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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哥几个姓

时间:2021-11-01来源:新民晚报网 作者:陶斯亮 点击:
1985年,曾志与石来发及孙子蔡接班登长城 1998年4月,曾志与石来发、蔡春华夫妇、陶斯亮在北京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本文作者与侄子、侄孙子、侄重孙女合影于北京家中 ◆陶斯亮 真有后来人的夏家儿孙的曲折往事9月12日在本版见报后,感动了无数读者。陶铸、曾志
1985年,曾志与石来发及孙子蔡接班登长城

1998年4月,曾志与石来发、蔡春华夫妇、陶斯亮在北京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本文作者与侄子、侄孙子、侄重孙女合影于北京家中

      ◆陶斯亮

      “真有后来人”的夏家儿孙的曲折往事9月12日在本版见报后,感动了无数读者。陶铸、曾志之女陶斯亮写来专稿授权新民晚报独家发表,其中披露了更多细节。

      我大哥石来发是一个苦命孩子。他是湖南革命烈士夏明震的遗腹子,英勇就义的蔡协民的继子,一位石姓农民的养子。在党的早期革命家生涯中,这样的子女境况并不少见。

      话转正题,我大哥家有几个姓?比较复杂,在他众多儿子、孙子、重孙辈中,有的姓石,有的姓蔡,如今又多了个“复姓”——石夏。原先从没获得泽被的大哥一家,如今却要肩负三位父亲的宗族传承,真够难为他们了!

      长话短说

      我母亲曾志与石来发的故事,说来也漫长,回溯有93年之久。母亲早在1999年出版的《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中已有记述:“这个孩子被石连长夫妇抚养成人,取名石来发。石连长去世后,来发继承了石家香火,植根井冈山。至于石来发苦难的经历,他如何能在以后的腥风血雨中生存下来?井冈山人民对他有怎样的大恩大德?他为何不来广州与我共同生活?‘文化大革命’中他的遭遇,以及他为何至今还是一个农民?这些需要另一本书才能写清楚。”

      现在,这本“书”由我的侄子和侄孙子完成了,他们讲了两千多场红色家史,听众达百万人次,那血泪家史感动了无数的听众。

      生于劫难

      我母亲是参加湘南暴动后跟朱老总上的井冈山。这之前她已经与夏明震结为夫妻。夏明震时任郴州中心县委书记,才华横溢,英俊潇洒,不幸在暴动中壮烈牺牲,身上被捅了十几刀,弃尸于河滩,年方21岁。我母亲怀着大哥走上井冈山,在根据地立足未稳就临盆了。有一位热心善良的毛大嫂用杉树皮和竹子编的墙,为母亲建了个小小产房。

      “1928年11月7日我临产了,因为是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所以我记住了这个日子。由于是难产又是第一胎,我足足疼了三天才将孩子生下来。”母亲这样回忆道。

      生下大哥后,产后凶险的并发症母亲一个也没落下。先是产后大出血,一次次昏死过去;然后生乳疮,乳房疼痛难忍,变成又红又肿的脓疖,根本无法喂奶;紧接着患上产妇最可怕的产褥热,几天高烧不退。而国民党对井冈山的围剿却没曾停歇片刻。

      母子分离

      母亲九死一生才保住性命,可如何抚养孩子却让她愁肠百结。她在自传里写道:“当时我年仅17岁,加上战争环境那么艰苦残酷,如何带得了孩子?说来也巧,正在犯愁的时候,有一天王佐部队一个石副连长的妻子来看望我,她看这孩子可爱,便高兴地说,那就送给我吧!于是她就高高兴兴把刚出生26天的孩子抱走了。”

      母亲回忆说:“一旦母子真的分离,我又难过起来,孩子毕竟是母亲的骨肉至亲,我的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淌。”母亲一生很少流泪,这是一次。

      蔡氏血脉

      夏明震遇难后,我母亲与蔡协民结为伴侣。工农红军撤出井冈山后,蔡协民与母亲曾志去福建开展地下工作,那恰是我母亲精力充沛的韶华时光。闽西打游击,建立福州、厦门中共机关,搭乘粪船去漳州向主席汇报工作,后又建立闽东革命根据地,只身收编海匪……可见母亲当年的精明干练。网上流传的一幅“丽人照片”,那是我母亲与蔡协民去厦门照相馆拍照留念,照相馆老板把为我母亲拍摄的单人照,陈列于橱窗,才得以保留。

