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知青年代 今年是五四运动百年纪念，我想起了1973年在兵团的那个五四青年节。 那年，报名去云南兵团，我已是20出头了，为了在政治上与“两代黑”的家庭划清界限，我雄心勃勃，写下了血书，背着油画箱，离开了父母和工作岗位，捧着自己亲手画的毛主席像，在锣鼓喧天，红歌震耳的日子里，我与热血青年们一起，奔赴了那个美丽的地方——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因为出身“另类”，我被分配到了连队，搁下油画笔，握起锄头把，穿上劳动服，与同行的知青们一起，在连长催命口哨响起后，开始上山开山造林、砍坝除草、刀耕火种、挖坑栽树、种植胶树。 在云南兵团来上海招兵动员时，他们得知我会画画，有个兵团穿军装的黑皮团长，让我报名去兵团，可以从事宣传工作，兵团需要人才。我相信那个穿军装的首长，写血书，报名来到兵团。可眼下，怎么把我与大伙一起分到了连队，也要我上山劳动了。为此，我感到纳闷。于是，我终于鼓起勇气，斗胆找到了帽子上有五角星，领子上有两面红旗，披着黃大衣的指导员：“是否搞错了？”他朝我笑眯眯地说：营里领导介绍过你的情况了，你在上海是画画的，我知道了，但是，因为你家庭出身问题，你是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所以批准你来兵团，要接受再教育。等你过了“劳动关”，领导会考虑安排你新的工作岗位的，你先上山劳动去吧…… 几句轻若烟雾的谈话，让我感觉象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跟，我如梦方醒，原来自己虽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兵团战士”，但还是属于“可教子女”，眼前只有一条路：必须丢下画笔，拣起锄头，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而且“以观后效”…… 我的连队，是在一个“夹皮沟”里，老职工住土坯瓦房，知青全住茅草房。连长是湖南支边来的，头发理着“两片瓦”的农民发型，有人说这是“汉奸头”。他连句像样的普通话也说不清楚，刚去的时候，他张大着满口银牙的大嘴，叫我们上海知青 “阿拉”，吐沬飞溅。他讲话大声大气，听上去有点傻气，于是，知青们给他取个绰号叫“戆徒连长”后来简称为“戆连”（上海话意为傻连长）。“戆连”大概有初中文化水平，平时能写点打油诗，也会自己写点“东风吹，战鼓擂……” 的吹牛文章。平时，“戆连”什事都喜欢小事大做，虚张声势，全身上下他都会表现出无比的“积极性”。我们知青刚到连队，他就在大会上发誓：一定要把连队建设成为营、团的先进知青连。 其实，连队主管政治工作的有正副两个指导员，但“戆连”非要插进去管，他对我说：抓革命，促生产，就是革命、生产要一把抓。于是，我刚上山劳动没几天，他就主动找我谈话，不再让我上山劳动，要我拿起笔杆子，配合他一起搞好政治宣传栏。我一听，当然巴之不得！这种事对我画主席像的人来说，真是小菜一碟了。我心里可乐了。连队里的知青们眼睁睁地看着我，不管风吹雨打，烈日当空，我可以不要上山了…… 半个月后，连队会议室的墙内、墙外都贴滿了专栏，我正在发愁不知“戆连”还会要我画什么？这时，营党委传达了兵团也要“农业学大寨”，连长与我商量，为了让知青们安心在边彊扎根一辈子，我们趁“农业学大寨，建成大寨连”，让我画一个连队的十年规划图，让知青们看到十年后的连队面貌，从而坚定信心，安心工作。我对连长说：“这不是画饼充饥吗？” 他说“不，这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第二天，会议室墙上的专栏开始重新布置，当然，这“工程”比以前要复杂多了，我心里偷着乐，心想，又可逃避上山“磨洋工”了。十年后的连队，到底会变成什么样？鬼才知道！ 也许是文化苍白的缘故，在白墙上来点颜色，近房远山，胶林幽明，楼房叠嶂，环境优美……能给人以积极的心理暗示，知青向往多姿多彩生活，有人还做梦身临其境了。