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摊子口的街坊邻居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伍绍钦，因为小时候去过一次他家。 此前在宣传画《地主庄园刘文采》中见过的古朴精致典雅的八仙桌、太师椅与茶几，我在伍绍钦家中都见到了，只是厅堂没有那么辉煌高端大气。 那是文革以前，我的邻居杨医生在摊子口连接海弹公路的石梯中段，租用周领江别墅的门厅开了间诊所，挂牌“中西医内科，小儿科”。 一天晚上，杨医生正在我们住家的院坝乘凉，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急急跑来，对杨医生叫道：“双伍嫂不得了，昏倒了！” 杨医生很自然地起身说：“我去看看。”又回头对我笑笑，“小古，你帮我去找周婆婆，叫她把柜子里的那个小医箱给你，帮我背到伍绍钦家来。我先走。”说完，他跟着来人匆匆去了。 我不止一次帮过杨医生背那个小医箱。箱子的外皮有红色的十字，很打眼，那十字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只觉得，背着那小皮箱有些光荣。 伍绍钦家在摊子口街上，是二层的街面房，门厅朝大街。伍绍钦的老婆姓陈，街上的人喊她“双伍嫂”。据说，伍绍钦年轻时“嗨”过袍哥，排行第五（红旗管事，分管外联公关和组织人事），因此街上的人叫她“双伍嫂”。她瘦瘦的，整天一副愁眉苦脸，不停地做家务，因为有高血压，常年在杨医生那里看病。 伍绍钦，一个很精瘦的小老头，夏天穿一件有些飘逸的白色大褂，冬天穿一身熨烫得很贴切的毛料西装，偶尔还打领带。头小，头发稀疏，皮肤特白，鼻子尖有点发红，不多言语。常年坐在那黑漆光亮的太师椅上，跷着二郎腿，很优雅地小口呡茶，或者端着精巧的小酒杯，盛着半杯白酒。有时还端着小酒杯，趿拉着一双绣花软拖鞋，在街上晃荡。 周婆婆很早就睡了，我喊了好一阵才嘟嘟囔囔地开门，见是我，转身又去睡了，叫我走时把门带上。 我背上小医箱跑到伍家，伍绍钦正站在门口张望着，见了我，转身用那南腔北调的重庆话喊道：“杨医生，药箱来了，药箱来了!” 杨医生从楼梯上噌噌地下来，也不说话，打开医箱，取出针管和一支针药，去了楼上。 伍绍钦叫我坐。我没敢坐他那光亮的太师椅，细细地看了屋里的摆设。以前，我每次挑水路过他家，因为伍绍钦的脸始终朝着街面，我不敢认真朝着他看。 他家厅堂不大，桌子、椅子、茶几很黑亮，现在看来是极上等的黑檀木，古朴而高贵。精致的茶几上有一尊肚子很大的陶瓷笑罗汉，上楼梯处的小柜子顶上立着一尊陶瓷观世音。观世音举着的手指上挂着两只手表，其中一只是很精巧的女表，那表比我在上新街拍卖行橱窗里看到的那只“浪琴”似乎要高级多了。 回去的路上，我问杨医生：他是做什么的？杨医生说，他叫伍绍钦，一天到晚都喝酒，已经是酒痨了。我不明白什么是酒痨。杨医生说，就是酒精上瘾者，你不要看他天天端着酒杯，其实他喝不了多少，就是每天要喝点，习惯了。 杨医生嘿嘿一笑，说，他有钱，是从香港回来的。 我不知道香港是什么地方。杨医生说，是外国，那里住的都是大资本家。 外国人不是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吗？不是要我们去解放他们吗？杨医生见我问得有些离谱，有些诡异地坏笑了一下，不再搭理我。 杨医生是个私人医生，开处方写洋码字，说是“拉丁文”。我疑心他画的那些蝌蚪是密码，是想保密，怕人家看懂了，直接去街上药房自己买药，节省一毛钱挂号费。