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9-1974） 我们1969年秋就近入学山东实验中学，入学通知书上写的是济南汽总东方红三校，盖的是实验中学的公章。（实验中学在1971.5~1978.3间曾改名为济南市22中）原本计划试行高初中合并的“四年一贯制”教育改革，因为中间遇到学业始季从夏秋改为冬春，又从冬春改回夏秋的折腾，导致我们1974年夏毕业离校，实际上成了五年一贯制，是文革期间在校时间最长的一届同学。回忆文革教育经历，以史为鉴，这对思考中学教育改革应该很有意义。 我们的入学通知书，当时校名被工宣队擅自都改为济南汽总东方红三校 1，连队（班级）编制 文革中在全国学解放军的运动中，学校开始实行连队编制，年级叫“连”，班级叫“排”。连队编制持续了6个年级，从66级到72级新生（66、67和68级因文革延误没有在1966、67和68年入学，1970年没有新生），分别编为一连到十连。我们69级新生被编为五连和六连。 每学期还要评选“四好连排”，其标准是：（一）政治思想好,（（二）三八作风好、（三）完成任务好、（四）生活管理好；还要评选“五好战士/个人”，其标准是：（一）政治思想好、（二）三八作风好、（三）完成任务好、（四）团结互助好、（五）卫生文体活动好。 文革期间，各班级同学人数极不稳定，原因有二：一方面是学校根据班级管理的难度和人数做出平衡调整，撤销和重组了一些班级；另一方面退学转学、招工参军十分频繁，很多同班同学因为晚来和早走，他们相处时间很短，在班级通讯录上多达80余人，但毕业时每班只有50多人。实际上很多所谓“同班同学”根本没有见过面，没有“同过学”，这是文革期间班级建制的一大特色。  红卫兵是我们经历中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文革初期，没有共青团，没有学生会，红卫兵是仅存的学生组织，在经历了1966-1968年派性混乱阶段后，开始走向有序阶段。实验中学的红卫兵委员会在我们进校之前一年就成立了，松散地隶属于济南市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校红委会负责人是当年驻校的工宣队和军宣队成员。 此时加入红卫兵要申请，由各班红支部上报，校红委会批准后。颁发一个红色塑料胸牌，尺寸跟名片差不多，成本费好像是两角钱。红卫兵胸章取代了红卫兵袖章，红卫兵形象文明多了。1971年校团委恢复活动后，红卫兵组织逐步淡出。 山东省实验中学红委会批准五连八排（后为六连三排）成立红支部的决定，1970年4月24日。（罗寿宪供图）。实际上，各排（年级班）的红支部委员是以排委会委员的身份出现，红支部并不叫响  我们刚入校时，开了三门课，语文、数学和外语。“文革”前课本不能用了，新课本还没出来，语文课本是“红语录”和“老三篇”（附加毛主席诗词），数学课是补习高小的分数运算，不少同学还闹出1/2+1/2=2/4的笑话。 英语是学习音标和一些口号，如“毛主席万岁”“打倒刘少奇”。那时很多我们学外语时常用相近发音汉语标注，例如“Put down your gun（放下枪）”叫“葡萄糖油缸”。 过了大约1年，省教育革委会编写出了系列试用教材，但都突出了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同劳动实践相结合的特征，物理课是工业基础知识机械分册，三机一泵（拖拉机、柴油机、电动机、水泵）占了主要内容，化学课叫工业基础知识化工分册；生物课叫农业基础知识，主要讲“土肥水种”和“三大作物”（稻、麦、棉）；数学课本则充填了一些计算地主放高利贷获利息的应用题，历史课就是讲中共党史的所谓路线斗争。 大约1972年初课本教材再次改编发行了新版本，改回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的称谓，其内容也减少了很多政治色彩。但是一些英文革命歌曲，例如《The East is Red（东方红）》《The InternationalSong（国际歌）》以及《On the Golden Mountain of Beijing（在北京的金山上）》，还是印象比较深的。 学校经常结合教学内容扩大课堂范围，组织同学到钢铁厂、化工厂参观生产过程，还把拖拉机开进操场，现场教学。虽然这些课堂外实践性教学活动应该属于中学后教育的内容，但是提前接触一下也是有益的，只不过当代很少有学校愿意承担校外活动的风险。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教育形势开始出现好转。随着邓小平的复出，基础学历教育的春天似乎来临了，尊师重教的风气开始浓厚起来，学习成绩也成为当学生干部的重要条件之一了，每个学期期中和期末考试的成绩排序写在教室的后黑板上。虽然以现代教育文明观点看这种张榜排名“常模”（达标）考试成绩的做法是不对的，它严重侵犯了学生的隐私权，特别是损伤了低分同学的自尊心，但是从当年试图建立良好学习氛围的初衷来看，这似乎又是一个办法，当今各学校除了高考之类“参照模”（选拔）考试外，都不公布考试成绩了。 