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家合影 1971年的三伏盛夏，报纸上登出消息，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已于1970年在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工人、农民和解放军官兵中试招收一批大学生。报纸上还发表了毛泽东的关于办大学的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这就是当年著名的“7.21指示”。 文革中广播电台先后发出过无数的最高指示，现在看来不能说一条正确的也没有，但大多数都是对国计民生有巨大破坏性作用的。这个关于如何办大学的最高指示现在看起来，绝对是使得已经遭受文化革命重创的大学再次遭受打击，更加雪上加霜。但大学6年不正式招生（1971年小规模试点推荐招生了一届工农兵学员，数量少于正常招生量的十分之一）现在终于开始招生了哪怕是不考试，哪怕是推荐，对当年对渴求学习机会的知青们和渴求通过上大学离开农村的知青们来说真如久旱盼云霓，至少可以做梦，可以自作多情地认为有盼头了。套用当年的话就是，毛主席最新指示，特大喜讯，大学要招生啦！ 大学要在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工人、农民和解放军官兵中招收大学生，招生方式为，“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 1971年12月景文回北京探亲。12月底的一天晚上，景文与程为平同学等几位北大子弟到北大校园里去看内部电影。电影开始第一个镜头是满树繁花，色彩绚烂春天的气息迎面而来；镜头向前推，一位年轻的姑娘青春洋溢的脸庞，镜头拉开，姑娘身着绿军装，手拿话筒，用流利的日语向大家问好，自我介绍。原来这是一部日本人拍的北大东语系日语班工农兵学员的新闻纪录片，原来在1970年北大就试点招生了一批工农兵大学生，这个纪录片就是采访拍摄1970年试招的这批工农兵学员的学习和生活。按当时的水平看，片子拍得非常有美感，拍摄手法、取材角度、采访方式都很有新鲜感，在那个新闻简报的黑白纪录片都看得津津有味的年代里，这个彩色的“日本电影”显然很受大家欢迎。 但景文看了这场电影以后感到非常失落，看人家都上大学一年多了，真如雄鹰振翅，扶摇直上了，自己还在那里修地球，倒像一条沉船，每况愈下。苦闷之余，只能以读书排解。 景文曾与父亲聊过上大学的事情，父亲也只能长叹到，我原想你们这一代念书条件会比我们好得多，没想到，连念书的权利都没有！父亲向景文讲起他们求学的艰难经历。 景文的父亲是安徽的一个农家子弟，是一个真正的农村人。1938年日本人打来，当年14岁的他逃难逃出来，在路上与家人失散。跟着难民流落到江西九江、南昌，曾讨过饭，卖过报，后为国民政府难民收容所收留。日本人进攻南昌，政府又将难民统一送往长沙。时安徽籍的张治中将军为湖南省主席，看到数千安徽流亡学生流落长沙街头，报请国民政府教育部，将安徽几所内迁的省立中学合并成立国立八中，安徽难民学生皆可入学受教育并免费食宿。彼时，日寇已逼近长沙，国立八中迁往湖南与四川交界的湘西，就是电视剧湘西剿匪记的那块地方，当时的土匪头子湘西王也有爱国侠义之心，保证对学校秋毫无犯。景文的父亲就是托张治中将军的福进了国立八中。国立八中在湘西7、8年时间为国家培养出大批人才，杨振宁博士也曾在国立八中学习过，朱镕基总理也是国立八中的校友（1944级）。 景文的父亲在国立八中上了6年学，高中毕业后要到重庆去考大学连路费都没有。后家里托人捎来一些染布的染料，湘西偏僻，染料卖了个好价钱，凑足路费剩余些还资助了一位孤儿同学，一同赴重庆投考，结果两人都考上。彼时虽在抗战之中，大学教育费用由国家包，不收学费，并免食宿费，二人得以继续学业。 