我尽量大胆设想：把房子画成楼房，把球场画成灯光球场，把拖拉机画成汽车，把养的“飞机猪”（瘦得能飞）画成大肥猪，把油棕树画成结满水果的果树，还有幼儿园、学校、俱乐部…… 我把十年后建成的 “大寨连”新面貌画好对外展示了, 大家议论纷纷, 有人骂 “吹牛皮”的, 有人说 “痴心妄想”, 还有知青说 “如 真的是这样, 我们就安心边疆不想家了!” 我自己在绘画——欣赏的过程中，感到了身心沉静，无形中也缓解了压力。用“戆连”的话说：十三连的政治工作做得扎实, 主要是“看得见, 有目标”。 70年代，作者在绘制宣传画《生命不息，冲锋不止》  夹皮沟里平地少，这么多车的停放，也成了头疼的事，那段时间里，每天一早，只见连长低着头，站在球场中央，琢磨着怎么停车，用脚踢着场上的每一粒石子，生怕石子扎破车轮，得罪来访的客人…… 有一天，中午时分，烈日炎炎，四周的胶林里，不停传出橡胶籽噼里啪啦的爆炸声，连队里又来了一拨参观者，连长头顶斗笠，还跟前几天一样，站在球场上，张大着嘴，大门牙银光闪闪，左手用毛巾擦着汗，右手拿着大茶杯，大口地喝着凉水，他的喉咙有些沙哑了，还在吆五喝六地指挥着车辆…… 突然，“戆连”表情深沉，他把我拉到一边，耳语道：“小诸啊，这宣传栏是我们俩搞起来的，弄了半天，都是指导员的功劳。”“不，都是连队的荣誉，大家都有份！”我说。“哪里？开会介绍、汇报都是指导员的事，他出风头，没我们的事！他每天披着黄大衣，又不上山，还领着部队的高工资，功劳还全是他的！” 我明白: “戆连”心里不舒服了。 十三连搞了个政治宣传栏，被评为“先进连队”，有的连队表示要学习先进经验，回去马上行动。有的因沒有搞美术的人而发急。十连的生产搞得很好，就是“政治宣传”气氛不浓，一直评不上先进。来十三连参观学习后，十连长脑瓜一动，马上与我们连长协商：用两个强劳力来換我去帮忙搞一个宣传栏！我连长也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这是个美滋滋的“生意”，他真是个“牛皮纸的灯笼，外面不亮里面明”。他装着说：“我们小诸可不能走的，他一走，连队的专栏怎么办？”其实 “戆连”一点也不 “戆”。他把我当筹码，想得到最大利益。于是，他去十连打听，哪两位是他们连最强的壮劳力。然后，他把这两个最壮劳力的名字交给了十连长，谁知其中一个还是主管生产的副连长。十连长也只能无奈答应与我交換劳动力了。 我一到十连，主管连队生活的司务长告诉我：每天供应我一个猪肉或者午餐肉罐头，另加一包“春城”香烟和一瓶苞谷酒。这种生活待遇，当时可超过团级干部了。我来到十连，开始作画，也没人懂画，更沒人管我。连队还派了个北京女知青给我作帮手，铺纸洗笔，倒茶提烟。于是，我与北京知青边聊边画，小北京看了我画的“十连十年规划图”后，对我说，如果十年后真有这么好，我就不回家了。 那些日子，我像个木匠、泥水匠、漆匠一样，享受着一个“画匠”师傅的待遇，中午还可睡睡午觉。真的自在。现在想想，也许我的“腐败”从那时就开始了。我出身“另类”，是来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的。根本不敢发声。大伙看到我这么惬意的工作，也只能望洋兴叹，谁让他们自己不学点手艺呢…… 半个多月后，十连的专栏画完了，我也回到连队，两个壮劳力也回到自己的连队。连长问我，怎么那么快就好了？我心里明白，我这个劳力在连长眼里只能画画，并不是个“壮劳力”。 不久，十连的政治与生产都上去了，也被评上了“先进连队”，这事被营里领导也知道是我帮他们去画的宣传栏。也许营领导把我“放在了心上”…… 过了很久，一天傍晚，我从食堂打了碗米饭和一碗盐巴汤，正在去宿舍的路上，远远看见连长推着单车，从营部开会回来，他满头大汗，一见我，大声叫嚷着：小诸，营教导员叫你明天上午去营部，帮忙给营部大礼堂画一幅“五四”青年节的宣传画。 第二天一早，连队四周弥漫着晨曦，阳光象一缕缕淡黄色的光柱，从胶树间射向我的草房，远处传来鸡鸣狗吠，前方的伙房上飘着白烟，如一条簿簿的纱巾，冉冉升腾，晃晃悠悠，顶端消失在了晨雾之中，在这神秘迷茫中，透出那一点霞光，一切景物都迷迷茫茫，云里雾里，似真似假。