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8年8月21日上午9点，我拿着通知书和车票登上列车，从上海北站出发，驶往黑龙江。 通知书的具体内容想不起来了，应该就是“你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希望你……”等当时很流行的那套说辞。我不知道起草者和打字员在完成这份通知书时，是什么心情，是赞赏还是同情，是兴奋还是叹息，我也不知道其他同学什么想法。我当时的心情很简单，就是“终于如愿了，终于开始了新的生活”。 我是非常积极要求去黑龙江的，当然不是因为我深刻认识到领袖号召的伟大意义，因而积极响应。我是带着一种亟待盼望离开当时的状态，开始新生活的心情去争取成为建设兵团战士的，这种心情的酝酿和产生有好几年！ 二 父亲是基督教牧师。我读书时要填写家庭出身，不知道写什么，后来总算明确是“宗教职业者”。这个成份，在当时的形势下，不算四类分子、黑五类、黑七类等，但也绝对不是工农子弟、红五类。总体上讲，家庭出身对个人处境的影响，上世纪50年就有了，到了60年代，领袖指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种影响开始明显。我在小学二年级加入少先队后，担任了大队委员，到了1963年6年级时，“熬”成了学校的大队主席。那个时候，“宗教职业者”对我还没有实质性影响，但是也已初露端倪。1964年夏，我考中学时，校长找我，希望我填报上海中学，因为我们是民办小学,从来没有人去考过上海市的重点中学。班主任却告诉我，你填了也没有用的，你不是干部子弟，也不是工农子弟。实际上，我对自己的成绩并没有把握，最终我没有去冒险，但如果没有班主任的提醒，我还是可能听校长的话。 进了卢湾中学后，这种感觉开始明显。卢湾中学是卢湾区两所重点中学之一，由于地处肇嘉浜路以南的“下只角”，学校更强调为工农子弟服务，甚至校舍的格局也体现了这一点：两排长长的建筑，中间用一条短廊连接，从空中看，就是一个“工”字。我当时对学校政治课讲的“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三项原则很是敏感。少先队干部开始参加团课教育，我对入团毫无期望。我内心是与小学阶段“老师心中的好学生”不一样的感受。 但是总的来说，初中第一、二年，基本上还是沉浸在读书、同学交往的气氛中。1966年，“史无前例”的运动爆发了。中学生里出现了红卫兵，我和其他非工农子弟，感觉到明显的异样待遇。我们不能加入红卫兵，不能参加一些只有出身好的学生才能参加的活动，连当时领取领袖语录的资格也没有，后来语录发行多了，我拿到了没有塑套封皮，只是烫塑封面的语录，以示和红卫兵有所区别。而这种差别，原因是“在阶级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段语录当时被反复朗读，意在提醒我们，因为家庭生活的关系，我们身上有剥削阶级留下的烙印，和别人不一样。但总的来说，当时是一种集体氛围，不是刻意对具体某个人的歧视；而且相比较老师受到的批斗来说，青少年学生之间的关系还是很温和的，少男少女们开会时一本正经，实际相处还是很友好。当时领袖在北京接见红卫兵，我们班级也得到名额可以去北京。这个名额给谁，全班投票，我不是红卫兵，竟然也得到两三张票。 不久，出现了红卫兵抄家行为。7月的一天，父亲给我一本解放前出版的四角号码字典，让我到外面去处理掉。我拿了字典，在街上转了半天，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回到东安新村的家，看到一群红卫兵在抄我家，花白短发的父亲在走廊上低着头，一个红卫兵在训斥他。有红卫兵看到我来了，手里拿了一本厚厚的浅褐色的书，夺过去一看，顿时紧张起来，马上问我“你爸爸有没有拿这本东西发电报？”我说没有啊。他们不相信，拿着书去追问我父亲。红卫兵中有一位戴眼镜的胖子，一手叉腰一手指着我母亲大声斥责“人家劳动人民的家里，都挂着毛主席画像，你们为什么没有？”母亲吓得不知所措。后来母亲回忆起这事，说“那个胖子最凶了”。有一位好象是领头的学生，比较温和，他把我拉到一边说，你要和家庭划清界限，以后发现有什么情况就告诉我。然后他写了一张纸条，印象中，落款是“上海化工专科学校机械22班”。 红卫兵离开后，我因为父亲的职业而被歧视、憋了多年的不满终于爆发。我问他为什么要去当牧师，和他吵了起来。父亲很生气，我慌乱中，说了一句至今让我后悔的话“好吧，我不该和你吵架，要文斗不要武斗”。父亲大怒“你也把我当成牛鬼蛇神？滚出去！”我大哭起来，什么话也讲不出来，匆匆离开家，到学校里去。 当时学校里已经有不少同学住在教室里。午夜，母亲从东安路中山南一路口的家里，来到斜土路打浦路口的学校，找到我，给我送来衣服和一些钱。今天回想起来，母亲一个人以焦虑的心情走在寂静的马路上，赶到从来没有来过的陌生学校找到我，我非常难过。 此后，我以种种理由不回家。