景文的父亲感叹道，抗日战争中，国土大半沦陷，中国最富庶的地方全被日寇占领，国民政府退守西南一隅，要支持几百万将士抗战，经济上极其困难，但国民政府在教育上一刻也没有放松，不甘心当亡国奴的大学和中学的师生们，在学校内迁的千里征途中，边走边上课，到了西南大后方，重建学校，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培养出大批的人才。新中国建设的科学技术骨干人才绝大部分是这一时期培养出来的。景文的父亲虽然一个毫无经济来源的农家子弟，虽然在大学时艰苦到冬天还要穿着草鞋度日的程度，但在那样的年代里终能完成学业。而现在，没有天灾、没有战乱，国家经济条件比抗战时好得多，怎么搞得大学6年没招生？我们现在自己交得起学费，有学习能力，怎么搞的孩子连高中都上不了？ 1972年初，大学招生正式开始，壶口公社招生名额为：清华大学四川绵阳分校无线电系1名，北京师范学院3名，专业分别为数学、历史和农业机械化。 1972年的3月份，文化革命后的第一次大学正式招生开始了。这一年，景文20岁，如果没有文化革命，景文应该上大学三年级了，但现在填表时的文化程度只有初中（实际上是初二还没毕业）。 景文满怀憧憬地报了名，多么希望自己能上大学，最好是清华大学，哪怕是四川绵阳分校也好，内心里还有点挑挑拣拣，北京师范学院好像还不太如意，并且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还满有希望。 其实平心而论，景文自己在内心深处也很清楚，这次上大学恐怕连边都挨不上。公社里有200多知青，才招4名，出身和表现都得出类拔萃的才有希望。论出身，公社知青里有的是出身好的，而景文属于出身不好的一类；论表现，公社里有以方锡清同学为代表的水南村的全国知青先进集体，而景文表现很一般。 但景文是一个有点“轴”的家伙，对上大学这件事，他认准了，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要以百分之百的努力去争取，绝不言退却。但这一次所谓百分之百的努力想来想去却没有什么着力点，只能找队长说了一下，想上大学。队长说，你放心，你们知青想上大学的我们都推荐。 这次招生选拔工作是由“北京干部”负责的。所谓“北京干部”是根据周总理指示，1971年由北京市革委会选派1300名干部到延安地区支援和管理知青下乡工作，和知青同吃同住同劳动。壶口公社派来了6、7名北京干部，都是北京六建的干部，组长是老王同志，副组长是老陈同志都40~50岁了。老王和老陈同志都很正派，这次招生在当时的规则下，做到了基本公正。 最终4位入选的幸运者是本村的纪宁大姐，蓝家庄的陆大姐、丁塬村的欧大姐和椿曲村Z同学。 纪大姐是有一位有爱心、宽容、稳重、亲和的女子，在农村的几年，如果没有她的照顾，几位小弟恐怕连饭都吃不上。1971年8月的一个连阴雨天，纪大姐在邻居家的磨坊窑洞里磨面，几位小弟在自己窑里聊天，忽听得一声巨响，地面颤抖。窑顶刷刷落土，外面有人高喊，“不好了！窑塌了”。景文和几位男生冲出窑洞一看，隔壁院子黄尘弥漫，等尘土稍落才看清，磨坊窑洞经不住连阴雨塌落了。大家冲上堆积了几米高的塌落黄土，拿手扒开一看，一丈深的磨坊窑洞塌落了6、7尺，纪大姐站在窑洞最里面，脸色发白，浑身颤抖，表情惊恐，黄土把磨盘都埋了一半，幸亏她在最里面锣面，逃过一劫，拉磨的驴，也正好走到最里面的半圈，也幸免于难。大难不死，必有后福。1971年的冬天，由于父母都到“五七干校”了，纪大姐一个人在村里熬过冬天，现在想起来，一个年轻姑娘也真不容易。 纪大姐在村里口碑极好，很多老乡提起纪宁都是同样的一句话“纪宁是个好女子”。30多年后，景文回村里看老乡，老乡们提起纪宁大姐仍是这句话“纪宁是个好女子”。纪大姐人品好，群众拥护，出身好，能上大学，真是苦尽甘来，当年小弟们都是真心为她高兴的。 对于北京干部们最终能选拔蓝家庄的陆大姐上大学这件事，景文还是非常佩服他们的政策水平的。陆大姐是北大附中高中67届的学生，景文听说她出身不好，可能是地主富农一类偏“深黑”的出身（所谓黑五类）。到农村以后，在没有任何矛盾的情况下，她提出与大家分灶，自己单过（猜想可能是因为出身不好，有些自我封闭），日日出工，从不缺勤，还要自己驼水、打柴、做饭，对一个城里来的年轻姑娘来说，真真是把苦受炸了。