不过，他小儿科的确不错，看过病的人都说“药到病除”。他是我家这排房子的文化人，又住我家隔壁，我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就去问他。 听杨医生说了这么多，我还是没明白。 这个街上有个八级电焊工，是下江人，据说拿90多元工资。看伍绍钦那样子不像是有八级技术的师傅，我不禁有些惊异：怎么会有钱天天喝酒？他的穿着打扮与街上的人格外不同。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伍绍钦就被这街上的红卫兵组织贴了大字报，说他是“资本家”、“英国特务”，借在摊子口茶馆里喝茶之机，打听街上居民的工资收入、家庭状况等国家机密情报，妄图把我国人民的生活状况报告给躲在香港的美蒋特务。据说他还跑到真武山附近的“无线电一厂、二厂”去问“厂里生产什么收音机？”“半导体还是全导体？”…… 这些地段上的红卫兵是哪儿来的，现在也说不清楚了。总之，他们是伟大领袖派到摊子口街上来革像伍绍钦这种人的命的。这街上所有的人和事，只要红卫兵认为不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那就是资本主义、就是“牛鬼蛇神”，就要被消灭。 红卫兵最先批斗伍绍钦时，叫他站在一只木凳上老实交代。他说：“我是穷苦人出身，是江北县大竹林乡下的人。父母过世时我还小，家里没吃的，带着妹妹讨口来到重庆城。经人介绍，到下浩古槐青创办的‘古青记猪毛行’学做猪毛。我不是‘牛鬼蛇神’。” 红卫兵们大怒，按住他的头，说他造谣、放毒。周围的群众呼喊打倒他的口号，震天动地。伍绍钦嘴唇抖动着，很凄惶无助的样子，在木凳上发抖。红卫兵认为他是装疯卖傻，不老实交待。 红卫兵查抄了他的家，抄出的金银细软及相关财产统统没收了，认为是“封资修”的物品，或者烧掉，或者打碎。然后给他戴上纸糊的尖尖帽，和这街上的“地富反坏右资”一道，弯着腰、低着头，敲着自家的洗脸盆，呼喊着打倒自己的口号，在上新街摊子口的街上游街。在游街过程中，经常被红卫兵们打得鼻青脸肿，血流满面。伍绍钦头脑有些迟钝，与红卫兵的配合不怎么到位，曾经被红卫兵打翻在地，还踏上一只脚，名曰“永世不得翻身”。 伍绍钦的小儿子在外地上大学，听说父亲被批斗，急急赶回来，在自家的门前板壁上贴了一张大字报。那大字报说，自己也是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红卫兵，坚决支持摊子口街上红卫兵的革命造反行动。希望红卫兵们拿出确切的证据，证明伍绍钦是“美、蒋、英帝国主义特务”，自己就要和“特务”父亲划清界限，脱离父子关系，等等。 有一天，我看见伍绍钦的小儿子，穿件有格子的夹克，戴个黑框眼镜，与红卫兵谈话。是个很英俊帅气的青年，好像那些红卫兵还说不过他。 我当时很遗憾：伍绍钦这个“美蒋特务”我怎么就没有发现呢？他家里的桌子椅子，还有陶瓷的罗汉菩萨，就凭这，他就是封建社会的孝子贤孙。平日里吃茶、喝酒、脚上趿拉着的绣花软底拖鞋的样子，就是过的资产阶级生活，我怎么就没有把这些朝“特务”方面去思考呢？红卫兵火眼金睛，一下子就把他给揪出来了，真是大快人心！至于他口口声声说出身穷苦人家庭，那肯定是造谣，是放毒！ 听说，他小儿子带着他坐车去了北京，找到在中国外贸进出口公司担任总经理的古槐青之子古耕虞。古耕虞听了伍绍钦的诉说，大吃一惊：“你伍绍钦不就是一个技术全面的优秀猪鬃工人吗？我父亲把你从街上乞讨的少年中招来厂里，学做猪毛手艺。你吃苦耐劳、虚心好学，厂里的每道工序，无论是晒晾、分皮渣、水疏、缠板、搂工、疏灰、包装成品，你都是能手。