      蔡协民因被叛徒出卖而英勇就义,我母亲又一次深受打击。不过,因为蔡协民,我又有了一位二哥。

      蔡协民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高级领导人之一,在井冈山声望很高,所以根植井冈山的大哥自然而然地领取了蔡协民的烈士证,与二哥一起成了蔡氏血脉,而他并不知自己的生父其实另有其人。

      寻而复返

      1949年后,第一时间我母亲就托人分别从井冈山和福建找回了我的大哥和二哥。二哥留在了母亲身边,后来去东北上学工作,成为一名工程师,并娶妻生子。但大哥又重新回到井冈山。

      大哥第一次被接到广州,后来为什么又回井冈山了?对于这一段,1997年母亲在接受江西电视台采访时,有以下叙述(根据采访视频整理):

      “1950年,国务院办公厅主任组织一个团去井冈山慰问,我说你去跟我找孩子。他去了以后,他就帮我找到了。石来发一天书也没念过,我就叫他在工厂里做工,一边做工一边学习,那时工厂里都有夜校,我叫他学习,他不愿意。他说‘我从来不知道还有另外的父母,我是我的祖母带大的,养父母后来很快就死了,我要有良心,要祭祖坟,不能离开。’另外,他老婆也很能干,还有五亩山林,有十几亩土地,他也舍不得,他就不来。我说你不来也好,你来不来都是革命的儿子,当农民、当工人的儿子都一样。”

      就这样,大哥又回到生他养他的井冈山。这次寻而复返,大哥尽显纯朴、善良、可爱的本色,母亲也顺其自然。

      艰难选择

      1964年社教运动中,大哥犯了一点小错,跑到广州避难,这次他请求母亲让他留下。“但是,曾志却拒绝了儿子。什么原因?难以定论!”我的年轻作家朋友李春雷在他近期发表的《真有后来人》一文中这样写道。母亲为什么拒绝大哥?我认为这个问题是有解的。

      大凡经历过的人都知道,1964年是一个特别的岁月,那是一场大灾难的尾声,又是一场更大灾难的前夜。做为生产队记账员的大哥被查出有错,并正在审查中。极“左”的四清运动无限上纲上线,大哥私来广州恐铸成大错,母亲把大哥留下来在当年既有失公正,也违背原则。再说,大哥时年36岁又是文盲,在风声鹤唳的环境中,更是难以安排。

      简言之,这是老一辈革命者在自律与亲情的纠缠中做出的艰难选择。

      再次相聚

      待后来母子又相见,中间相隔20年。直到1984年,母亲以74岁高龄从中组部退休,又燃起她对亲情的渴望,于是召唤她的孩子了。

      我第一次见大哥是1985年,当年井冈山既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机场和火车,大哥带着两个侄子路途迢迢,千辛万苦来到北京,这一趟总得走个三四天吧!母亲这边也是很兴奋,破例让吴秘书和司机小邢去火车站接他们。平时母亲是不准家人搭乘她的专车的。

      终于见到了大哥!他个不高,清瘦,不同于我和二哥的泡泡眼儿,他眼睛深邃,面部立体,笑容真诚。“大哥年轻时一定很英俊!”我悄悄地想。两个侄子长得也好,很清秀。大哥和两个侄子衣着虽然简朴陈旧,但并不是我想象中的庄稼汉模样。最让我感动的是,大哥竟然是挑着一副担子千山万水来看望母亲的,这份情真是太重了!一副担子两个箩筐,一个箩筐装的是井冈山的土特产,另一个箩筐装的是珍贵的石拐(石蛙),这些家伙吓我一跳!这是大哥能送给母亲最好的礼物了。现在石蛙已经被列为井冈山保护动物。

      全家隆重地迎接了大哥,母亲更是高兴,一连几天陪他们去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甚至不顾年迈陪儿子登上了长城。

      血浓于水

      后来母亲又于1987年和1993年两次上井冈山去看望大哥一家。刘朝辉秘书回忆1987年陪母亲上井冈山的情景:“曾老从一进门就握住石大哥的手,吃饭时也不曾松开,那种慈母情溢于言表。”

      后来,母亲把她的二孙子草龙和曾孙女石丽接来北京。母亲为石丽联系了北京旅游学校,毕业后我带她去了广州。我向一位搞房地产的老板声情并茂地讲述了石家、蔡家以及夏家的悲壮故事,后来这位老板接受了石丽。石丽在做房产销售时认识了她的真命天子,一位家境殷实的广州小伙子,如今孩子都上大学了。妹妹蔡燕也来了广州,也嫁了个好人家。草龙的两个女儿也都在广东发展。唯有全家长子蔡军,在驻港部队完成兵役后,回到井冈山,在中组部办的干部管理学院工作,是位素质很好,很有能力的年轻人。