当年老乡们对知青的评价标准很简单，谁能干活，谁能下苦，谁就是好娃、好女子。村里的老乡们对陆大姐的评价极高，景文村子离蓝家庄15里地都听说了，蓝家庄的知青女子陆能干地太太了。这次北京干部把陆大姐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的先进典型选拔出来上大学，对出身不好的同学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邓拓同志的女儿在陕北插队5、6年，后来也是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的先进典型推荐上了大学。对于那些在困难的年代仍然能坚持正义的干部景文还是深感佩服的。 4月的一天，景文和张启疆在去公社的半路上遇见了陆大姐，她真是满面春风，虽然走的是上坡路，仍然步履轻快。陆大姐自强坚忍大家早有耳闻，从她被晒得黝黑消瘦的脸上可以看出，这两年她真真地下了苦了。此前景文曾远远地见过陆光蕊大姐几次，只记得她总是一副与年龄不相称的沉默甚至有点冷淡的表情，现在如同换了个人一样。张同学与她聊了两句，不经意间说出了一句深有感慨的话：你这下子真是一步登天了。陆大姐听了以后很自然地发出爽朗的笑声，景文原来的印象中这陆大姐好像根本不会笑，此时见她心头的乌云已完全散去，喜悦充乎于心，发乎于表，脸上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和愉悦，景文才发现，陆大姐是一位很美丽的年轻姑娘。 此次招生录取人选中有两个意想不到，一个是，作为全国知青先进典型的水南村知青中无一人被录取，估计是要他们做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典型吧。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就是Z同学的脱颖而出。 Z同学能够在大学招生选拔中脱颖而出绝对是出乎知青们的预料的，因为z同学是个拔份儿的哥们，而且份儿非常大。 “拔份儿（或戳份儿）”的人能不能上大学，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北京知青中的大多数男同学，对拔份儿的含义多少有所了解，但女生可能多数不知道是什麽意思。 拔份儿是文革期间流行于北京的学生或知青之间的江湖语言，其含义大致为：提高自己在学生或知青中的江湖地位。份儿指影响力，拔的方式很多，实的方式是好勇斗狠，但匹夫之勇所能拔的份儿小；虚的方式是有拉帮结派，结识的份儿大的人越多，自己的份儿越大，自身有一定的武力基础，又份儿大的人，在北京的学生或知青之间为人所敬畏。 记得当年曾听说过，1967~1968年间整个北京城里中学生份儿最大的是一位叫任志刚的老兵儿（老红卫兵），据说是住在百万庄申区的（申区是部长级干部住宅区），据说能招呼起200多哥们打架斗殴。老兵也罢，流氓也罢，所谓份儿大基本上就趋近于黑社会的老大了，天道施张，自然纠举，黑老大一般都没有好下场，当年北京城最著名的好勇斗狠的绰号小混蛋的流氓被几十个老兵儿围住乱刀捅死了；听说当年号称份儿最大的高干子弟老兵儿任志刚也得了白血病英年早逝了。 拔份儿的现象起源于1967年。从1966年红八月开始，北京的红卫兵满打满算造反只折腾了3个多月，就在联动被宣布为反动组织之时，红色潮流轰然而退。实际上红卫兵的中坚力量干部子弟们绝大多数这时家里已经后院起火，在他们造别人反的时候，他们自己的父母也被本单位的造反派给造反打倒了，这些红卫兵实际上已经成为黑八类(出身）了。黑八类是：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后来又加上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排行第九，被称为臭老九。 1967年初，北京中学生造反的剩余价值就已经被利用完了，此后便像垃圾一样弃之一边，没学上，没人管得了。