学校在教学上也有“学解放军”运动的色彩，例如： “同学上讲台”，运用“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经验，开展让同学教同学的活动。老师先给课代表提前开小灶，在老师的帮助下备好新课上台来讲。虽然同学确实讲得不错。但让学生讲新课的成本太高，效率太低，这个三尺讲台上的教育革命大概实行了1个月就无声无息的夭折了，还是由老师上台讲新课。 “一帮一，一对红”，开展“帮教结对”活动，当然都是同性同学一对一。不少同学在帮助学习困难的同学时，付出了许多汗水，搭上了很多时间，也收到了一定见效，“一对红”始终没有出现。回头看来，“结对子”的前提应当是双方自愿，悄无声息，而指派任务，大张旗鼓，会给受帮者施加太大心理压力，损伤自尊心，而且期望“一对红”也不现实。 1972年复苏的学习秩序氛围一直维持到1974年春批林批孔运动。季节时令的春天来了，可是有序教育的春天却未等到花蕾绽放就渐远而去了。毕业班更是人心涣散，处于半停课状态，有时一个班一节课只有寥寥几位同学听课，然而任课老师的教学兴趣并没有因此而减弱，仍然坚守教学阵地，继续“传道、授业、解惑”。记得我们数学老师李春生在我们“待毕业”期间，还给同学追加教学大纲外的指数对数方程的课程。 4，文体活动 学校在1971年5月组织召开了“军体汇报大会”，实质上是“文革”后第一届校田径运动会。那届军体会项目颇具军事特色：障碍赛跑要背背包，扛木枪，跑过长条凳独木桥，钻过反向放置的栏架，田赛项目增加了手榴弹掷远，这个项目保留了很多年。 文革中学校“文艺宣传队”排练了样板戏《红灯记》全剧等，并由校武术队队员参与武打场段。《红灯记》，到处巡回演出，名噪一时。 值得一说的是，当年学校生源都是就近入学，没有考试入学，更不能招收文体特长生。学校的文体队的成员都是“土著”出身，转校生极少。在与其他中学处于平等起点的情况下，学校培养了一批较高水平的文体队员，还为省市和部队的专业文体单位文体输送了一批专业人才。 5，三学活动 根据“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最高指示，我们在校期间还穿插了很多完全停课2~3周的全时“学工、学农、学军”的三学活动。 学工是到校办机械工厂参加劳动生产，我们分别学习车床、刨床和钳工等技能，为铁路单位来料粗加工刹车片之类的工件。其间有同学搞恶作剧，用黄油涂抹在车床动力传送皮带上，结果马达一转，黄油乱甩，车床不动，气得工人师傅大骂。 学农活动则是到郊区农村帮助麦手和到南郊果园进行义务劳动，如果说学工劳动还能学到一点技能，学农劳动实在没有学到什么技能。 我们参加的主要学军活动是两次大规模野营拉练。第一次是1971年2月，途经章丘、邹平等，历时两周。第二次是1972年5月底，途经长清、平阴和东阿等，历时十天左右。 在拉练途中，阶级斗争的弦蹦的很紧，有同学出于礼貌，见了村民就喊大爷大娘，领导训斥同学说“你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吗？怎么能随便喊大爷大娘！”还有文艺队在一次演出中演奏了一首加拿大曲子，叫《晒稻草》，事后遭到了领导批评，理由是外国曲子都是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作品。 除此拉练以外，我们还到西郊13航校军营参加了两周的学军，这有一点像当下仍在搞的军训活动，或者说叫国防教育。 “文革”中拉练是以学军和备战为出发点的，对安全健康等的考虑小于苦练实战的考虑，其间多次出现事故或准事故，一位夜间上厕所的女生被另一位反穿羊皮袄的同学吓出了精神问题，有同学在结满冰的水井台打水时，失手被高速反转的辘轳手柄击中，险些落井。现在从保护未成年人角度来看，如果没有做好防范措施，安全风险系数太大的校外活动不可推崇。 6，劳动锻炼 除了三学活动以外，还有一些无法分类的劳动锻炼。 1970年响应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备战”号召，在校内挖防空洞，老师带领男生下井挖土，女生在洞口上拉滑轮车提升坑土。学校组织人力去郎茂山砖瓦厂运砖回来，用于后期修建防空洞。同学们将砖打成背包状，男生四块转，女生两块砖，背在后背，列队行军回校，体格较健壮的男生则拉着地排车运砖。 1971年夏天，为了回收钢材，部分班同学在校园内掘地一尺，挖掘废弃多年的水管数百米。 1972年暑假前，体育组购进了一批单双杠等体操器械，急需从八里桥某仓库拉回学校，时逢期末考试前几天，为了不拖累同学的功课，学校从各班抽出1-2名学习和体力较好的男生，组成约二三十人的车队，四五个人一辆地排车。回来的半路遇上雷骤雨，没处避雨，滂沱大雨蒋同学打成落汤鸡，呼吸都要张着大嘴，到校后天色已黑，衣服也半干了，学校为同学们犒劳了一顿面条晚餐。 最大最苦的一次劳动锻炼当属1971年春夏之交，学校配合济南市组织了大型公益劳动——小清河清淤工程。