也许是我憧憬和希冀的日子，我背上军用挎包，踏着山间小路，哼着加拿大民歌《红河谷》“人们说你就要离开村庄……”迅步向营部进发…… 临近中午，太阳辐射，热浪冲袭，暴虐无道。版纳的路，旱季称之“扬灰路”，有车驶过，尘土飞扬，路人只能闭眼屏息。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来到营部，我蓬头垢面，滿身尘埃，白衬衫变灰黄色，连口沬都有灰沙。 我走进机关大楼走廊，正遇郭教导员迎面过来。教导员是全营的最高领导，他穿着一套已褪色的军装，红五星在军帽前闪着光，两面红领章随领子摊开，也许天气太热，军装脖子上的封紧扣也沒扣，还卷起了右腿的裤脚，右手拿着烟斗，左手插腰，总感觉我们兵团的解放军，穿着随意，不太正经，甚至有点散漫，远不象在四川部队当军官的我姨夫，平时探亲在家穿军装，封紧扣还扣得紧紧的。我想，也许兵团的规矩要比军队宽松吧? 我向教导员报告，自己奉命前来报到。“小诸，你来了？” 他用高八度的嗓音问我，“是！教导员，我来了。”我满脸的灰，有些害羞，低着头，边答应着，边走出门外，拍打着身上的灰尘。教导员看到我这模样，马上叫来通讯员，带我去办公楼外的水井边洗垢。 随后，教导员又带我到墙上挂着“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大锦旗的办公室。教导员是个“老烟枪”，办公室里烟雾弥漫，一股烟臭。他让我在对面坐下，开门见山，给我交待任务：马上要过“五四”青年节了，营里准备召开全营青年，纪念“五四”青年节大会。他听说我曾在上海从事过绘画工作，来到兵团，又把连队的“政治宣传栏”搞得有声有色。所以，要借调我到营部，为这次纪念活动布置一下会场。 会场设在营部大礼堂。要在大礼堂后背墙上画一幅有关五四青年节的巨型宣传画，至于画什么好，让我拿主意。 谈完话，我回到机关招待所，思前想后，也不知道领导们的心里想法，到底想画什么呢？ 我是“文革”开始时走出校门的。后来，整个“文革”中，是一个没有文学的时代，只是在原语文课本里，还尚存一丝文学的气息。那时，我们心中只有两个人的文学作品，那就是鲁迅的小说、散文和杂文，还有毛泽东的诗词、语录。 中学毕业后，我凭自己画油画的一技之长，在白灰灰的墙壁上，开始绘制“红海洋”的工作。似乎就该宿命般“老实本分”地照葫芦画瓢，临摹伟大领袖的像。当然要力求精准无误，一切都昭示着严肃的存在，有时还会带来震撼。但绝对容不得半点闪失。有时在领袖身旁也配上工农兵的光辉形象，将清新或浓烈的色彩绘于墙壁之上，让人忠心赤胆向着党。对我这“两代黑”的“另类”青年，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从事这项工作，真如母亲说我的“吃了豹子胆了”。 1972年，为迎接“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全国美展”，全国上下都宣传着广西画家汤小铭的一幅油画《永不休战》。当时在全国上下宣传主调“红、光、亮”的背景下，汤小铭把鲁迅那穿着一件朴素的中式长衫，头发像刷子一样直竖着，浓密的胡须形成了一个隶书的“一”字的瘦小老人形象，他眉宇紧锁、目光犀利，整个神态坚毅而深沉。汤小铭大胆地用“冷、灰”的笔调勾勒出来。把晚年病中的鲁迅执笔疾书，思考下笔的坚毅形象，塑造得十分成功。他那紧锁着的浓眉和炯炯有神的目光，宽广的胸怀，翻腾着新文化运动的滔滔激流。在当时绘画人的眼里，显得格外醒目。我原师从陶烈哉老师学西洋画，就喜欢这种带有西洋色调的作品。此刻，心里突然产生了临摹这幅油画的冲动，真有如入无人之境的感觉了。 那夜，我失眠了，翻来覆去想了很多，一定要让教导员给我画鲁迅这幅油画的机会，让我能过过画瘾。我必须从当前的形势、五四精神的政治重要性、鲁迅先生是中华文化的主方向，几个方面去说服教导员。我从《人民画报》上找到了《永不休战》这幅画，有了画稿，我如获至宝，心驰神往。  教导员听我这么一解释，他突然站起来，兴奋地把手上的烟斗，用力地在办公桌上敲打着说：“好！你们青年人就要争当中国文化革命闯将，纪念五四青年节，就画这幅鲁迅先生吧！” 