几十万中学生无所事事，无事生非，年轻人的过剩精力迅速转变为暴力，打架斗殴、从一对一的拳打脚踢（黑话叫单练）到结伙成群地群殴，甚至偷窃抢劫，不良习气像瘟疫一样蔓延。到1967年夏天，文革不过一年，社会秩序大乱，满街都是不良青少年，到处都是好勇斗狠，公交车上小偷充斥，黑话满天飞。 当局采用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办法整顿治安。所有不良青少年全部强制进学习班，劣迹轻微的，进派出所和街道合办的学习班，劣迹稍重但未到犯罪程度的进公安分局学习班。进公安局学习班的就是关在看守所里蹲监狱，进街道学习班的在学校的空教室里打地铺，半坐牢性质的封闭管理，互相揭发、互相批斗。有些有政治问题的也进了学习班，如景文插队同大队的胡波兄弟就因反对中央文革被关进了公安局学习班。这其中竟然还有练习乐器，演奏西洋练习曲，被扣上演奏黄色音乐帽子而被关进学习班的倒霉鬼，听说一位著名科学家、学部委员（即现在的科学院院士）的公子也因练习吹黑管，被扣上“吹奏黄色歌曲”的帽子而莫名其妙地进了学习班。 景文曾去看过一场中关村地区的青少年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批斗大会，多好听的官方名字，戴上了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民间老百姓就直截了当的称其为流氓小偷学习班（声明：景文是看热闹的观众，不是学习班的成员）。晚上7、8点钟，灯光篮球场的场地里学习班学员黑压压坐了一大片，足有两三百人，是街道学习班的成员，几位公安分局学习班的学员被拉来批斗，杀鸡给猴看。所有的青少年都被街道组织来受教育，坐在看台上，景文是坐在看台上的观众。仅中关村地区进学习班的不良青少年就有两三百人，中关村地区是文教区，犯罪率在全市是最低的，那全市不得有五六万人吗？当时全市待分配中学生40万，不良青少年比例高达10%，太高了，哪有那么多坏人？ 这些进学习班的青少年大部分是拔份儿的。拔份儿的人是不是好人？能不能上大学。我们看一个真实的例子。景文有一熟人XP当年就是份儿非常大的人。 当年的拔份儿的人分为贵族和平民两类。 贵族类来自于老兵儿。老兵儿一般指老红卫兵，即1966年8.18第一次检阅红卫兵前后的那帮中学红卫兵算老兵儿，但一般不指工农出身的人，专指干部子弟。1967年初期以打（镇压）流氓为己任，如以七机部部长王秉璋中将的儿子“小点儿”为首的100多个老兵儿一拥而上拿刀捅死了大流氓“小混蛋”的“壮举”。这些人有前期红卫兵组织的内在联系，人多势众（份儿非常大），不论在实力和精神上对流氓团伙都有优势和优越感。注意，不是所有的老兵儿都拔份儿，而是拔份儿的人中有一类是老兵儿。 平民类拔份儿的主儿统称为流氓，其实这部分人也分为两类，一类是真正的流氓，是极少数，大部分是稍有些粗野，或有些小劣迹的工农子弟，其实也还是可以教育好的人，被称为‘顽主”。 景文的这位朋友XP是老兵儿，份儿非常大。实战（斗殴）中既身手矫捷又头脑灵活，敢打敢拼，实战记录似乎是全胜。XP这种人当年当然会进青少年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景文的一位同学亲眼看到XP的一次实战，给景文做过描述。那是刚到宜川的第一个晚上，他看到两帮人对峙，进而殴斗，XP冲在最前，对方一个酒瓶子砸在XP脑袋上，转身就跑，酒瓶砸在脑袋上粉粉碎，XP速度不减，猱身而进，5步之内将对方擒下，老兵儿一拥而上，一通暴打。 在农村时因距离近，景文经常与XP打交道，刚开始时，景文对这位勇武者深怀畏惧（景文是一个软弱胆小的人），但接触多了，景文发现xp是个非常有正义感的热血汉子，他那令人恐惧的武力指数是不会施展到景文这类人身上的。 插队两年多后，XP有一次回京探亲，在北京时遇到流氓持刀对他寻衅滋事，他一刀将这流氓捅翻，快、准、狠，然后立刻跑到内蒙牧区同学插队的大草原上去玩，住在同学的蒙古包里，天天骑马放羊，当了三个月牧民，躲避公安局的追捕。最后听说那个流氓确实劣迹斑斑，根本没敢报案，此事不了了之。 