我古青记商号的‘虎牌’猪鬃出口海外，有你伍绍钦的一份功劳。你怎么成了被整的‘重点对象’？” 很多年后，伍绍钦的小儿子伍元富告诉我：“在北京，听古耕虞讲，过去，四川猪鬃出口极大部分由上海洋行出口，运英国伦敦转往美国。后来直接由中国商人出口，外商只认重庆古青记的‘虎牌’，全国同行都无法与古青记竞争。其他企业怎么办？古耕虞作为开明的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很慷慨地分出30%的份额给其他猪鬃企业，统一打‘虎牌’商标，运到香港出口。 “为保证质量，古耕虞派出厂里最优秀的检验工伍绍钦去香港把关，查验出口的‘虎牌’猪鬃。那么多年来，伍绍钦只在出口淡季才回重庆家里休息几天，其他时间都在香港把守‘虎牌’产品的质量关，保证‘虎牌’猪鬃出口换回外汇，购买武器打击日本鬼子。真的是很难为你父亲了，你父亲为国家做了很大的贡献。现在要我古耕虞给你父亲伍绍钦出证明，可是我自己也是被红卫兵打倒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我有心无力啊！” 我查寻了有关抗战时期四川猪鬃出口的资料。 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有四五百家印刷厂，这些厂制刷的原料都用中国猪鬃。古耕虞作为一个民族资本家，凭着自己‘虎牌’猪鬃的信誉，严格的质量，基本垄断了出口美国的猪鬃，也就基本垄断了国内猪鬃的出口。国民党官僚资本以抗战为名，对猪鬃实行统购统销，不得不与古耕虞“合作”。古耕虞曾嘲讽当时的宋（子文）孔（祥熙）势力：“只能在国内胡作非为，还梦想控制全部猪鬃。但是一出国门，甚至一到香港，就没有威风了。你要把猪鬃卖出去，还得靠我家‘虎牌’商标。” 1934年，四川猪鬃的出口几乎是古耕虞一统天下。但是，古青记只经营四川出口猪鬃的70%份额，剩余的30%给鼎瑞、祥记、和祥三家。当每磅猪鬃的价格从1美元多跌到0.9美元时，官僚资本在其他地方出口的猪鬃做不下去了，“虎牌”猪鬃照常有钱赚。所以国民政府很看重“虎牌”商标，要靠它创汇，自然要保护古耕虞。 猪鬃是用来制刷子的，长毛刷子不易卷曲、缠绕、折断，油漆时挥刷自如，耐高温。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油漆业都是用猪鬃刷子，生话、工业都离不了。战时军工更离不了，尤其是飞机、兵舰、卡车等。美国规定，三吋以上猪鬃全部供应海陆空军需。1939年，美国要求中国，抗战时期的中国官方“四川畜产公司”仍以“古青记父子公司”对外，中国银行要保证古青记父子公司的资金需求，维护“虎牌”商标的声誉。重庆出口的“虎牌”猪鬃全部运美后，由美、英、苏三国共同分配。 1937-1944年这七年，国民政府在猪鬃方面的外汇收入有7000万美元。而1941年国民政府发行30年还本修筑滇缅铁路公债只有1000万美元。 抗战胜利那年古耕虞才40岁，古耕虞领导的古青记父子公司出口的重庆猪鬃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了很大的贡献。伍绍钦，作为战时重庆“虎牌”猪鬃的全面质量把关人，在这份贡献里也有他的一份功劳。 伍绍钦在香港担任“虎牌”猪鬃的全权质量把关人近30年，退休时，上级要把他的关系留在北京进出口公司，但伍绍钦拒绝了，他回到重庆，按重庆的工资待遇退休。而几十年在香港的生活习惯却丢不了，没想到这些生活习惯给他带来了噩梦。 伍绍钦两爷子虽然去了一趟北京，却没能解除伍绍钦的噩梦，他仍然被戴上了“资本家”的帽子。 