1966年10初，学校组织学生下乡劳动，我们班级去了南汇县周西公社礼西大队第二生产队（这个地方大约在今天的秀沿西路一带），十天劳动结束后，我继续留在那里，在一位乔姓队长的家里住了两个月，直到12月下旬才回到市区。 整个1967年，我基本上都住在学校里住，先是在教室里，睡在课桌上，后来住进了教师宿舍，吃在学校食堂，每周回家一两次，取钱，换衣服。我和高年级的同学一起，他们和老师们对我都很好。家庭出身造成的歧视已被文革的混乱所掩盖，我感受到一个新的环境。18年后，1985年末，我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读研究生时，为了我入党事，学生党支部书记王苏到卢湾中学外调，老师们还清晰地介绍了我的“良好”表现。 三 学生们无所事事的状况不可能持久。1968年春，传闻要毕业分配了，方向是黑龙江农场，而且不断有各种消息过来，某某地方要新建知青点，那里如何如何地好。我渴望去工作，不管什么单位，但是听说先分配66届的，我是67届。于是我离开了班级，和66届的同学一起，积极参加到了解信息、找组织报名的各种活动中。 当时卢湾区有一批学生中的文艺积极分子，自发组织成文艺宣传队，实际上是学生在普遍的无组织状态下形成的一个能够被当时社会接受的群体。其中不乏富有才华者——红星中学的侯洪宇擅长舞蹈，他曾为我们表演了一段刚劲的男子独舞；重庆中学的王正，吹得一手好笛；向明中学的王平，她为据说是领袖语录“七三指示”谱的曲，当时流传非常广，“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间啊……”在当时，鼓舞了很多青年，以积极的人生态度走向社会。卢湾中学66届初中的唐佩英也参加了宣传队的活动。她告诉我，宣传队里有几位67届的也想去黑龙江。我随唐佩英到了宣传队经常活动的卢湾区少年宫（现已改为办公楼，2018年我还去那里“瞻仰”了一番），认识了向明中学的文圣英（我和她1977年结婚）、五爱中学的顾以琳、22中学的龚瑞华等67届初中生，还有67届高中的程德钧。 此后，我们几人汇合在一起，多次到区教育局，到福州路的市革委会要求下乡。我们赖在市革委会接待室，等待被接见，有一位接待人员叫包娟娟，是一所中学的教师，抽到市革委会工作。她对我们很同情，几次向领导通报我们的存在，在她的帮助下，我们见到了当时担任市革委会委员的中学生丁骏、蒋彪。我当时觉得，毕竟是学生领袖，连姓名也那么喊得响。 黑龙江查哈阳农场也派干部来上海了，他们住在锦江饭店。得知他们的到来，我们就赶过去找他们。有位黑龙江干部叫谭凤奎的接待了我们，当然没有任何承诺，就是聊聊。事后文圣英告诉我，老谭劝她不要去，因为文的父亲是右派分子，老谭自己的出身也不好，知道出身不好的人，到了农场没有出路。但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当时哪里不是这样？不过，在当时的背景下，老谭能这样劝说一位青年人，是很冒险的。 四 终于，也许是我们的执着打动了学校，也许我们加入到66届分配队伍中，本来就不是什么问题，最终我们都如愿获得批准。就我个人而言，我没有参加67届班级的分配，我进入了66届分配名单。学校有位汤老师按规则调查了我们的档案，发现我父亲档案里有个问题，说是我父亲在传教时说过这样的话：如果要信教，就不能加入共产党。这在当时是比较反动的。大概因为要体现“重在表现”，父亲的这个“反动言论”没有影响我下乡。 我被批准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之后，领取了一套军装。在迁户口时，母亲和我商量，能否让我穿着军装到她工作的里弄生产组去看她。因为自从被抄家后，母亲觉得在生产组抬不起头来，让我穿着军装到生产组去显示一下。我到了生产组，母亲很满足地向她的姐妹们介绍“我的儿子，马上要去黑龙江了”。几个阿姨也笑着和我母亲打招呼，夸她的儿子很精神，让我们快回家，让她多陪陪儿子。 8月21日早晨，我们在卢湾中学校园集合，大卡车来拉行李。我们到了北站，车站里人很多。我看到区教育局的王辉蓉老师，因为之前我们一直到区教育局要求下乡认识了她。她陪同卢湾区革委会组织组组长（即区委组织部部长）、姚文元的妻子金英到车站送行。王老师指着我对金英说，他是67届初中生，也积极要求下乡。金英微笑着看我，再看看她自己佩戴的像章，什么话也没有讲。我后来想，也许她是想把自己佩戴的像章给我？如果给了我，我当然很激动，一定会好好保存，甚至还会围绕着像章发生一些故事。然后呢？1976年10月以后，我会不会被打成“四人帮”的小爪牙？ 我上了火车，看着车厢外成群成群的人，突然我看到我的父亲、我的15岁的妹妹，不断喊着我的名字，逐个车窗寻来。我喊了他们，他们来到车窗前，我看着父亲花白的短发，在嘈杂的环境里，大声沙哑地喊着，让我路上小心…… 火车很快开动了，我看着他们的身影逐步远去。以后再看到父母亲，已是3年之后。唉！ 责任编辑晓歌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