XP后来走后门当兵，复原后进了工厂。恢复高考后于1978年考上大学，学法律专业。大学一年级暑假，XP老兄与女友到南方旅游，在一饭馆里吃饭时，见一贼子行窃出声制止之，这贼子狠狠盯了XP老兄一眼离去。吃完饭离去，走在街上，却没注意那贼子悄悄从身后走来，走近时猛然挥臂，一个酒瓶子砸在XP老兄的头上，又是瓶子粉粉碎，得逞后转身就跑。XP老兄被偷袭后竟然不倒、不晕，回头看，那贼子已跑出30多米，XP老兄怒吼一声，如狼追猎物，蹿了出去，同行的一位男同学同时快速启动与之并肩追逐，百米之内追上贼子，与之相斗，相斗不到3秒，那位同学掏出一把水果刀扎入贼子腹中，贼子惨叫而倒，出手快、准、狠。二位大学生一击而中，扬长而去。回到旅馆，考虑良久，头脑清醒的二位大学生走进公安局报案。一方是劣迹昭彰在公安局早已案底累累的的贼子，虽受伤但性命无虞，另一方是当时被称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还是学法律的），公安局迅速作出裁定，二位大学生正当防卫，无责任。这二位大学生当年都拔过份儿，神勇不减当年，真令人佩服！ XP老兄毕业后从事法律工作至今，现在是法律界资深人士，成绩斐然。拔份儿只是人生中的一个小插曲。 当年拔份儿的人绝大多数是好人，当然也可以上大学，而且还可以从事法律工作。 1972年壶口公社大学招生入选的Z同学则是一位另类的拔份儿的人。 景文曾领教过z同学的份儿有多大，Z同学身在陕西插队，威名却远扬到山西。1969年12月景文和壶口的几位知青厮干上（陕北方言，结伴同行之意）回京探亲，从壶口出发下黄河滩，走20里到圪针滩，坐摆渡船过黄河，从黄河谷底上山，翻山越岭一共走100余里到达吉县县城。 因为下雪，在吉县住了3天。这3天来了上百的宜川插队的北京知青住到同一个旅店里。那年头，知青一多就要闹事。宜川的北京知青中早就流传着，走西路回北京，过黄龙县城时要小心，黄龙县城里有一帮北京知青经常洗劫自己的同类（知青）；走东路山西吉县时也经常遇到吉县的北京知青抢劫行凶。 听说吉县总共有200多北京知青插队，有一帮流氓有十几个人，领头的姓蔡，外号菜包子，经常进城来打劫宜川过路的北京知青，专抢北京同类。 西塬村张启营老兄，有一年独自一人从北京回壶口，在吉县城里就遇到过这些家伙。傍晚时分，张启营老兄正在小饭馆吃饭时，一个身材瘦小的小痞子，一步三晃地走到桌前，在张启营老兄的对面坐下。 “哥们儿，叶子活吗？拆哒，拆哒。” 张启营老兄遇到打劫的了。这小痞子身高也就1米6几，张启营老兄身高1米86，虽说瘦得像麻杆，但说实在的也并不怕他。但这小痞子不断威胁，要不给钱就回去叫人去了，吉县就这一条路，谅你也跑不了云云。 当时的情况是，小痞子没有直接动手抢劫的能力，一对一他不是对手，但回去叫人是现实的威胁。张启营老兄采用了一种很明智的应付办法，首先不能示弱，对流氓如果示弱，他就会得寸进尺，将你洗劫一空，但此时也不能过激对抗，过激对抗令他招来团伙，不仅会将你洗劫一空，还可能捅你几刀。 小痞子开口就向张启营老兄要10块钱，启营老兄听了以后差点没蹦起来。10块钱，要人命呐！那是绝对不能答应的。启营老兄的父母事后听说此事，都说安全第一，实在不行就给他10块钱。启营老兄的父母都是教授，对于命看得比这10块钱重，可对启营老兄来说这10块钱是千辛万苦一年才挣来的。要知道，张启营老兄所在的西塬村穷得太太了，好年景干一天一个工值1毛1，遇上天旱，干一天一个工值才7~8分钱，没粮吃，没钱花，日子过得凄惶地太太了。辛辛苦苦干上一年，满打满算工值只有30多块钱，扣除粮钱，结余不会超过10块钱。下苦一年的血汗钱小痞子想劫走，启营老兄虽是书生，但拼了命也要保住。 于是启营老兄鼓起勇气吹牛拔份儿，努力地显示出自己是份儿大的江湖豪客，但张启营老兄的气质是潇洒飘逸型的，江湖豪客实在装不像。而那小痞子可能也是个业余劫匪，张启营老兄越吹越心虚，那小痞子倒也气焰逐渐消退，收敛很多，最后打劫成了谈判，再逐渐转变为央求，当然时不时再威胁两句。劫财数目刚开始是10块钱，降到5块，再降到2块，最后降到1块钱，纠缠了将近一小时，张启营老兄给了小痞子1块钱，小痞子说了声，够哥们！