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间长者为洪波) 7月29日，阳光明媚的一天，在我们见到洪波校友之后，他热情地招待我们坐下。午后的阳光从阳台照进客厅，洪波先生和我们饶有兴致地聊了起来，带有上海口音的话语把我们的思绪也带到了那个澎湃的年代。 “30岁，我走进了华东师大” 1977年，洪波校友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读。不过与如今入校时稚嫩的新生不同，他当时已经30岁，是班级中年岁较大的学生。那是一批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年代，洪波在黑龙江度过了八年的青春岁月，最后经过自己报名和群众推选，终于走进了大学。当谈及当初就读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原因，洪波说，其实自己在高中的时候数学成绩较好，因此最初的目标是数学系，但由于当时工农兵大学生上大学的种种因素，最终进入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读。尽管如此，洪波还是对中文专业非常有感情，“不得不说，‘中文’代表了大家都得掌握的、传统文化最基础的东西，那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华东师大中文系就读的生活是他人生中难以忘怀的一段经历。 在当时，他的同级同学也都是工农兵大学生，互相之间年龄差距很大，文化水平也是参差不齐，有的学生甚至在此之前只接受过小学教育。“虽然有这样大的文化水平差异，但是班上的每一个同学都不自卑，学习非常努力。当时我们班里面就提出了一个口号，叫‘不让一个同学掉队，不交一张白卷’。” 与洪波同级的大学生都参加过工作，也有人做过干部，因此当时的同学关系比现在的大学生还要更复杂。洪波说，现在的大学生都是一步步读书过来的，这样一步步踏踏实实地走，走上去的人读了大学，没走上去的学到了知识，也并不等于没出息。人生不是只有学历这么简单，不是为学历而学习，而是整个人生都要不断学习，这是人生的根本。 提到大学中的老师，洪波先生感慨，自己与钱谷融老师和徐中玉老师的交往是他在华东师大学习的几年中很大的一个收获。钱谷融先生是他非常尊重的一位老师。当时钱谷融教的是现代文学课，在一次期末考试结束后，班级辅导员向洪波反映说发现部分学生有考试作弊之嫌。作为班级的党支部书记，洪波骑着自行车，很认真地上门与每一个同学谈话。钱谷融先生听说这件事以后劝我们不用再去追究，他说，同学们无非是需要一个好的成绩，不用这么计较。洪波发自内心地说，“虽然我与钱谷融老师接触不多，但从这件事中，我就觉得钱谷融老师真的是很善良的一个人。” 在大学时代，洪波也经常去徐中玉老师家请教一些学习问题，譬如《文心雕龙》有看不懂或者不理解的地方，徐中玉先生都会很耐心地回答。“而且徐中玉老师是‘卡片’老师，他自己制作了很多知识卡片，跟我讲的时候总找出相关的知识卡片，一点一点细细地讲。他有问必答，一点架子都没有。”所以后来，洪波先生在中文系设立了一个奖学金，就取名叫“中融奖学金”，将徐中玉和钱谷融两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老教授的名字融合其中，也取“学贯中西、圆融古今”的意思，表达了他对两位先生的尊重之情，也寄寓了他对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期望。他还向校图书馆捐赠了珍稀的元刻本《乐府》。 “坚持是我做事一贯的原则， 这也是我在华东师大中文系学的做人的道理。” 在大学毕业后，洪波被分配到了上海市园林管理局，他郁闷得在家里睡了一个星期。 “我想我算是班上成绩不错的学生，怎么分到园林管理局呢，感觉就像是到了上海的乡村来工作，而且我也对园林也不感兴趣。”但是洪波还是坚持服从组织分配，“党叫我到哪里去，我就到哪里去”，这句话在他那里不是一句空有的口号，而是融进了他的骨子里。这不仅是一份他工作和生活上的认真，更是他面对责任时那份难能可贵的无私和坚定。 但在那个年代，学生找工作流行专业对口，他也受到了这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于是在工作了2年之后，洪波申请调到了上海作家协会《萌芽》杂志社。杂志社办公室里的同事有赵丽宏、王小鹰等人，都是华东师大以前的同学，“在《萌芽》杂志社工作的这六年很开心，一起工作的都是一些年轻人，大家互相的关系也很好”。 后来洪波担任了《萌芽》杂志社的党支部副书记兼编辑部主任，负责一些日常工作，他将自己一向的认真延续到了这份工作中。《萌芽》一年有12期杂志，也就是要打12份头稿，最多的一次，他一个人一年打了6份头稿，占总数的一半。他说自己“最大的优点就是肯干活”。他还开玩笑地补充道，“年轻人如果想要领导能重视自己，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够了，那就是每天比别人早到单位15分钟，下班晚走10分钟。”当时没有饮水机也没有电炉，洪波每天早来15分钟，去楼下锅炉里接水再拎到楼上，再把地扫一遍，打开窗户，这样别的同事来了就会感觉人很好。晚上下班的时候，他也把剩下的水都倒了，关上窗，扫了地再走。他说，“如果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他八小时上班怎么可能会不认真呢？