中国的国情；同样，不懂得中国的历史即“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也不可能真正懂得中国的实际、中国的国情。 何谓国情？国情既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说是现实的，即现实的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宗教、社会等的状况；说是历史的，即存在于现实之中的历史遗存、历史传统及其在现实中的反映。而要真正认识这些历史遗存和历史传统，就必须要弄清它们的全貌和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现实的国情，是空洞的、不存在的；没有历史的国情，是断裂的、不现实的。更何况，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本身就没有截然划分的界限。我们记录的“现实”，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过去式”，就是历史。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毛泽东重视“历史知识”的研究与运用，目的就是达到明辨是非，统一思想，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他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他同时强调：“我们要用这样的研究来使我们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进步。”由此可见，毛泽东把对于“历史知识”的运用，提高到了战略思想的高度来看待。在他看来，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要懂得并认清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实际，没有“历史知识”是不行的，没有在掌握“历史知识”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历史见识也是不行的。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始终强调马克思主义要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只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政策。正是在他的高度重视和强烈号召下，中共党内的范文澜、何干之、胡绳等历史学家在近代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最早构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撰写了《论持久战》。这篇著作是指导全国抗战的纲领性文件
■“历史知识”可以帮助人们总结经验，指导工作实践 ■ 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指出：“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就是要以历史经验作为借鉴，来指导当时的工作。 “历史知识”，按照其本身的实际价值来看，既具有“历史”的品格，又具有“现实”的品格。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在工作的实际中认识到这一点，是否能够在实践中把它“历史”的品格与“现实”的品格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绝对是一种“艺术”。毛泽东是把“历史”与“现实”实现“艺术”结合的大师。他非常重视并善于运用历史经验作为现实的借鉴，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力。他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总结”和“承继”的任务。不“总结”，就不足以弄清“珍贵的遗产”的面貌；不“承继”，就不能够发挥“珍贵的遗产”在现实中的作用。也就是说，“历史知识”虽然不等同于现实，但作为“珍贵的遗产”，可以激励人们创造更加辉煌的现实和更加美好的未来。在毛泽东看来，研究中共党史，就是要通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总结中共党史的经验教训，“可以创造些新的东西”。所谓“创造些新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创造新的理论。所以，毛泽东认为研究中共党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重要途径。 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就是国际主义的内容和中国的民族形式相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必须体现出新鲜活泼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所有这些，都必须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通过研究中国历史和现状去认识和把握中国的特点，认识和把握中国革命的具体环境，从而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我们可以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找到很多实际的例子。比如，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初期，就曾十分尖锐地批评了当时存在着的严重的流寇思想。他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指出：“一切流寇思想的表现，极大地妨碍着红军去执行正确的任务，故肃清流寇思想，实为红军党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应当认识，历史上的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 
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作整顿“三风”的报告，并主持编辑出版党的历史文献。这是当时编印的部分历史文献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讲到战争中主观指导作用的重要性时指出：“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观于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事实而益信。中外历史上这类事情是多得很的。”为此，他列举了中国历史上的晋楚城濮之战、楚汉成皋之战、韩信破赵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战例，总结历史经验并从中找到历史的规律性认识来指导现实的战争。 针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毛泽东也在实践中结合实际，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来指导工作。1944年，他发表的著名的《学习和时局》一文，可谓是总结历史经验的理论与方法论的名作。他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接着，他列举了1927年上半年、1930年、1931年、1938年这几次“大的骄傲”而“吃了亏”的教训，进而指出：“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毛泽东在这里提到的“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指的是《甲申三百年祭》，并以此次农民起义的历史经验和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历史经验，总结出一条共同的规律：“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 1949年3月，毛泽东在离开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进京赶考”的途中，仍带着郭沫若的这本《甲申三百年祭》。由此可见，毛泽东之所以重视“历史知识”，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历史学上的理论问题，而是革命斗争中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问题了。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