走人了事。事后，张启营老兄向几位小弟说起此事时，还为自己最终向小痞子服软而深以为耻。但现在看来，张启营老兄的处理方式实在是非常得当。 这次是景文和几位同行的壶口插友遇到这帮流氓了。走在吉县的街上，对面来了一伙北京知青，一看就不是善茬，一群7、8个人摇摇晃晃地走，堵了半边街道，看上去粗野蛮横，一人手里提着一条棍子。其中一位，中等个子，瘦长脸，穿一身蓝衣服，那会儿叫痞子蓝，脚下穿双翻毛皮鞋，带个棉帽子，气势汹汹的直接走过来，一双眼睛上下“犯照”。这位就是那个流氓头子菜包子。这帮家伙专门和知青同类来劲。 那时北京知青对峙时先互相了解对方底细，江湖上称为盘道，一般先问你是哪个学校的，如果是重点中学的，一般会对你客气点（流氓也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再举出一些份儿大的人问你是否认得，如果认得，基本上可以和平相处，如果谁也不认得，如果想洗了你，那就可以毫无顾忌地下手了。 景文要是独自遇到这几位，恐怕就要吓蒙了，可是身边的这几位壶口插友是正宗的老兵儿，身上穿着旧将校呢的军服，脚上穿的是将校靴子，头上戴的是黄呢子棉军帽，各个身经十战以上，处之泰然。回答道：北大附中的！又问道：你们哪儿插队的！ “宜川壶口的。” 又问道：认得Z吗？ 听了以后，壶口的几位都笑了，老兵儿回答道：那是我们村的。 菜包子一下子肃然起敬，甚至有些畏惧。是z的哥们。马上气氛缓和，攀谈起来。听这菜包子说z同学曾经一人过吉县时与他们相遇，看来菜包子之流为Z同学的份儿和气度所折服。 别以为菜包子之流是草包。景文第二天就看到，菜包子一伙在吉县的大桥上对一伙宜川来的北京知青大打出手，菜包子气势汹汹冲上前，拿菜刀照一个小伙子脑袋上砍去，幸亏那小伙子戴着棉帽子，但也血流满面，真是穷凶极恶之辈。 这几位老兵儿回到旅店里说起z同学都爆笑不已。Z同学根本就不是老兵儿，他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从未参加过红卫兵，只不过是喜欢跟老兵儿们混，而老兵儿们并不认同他，他从未参加过好勇斗狠的活动，推测其武力指数很低，只是特别能吹。没想到在吉县吹出这么大名分来，把这些货真价实的流氓都给镇了。你说，同样是一个人过吉县，张启营老兄怎么就被一个小流氓洗劫了1块钱（别以为1块钱是小数目，天旱的年景，张启营老兄要下苦十几天才能挣到1块钱的工分，还不是现钱），而Z同学身不动膀不摇，凭一张嘴三寸不烂之舌就令菜包子之流七八个大流氓折服敬畏。这差距也太大了，真应了宜川的一句土话：人比人活不成，骡子比驴驮不成。据说在宜川县城那边，Z同学的份儿也很大。 这样一位同学，被选拔上了大学，知青们都感到不可思议。当然，拔份儿这种事情主要发生在知青插队的头两年，从第三年开始，大家都懂事了，好好干活了，好好表现，争取早日被招工，没人爱去搞那些莫名其妙的事了。但Z同学的名气太大了，也许他后来一两年表现好了，但选拔他上大学还是令人难以理解，好样得多着呢，怎么能轮上他？ 后来景文有一次无意间听到北京干部小丁说起Z同学，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赞美“Z同学那真是一个好同志，对同志真诚、热情，帮助同志恨不得把心掏出来”！ 这北京干部小丁是壶口公社北京干部中最年轻的一位，当年顶多30出头，小丁同志大概还是嫩了点。景文忽然明白了，原来把北京干部搞定就可以上大学。 我们不能去怨恨哪一个人抢了你的机会，这一切是由于制度的不公正造成的。Z同学后来事业上也非常成功，40岁出头就已是司局级干部。但是工农兵上大学的选拔方式，确实使很多有才华的青年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景文所知道的壶口公社的非常有才华的知青，如蓝家庄的“老蔫儿”、来伟正、西塬村的“老猫”等人，这次招生连边都沾不上。 （编辑晓歌）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