别人看到了肯定会觉得你好，因为其他人做不到这些事。做这些小事情是要坚持的，是为人民服务，但坚持下来不容易的。坚持是我做事情一贯的原则。也就是说我做的事情，一定要对得起我自己。这也是我们华东师大中文系学做人的道理。”说到这里，洪波再次提到了徐中玉老师，他说徐老认为作为大学生，作为我们国家培养的高阶段的学习人才，如果连做人都不会，那我们国家的教育还能干什么呢。“我很佩服徐中玉老师的这个观点，虽然说‘做人’在如今可能会有追求名利的因素在，但在当时是完全没有名利可图的。” 洪波在杂志社做编辑的这段日子，收稿子、挑稿子、改稿子、发稿子，这样朴素的工作其实改变了很多农村青年的命运。“《萌芽》是一个培养青年作者的地方，尤其农村的孩子，如果能够在《萌芽》上发表两篇作品，他就能够抽调到县文化馆，从拿工分的人变成拿工资的人，这就完全不一样了，可以说是改变人生命运的。”在此期间，洪波选发了很多青年作者的优秀作品，认识了不少后来有成就的青年作者，包括金宇澄、张炜等等。虽然在他现在看来，自己选择这样一份工作受到了时代潮流的影响，好像是在被时代推着跑，但实际上也是见证着、簇拥着把那个时代推向前去。 “我一秒钟就把抽了十九年的烟给戒掉了。” 后来因为种种因素，洪波到了香港谋生打工，找活干。“我戒烟就是在那个时候戒的。”当时在工厂打工，下午四点临近下班的时候，想的是能不能多加几个小时班，因为加班的一个小时可以算两个小时的工资，还能包晚饭。晚上下班后，洪波要从九龙回香港岛，有三种交通方式，一种是打的，一种是乘跨海巴士，还有一种是轮渡。船的上层票卖九毛钱，下层票卖六毛钱，他永远坐的是六毛钱的下层船舱。 “有一天回去的时候，我看着对岸，有满山的灯火，却没有一盏是为我亮的。”他说虽然自己在上海的时候做干部，来到香港以后，很多认识的香港朋友都说有困难可以来找他们，但真的去寻求帮助的时候，却都没有回音。“所以我坐在船上的时候就想，不能什么事都想着靠别人，还是得靠自己，戒烟总不需要靠别人吧。于是我当即就把烟丢进海里，从此就不抽烟了，一秒钟就把抽了十九年的烟戒掉了。” 后来，洪波进入了一个香港人的广告公司做part-time job（兼职），帮他们写中文广告创意。写着写着，公司的小老板开始比较接受他了，之后虽然美国的一家公司有收购的意向，也需要一个懂中文的人，但最终美国公司没下定决心，也不愿意用钱请他，因此他一直是做临时工。这时，洪波的爸爸来香港探亲，“一周下来，我爸爸人就瘦了，他对我说，‘洪波，你知道吗，你现在的状态就像我们旧社会的失业状态，失业你知道吗，根本没活干’，当时看到爸爸这样，我觉得自己作为儿子心里边很难受，感觉很对不起爸爸，第一次来香港生活得这么艰难，所以眼泪都下来了。”于是第二天，洪波就去找公司的小老板说明自己想要转正的想法，小老板于是去找大老板，大老板说，如果你喜欢，就把他留下吧。洪波终于在这个公司留下来了。 当时中国北京要开第11届亚洲运动会，洪波就被派去北京进行广告上的竞争。那时候的竞争者很多，也有很多国外的大公司，洪波觉得根本没希望，但突然发生了一次政治风波，西方公司纷纷退出，一些中国公司也选择放弃。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洪波坚持做这次的广告，最后做成了两个大企业的广告IP代理，成了第十一届亚运会最大的广告代理商。“我感觉自己一下子做到了，也有很多人开始支持我。于是我就开始自己做老板，搞房地产，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 小学、初中、高中、下乡八年、在华东师大念书、园林局、杂志社、打工、创业……复杂的人生经历，说起来似乎云淡风轻，但洪波的确走得很精彩。他说，人生中最幸福的阶段还是在华东师大念书的阶段，遇到了很好的老师和同学。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最后，采访者问洪波先生，有没有什么对年轻人未来发展方向的建议。他说，第一，关于方向，没有什么建议，你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第二，你一定要愿意去干，而且也是要因为你真正喜欢而愿意付出，而不是用利益来衡量。虽然说没有利益，这个社会就不可能存在，但是不能用利益取向来决定的自己的发展方向。洪波先生还和我们聊到之后要去缅甸和新加坡的行程，我们感叹道他真的好忙呀。他说：“还是忙点好，现在活到了这个程度，再不忙点，之后的人生不是都要浪费掉了吗？现在虽然科技发达可以延续生命，但靠科技生活的人还有什么意思呢，要靠自觉生活。没有自觉，人生活得没有意思。” 此外，洪波先生向华东师大的学弟学妹们给出了几个建议，一个是人要树立一个正确的方向，还有一个是不要和主流的社会闹矛盾。同时，还有最朴素的一句话，那就是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珍惜年轻时候的机会。“这不是简单地套用毛主席的话，而是说作为学生，不好好学习还去干什么？不向上，学习了又有什么用？为国家做事的前提就是做一个奋发向上的人。你们趁年轻，可以多学点，视野可以更开阔一点。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踩住底线，努力学习努力向上，永远为国家做事情。” (采访：吴彩旎 彭逸芳 撰稿：吴彩旎)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