同学自带破脸盆之类的容器，早出晚归，徒步行至金牛公园北边的现场，挽起裤腿下到小清河河床，形成人力“传送带”，接力往岸上传递淤泥。有的女生下河床后，污水淤泥都淹到髋部，后来学校不准女生下河。 那些工商废水污泥散发着特殊的化学臭味，糊满四肢肌肤，浸透衣服，就像泡了一天“泥浴”，晚上回家后再怎么洗都洗不掉刺鼻难闻的异味。此活动约一周，校方最后每人发了一点补助费，具体数大家都记不清了，据同学回忆好像上级发了一块多钱，但发到手后约为0.5元。 7，政治运动 对学生直接影响较大的思想教育和政治运动大概有三次。 第一次是1970年的批判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内容针对男生翻领衫、鸡腿裤、小白鞋和女生刘海、花衬衫。在班级开批判大会，在教室内贴大字报。如此推崇“无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结果使得有些同学形成了扭曲的“艰苦朴素”心理，他们在家中穿新衣服，上学却穿旧衣服。有的班级还发动同学到郊区挖野菜，在学校附近同学家中和着地瓜面做成窝头，中午放学后分发给同学吃忆苦饭。但有同学将窝头藏起来不吃，走出了教室后就扔掉了，还愤愤地说“谁吃这东西！” 第二次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的批林运动，林彪事件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不过对于在校的中学生来说，除了占用一点政治思想教育的时间外，没有对学业带来很大影响。 第三次是1974年春批林批孔运动。“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与回潮”的浪潮。“文革”中已经离校的学生回校闹革命，即将毕业的同学上不下去课，大字报贴满校园，内容有空洞的批林批孔的文章外，还有借“黄帅事件”批“师道尊严”，否定日渐好转的教育制度和秩序。 这次运动无论在形式上还在内容上都颇具“文革”初期的特征，是“文革”后期对刚刚康复的教育体制的最严重摧残，其危害可以说是“文革”初期“造反夺权”的次生灾害。它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我们69级74届同学没有完成既定学习目标，没有正式毕业考试，没有毕业典礼，不少班级连一张毕业照片都没有留下。 8，外事活动 1970年下半年开始，学校对外开放。此后，对外接待活动频繁，有时连续每周都有一次。除了校方接待，就是发动学校各种课外业余队伍的“表演”，特别是班级篮排球队的表演赛、体操武术队的出场秀、田径队的训练、和文艺宣传队的排演等活动，引来众多围观同学，形成热闹非凡场面。 1972年夏，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即将访问济南。学校接受这一外事任务，在暑假期间组织了上百同学进行了为期约两周的腰鼓训练，后在济南火车站参加了隆重的迎宾活动。 1972年8月10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徐向前陪同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在火车站广场接受十万群众的夹道欢迎，拐弯处是实验中学120人的腰鼓（苗立泉供图） 9，最后的补习课 1977年深秋恢复高考时，我们已经毕业离校三年多，没想到十分有幸来到母校上了最后的补习课。那时实验各届同学纷纷回母校找自己当年的老师索要复习资料，征询问题解答，于是很多老师开始在小范围内给自己当年的学生开补习课。一传十，十传百，小课堂很快爆满不够用了。 11月中旬，实验中学部分老师私下合计，决定开设大辅导课，没有张贴海报，也不发入场券，更不收什么听课费，仅凭同学间口头相传，随便参加。每天晚上每堂课有各界学生几百人坐满大礼堂内的联排长椅，甚至窗台上也坐满了、大门外也站满了听众，黑鸦鸦一大片，分不清谁是本校校友，谁是外校学生，那热烈场合无法形容。当时，由实验中学老师为主编写的一本辅导材料几乎成为山东省当年高考的权威辅导材料。 当时在学校大礼堂上义务辅导课的有王耀生、郑爱光、李培智、廉振亚等老师，其中骨干数学教师李德备创编的“三角函数正值歌”，用于记忆正余弦和正余切的正值属性：“正弦一二全为正，余弦偏在一四中，正切余切且不然，斜插一三两相限。”这段琅琅上口的顺口溜为当时那些在“文革”中患有“教育先天营养不良”的备考生带来很大帮助。 从那以后，我们彻底告别了母校的课堂，我们以后在社会大课堂上学到更多的东西，这都离不开在实验中学打下的基础。 实验中学是我们的母校，更是我们成长的摇篮。 （本文原载《实验-回忆录》（60年校庆丛书）2008年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2018年11月修订版）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