      话扯远了,再说回大哥。自从1985年重逢后,与大哥一家就建立了亲情关系,侄子们常来常往,我在母亲去世前后更是频繁上井冈山,每次都在大哥家里吃一顿丰盛的农家菜。大哥不善言辞,但他一声妹妹的称呼,一句对妈妈的问候,就足以表达对母亲真挚的爱了。

      最后告别

      大哥再来北京,则是陪母亲过她最后一个生日。

      我在《曾志与夏明震》一文中,描述了这个生日场面:“母亲今天有点激动,讲了不少话,她对大哥和二哥说:‘我对不住你们,让你们吃了很多苦。春华残疾了,石来发至今还是个农民劳动者。但是当时我也是没办法,我也只是个小孩子,又要行军打仗,环境很苦,没有办法养孩子,要请你们原谅!’”

      刚强又倔强的母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请求两个儿子的原谅,说明在她心中始终都惦念着这两个苦命的儿子。那天,二哥几次哽咽流泪,他对母亲的感情太复杂了。相较之下,大哥简单得多。他诚恳地对母亲说:“你白养我们了,你病了我们都不能来照顾你,劳累妹妹一个人了。”

      我很敬重大哥,他过得清苦,他的房子破旧,他有很多的艰难,但他恭敬温厚,朴实真挚,从来没有埋怨过母亲,反而一再对我说:“我们不能照顾妈妈,全靠妹妹了,妹妹辛苦了!”他在母亲面前的从容得体,让我暗自惊讶,不愧是夏明震的骨血啊!

      土地纠结

      如今,大哥的故事早已冲出井冈走向全国。侄子们讲述大哥和母亲的故事中总少不了一个情节,就是母亲不为大哥一家办商品粮这件事,可能这是两个侄子一直最纠结于心的事吧。他们的讲述本是为了突出奶奶的革命性和原则性,但也有不少人感觉这有点不近人情。

      其实这纠结的原因就在于两代人对土地的看法不一样。

      解决孙子们的商品粮问题,对奶奶而言并不是一件难事。我也曾经问过母亲:“你一向热心助人,帮助过的人不计其数,为什么单单不帮一下自己的孙子呢?”妈妈很严肃地对我说:“我们干革命流血牺牲,不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得到一块田地吗?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

      这个道理如今越来越清楚了,我曾再三对家里从农村来的阿姨说:“上面再怎么忽悠你,你都绝不能卖你的地!将来最值钱的就是土地!”

      很多亲朋好友都去过我大哥家,无不艳羡赞扬我大哥家的田园风光。虽然房子破旧些,但风水特好。四周是广阔的稻田,屋前有一口池塘养着鱼和鸭。屋后是一座翠岗,长着茂密的竹子和各式树木,还有石家祖坟和我大哥的墓,不远处有一条清澈的小溪,日夜潺潺流淌。大哥家就是我心目中的美丽乡村。如今听侄子金龙(蔡接班)说,他们已经把祖宅修葺一新。守着这方好山好水,不知道侄子们现在会不会幡然醒悟,当初奶奶的决定是多么睿智啊!

      说到底,侄子们的事,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城乡二元化结构,巨大的城乡差别,致使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我理解侄子们对城市生活的渴望,毕竟在城市能找到较好的工作机会,能挣到更多的钱,无可厚非。

      亲情与命运

      我的侄子蔡接班和石草龙,跟我大哥一样,一辈子在井冈山务农务工。他们朴实善良,知恩图报,孝敬祖先。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两位侄子,讲他们的苦难家史,讲奶奶在井冈山革命生涯,完全原生态的,充满了井冈山泥土气息,我曾听过,感动不已。我有时不禁沉思,在这个姓氏繁杂的大家族中,我是不是最幸运的一个?是的,但是个例外。

      1945年父母亲奉命南下开辟新游击区,也把我向残疾红军、贵州农民杨叔叔托孤,要不是日本在那节骨眼儿投降,我的命运也未可知!所以,虽为一母所生,不若命运的偶然。

      我与两个哥哥血脉相通,感情至深,我们唯有感激母亲让我们此生成为兄妹一场。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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