这个猪鬃产品的质量检验人，怎么会是“资本家”呢？ 红卫兵查抄伍绍钦的家时，抄到一张股票。红卫兵把那张股票照原样用彩色颜料画在大字报上，股本金额是54元，好像是什么公私合营的单位。 我不懂股票是什么，据说凭这，不上班就能领钱。街上的革命群众觉得简直不可思议：不上班、不劳动就可以领钱，这不是剥削吗？剥削谁？当然是剥削工人阶级，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那就是资本家剥削阶级！资本家就该打倒！也就不在乎曾经是邻居了。 我记得，在批斗伍绍钦时，他说，这个股票是1956年公方（政府）代表动员厂里职工买的，因为他是老东家古槐青所信任的中层干部，老东家叫他买，他就用一个月的工资买了这张股票。当时还得了表扬，说他为发展经济做了贡献。可是他的这些语言被狂喊的口号声给淹没了，革命群众认为他是造谣。 有个知道他家底细的人悄悄对我说： “伍家在1950年代给段上做了不少好事，他家还捐出一间房给房管所，用来做地段的小作坊。那时新政权刚建立不久，百废待兴，街上很多居民户，经济上很困难。伍家捐出这间街面房，地段用来成立了一个小作坊，为居民织毛衣、补衣服、锁扣眼，挣点小钱，为困难户家庭补贴生活。 “小作坊没有资金，伍家又主动捐献了一部分资金，并发动这街上条件较好的家庭募捐，成立互助储金会，由街上住家的刘芳淑当会计。用这个资金为小作坊搞生产自救购买原材料和生产工具，起了很大的作用。 “那时，街上的家庭妇女大都没有文化，政府用下新街老搬运站地坝上的那排房子，来办文化扫盲学校。没有教学用具，双伍嫂是段上的积极分子，自己掏钱，过江到城里去买回来一块黑板。天要黑了，伍家的大儿子和三儿子到码头上去接母亲，看见母亲很吃力地背着黑板。大儿子和母亲把黑板搬到老搬运站，回来时天都黑尽了。现在看到伍绍钦被批斗，觉得对不起伍家的人。”  许多年后，我为这事问过伍家小儿子，他告诉我： “那时，我家大哥是中国第一批海军，我家的门上挂着‘光荣人家’的牌子。母亲觉得很光荣，自觉地为地段的公益事业服务，经常参加社会活动，动员居民家里借出桌椅，找人募捐，给扫盲夜校买蜡烛、粉笔、纸张，有时还自己出钱、自己跑腿去街上买学校需要的教学用具。可以说，那扫盲班是我母亲一手一脚操办起来的。 “学校的老师是建囯前教私塾的王家兰，是我母亲动员他晚上义务来给大家上课。我家对面竹篱笆院子的江家孃孃当校长，管理学校的事务。我母亲就动员这街上不识字的妇女来学文化。” 说起父亲在文革时的悲惨遭遇，现年70多岁的伍原富很有些不解，他说： “上世纪50年代，我父亲在香港工作，入乡随俗，穿着打扮是与内地有些不同。父亲收入高一点，我们家也给这街上的贫困家庭帮过不少忙，解决了他们的一些小困难，应该对他们是有恩的。可是到了文革时期，怎么就像我们家跟他们有好大的深仇大恨一样，跟在红卫兵后面把我们家往死里整。 “我父亲戴上‘黑五类’帽子后，每月只发20元生活费。母亲悲愤难忍，因病去世。我因成分问题，被分配在四川的偏远山区工作，照顾不到父亲。这街上还有人看我父亲老实好欺，向我父亲借钱。过后不但不还，还指着我父亲大骂。在那些年的政治压力下，一个老年人，是如何生活的？一想起这些，我都很心酸！” 2021年8月29日于云南玉溪  作者近照及简介： 苏玉新，网名古谷，1952年生，大专文化。1969年下乡忠县当知青，1972年病退回城，从事过多种职业。退休后致力于纪实文学写作，任中华知青作家学会理事。 责任编辑晓歌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