他大声地拍案叫好。 于是，我在大礼堂的后墙上，开始夜以继日地绘制。用了整整三天时间，一幅巨大的《永不休战》宣传画顺利完工，在这画的下端，我还写上一条大标语：“发扬鲁迅精神，纪念五四青年节54周年”。 画中的鲁迅先生，那种傲骨凌人的形象，加上横眉磅礴的气势。真是一鸣惊人，震惊了全营上下。这幅画在当时，也是我们全团最大的一幅宣传画， 顿时，这幅画与绘画人的传闻，如一场急风暴雨，在全团上下铺天盖地传遍了。引来许多前来观赏这幅画的客人，营里领导们乐不可支，他们自豪地向来客们介绍这画与绘画的人…… 五四节那天，召开全营青年大会，大家都为此画而惊叹不已。上海知青们更是挤满了办公室，我被簇拥在中间，满屋赞不绝口的上海乡音，“阿拉上海宁扎台型！（上海话，争面子）”“侬肯定要留在营部了。” 人群后面，还有几个眉清目秀，扎着辮子的阿拉女知青，她们腼腆地朝我指指点点着，“听说迭个上海宁是个画家？上海有工作额，买相也蛮赞额，（面相也很帅的）老戆额！（上海话：很傻的）勿晓得来做啥？真额来寻西（找死）……” 一席闲言碎语，亲切的乡音，如一股暖流，让我感到全身一阵阵发热！又想想自己，真的来“寻死”！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此刻，我却欲哭无泪…… 五四节过好了。第二天，我正在与同志们一起打扫会场，只听见有人喊我，回头一看，是我连队的“戆连”，他满身灰尘，满头大汗，拿着草帽，气喘吁吁，他问我：教导员呢？小诸，你画好了怎么还不回连队？他还说，前天晚上一场暴风雨，把连队墙上的宣传栏都吹光了，你赶快跟我回去，又得重新布置了…… 连长真的急了，那宣传栏可是我们先进连队的“面子工程”啊，连长告诉我，昨晚一夜没睡了，今天一早，趁雨停，想尽快骑车来营部，谁知路上坑坑洼洼，泥泞不堪，一路上用肩扛着单车，成了“车骑人”，走了三个多小时。他出来得早，连早饭也顾不上吃。看到他饿得己经打呕吐苦水了。见连长这幅可怜相，我急忙带他去食堂，打了碗白饭，要了一碗酸菜汤，可他喝了两大碗汤，直打饱嗝，饭到嘴边，又不吃了，我问他怎么啦？他说，已饿过头了，胃口一点也没了…… 走出食堂，连长对我说，快点把你的行李带好，早点回连队，回晚了，天黑路不好走。我跑到招待所，收拾好自己的行李，在大楼门口等着，戆连长高兴地直奔教导员办公室…… 等了许久，“戆连”从楼上下来，脸不朝我看，垂头丧气，满脸铁青， 我不知发生了什么? 问他，怎么了？他连气都不吭！ 一会儿，通信员急匆匆过来，塞给连长一个信封，我问这是什么？连长满不在乎地打开信封，抽出一张盖着红印的A4纸文件, 顺手递给我，只见一排红字抬头：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一团六营文件，其黑字内容：任命诸炳兴同志为六营**干事……。 倾刻之间，喜从天降，我心向往之，兴奋不已…… 连长与我，对面而立，他呆若木鸡，一言不发…… 从此，我进了机关，画画写写，得过且过，自由自在，过着比一般知青舒适的日子，世上真的沒有什么“救世主”，我靠自己手上的绘画手艺，成为了改变我人生的幸运之星。 一个“出身不好”、写下血书、背着油画箱奔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终于有机会重新拿起了画笔，而且很快让他画一幅巨大的鲁迅油画像。那是何等的“天上掉馅饼”！ 作者简介 诸炳兴，66届初中，曾下乡西双版纳景洪农场（云南建设兵团一师一团），先在连队，后调机关从事宣传工作。于1983年调回上海，现是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著有散文集《版纳记事》（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另《多彩生命》（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责编晓歌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