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德军是1968年11月5日到勤得利农场（27团）10连下乡的。第二年，他就和战友们一起去建新点——34连。新连队地处同江境内的小兴安岭的余脉、青龙河畔，其实这里可开垦的耕地并不多，可能出于战备的考虑，还是在这片荒无人迹的雪地里安营扎寨了。一般都冬季进点，春季开荒。当时进点的20人，有15个知青，其中有北京、上海、天津和哈尔滨的，男生女生都有，大家都很亲近，和一家人似的。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人们都是互相依存的，谁也离不开谁。孙德军当过农工、木匠、保管员，后来还当上了司务长。张艳芬先是农工，后来连队人多了，她在托儿所看过小孩。为了生产和生活，他们先支帐篷后打井。抚远荒原水位低，井打到二十米就见了水，那水很清澈，还有点儿甜。井台离宿舍又很近，大家用着也方便。 没想到这口甜水井，却给这个连队带来巨大的苦难。 那是1971年7月的事。那年夏天雨大，建三江地区遭遇严重的涝灾，几十万亩成熟的小麦被泡在水里，而收割机因泥泞下不了地。34连除留几个人看家，其他人都回原来的10连水中捞麦。大家很卖力，很快干完活，满身泥泞和疲惫地回到34连。男生倒在床上喘气，女生急着打水洗脸。副指导员、北京知青尹德兰和张福英，来到井台，摇轱辘打水，可能摇得太急了，水桶升到半道，“啪”的一声掉下去了。这样的事经常发生，一般都是男生用钩子把桶捞上来，还有勇敢的男生，顺着井绳下去，别人再把他和水桶一起摇上来。 “孙德军！孙德军！水桶掉井了，快来呀！”张福英大声地喊。孙德军是个热心人，又会干活，谁有事都愿意找他，平时他捞水桶的时候很多。孙德军正迷迷糊糊躺着，他太累了。结果北京知青梁希清捷足先登了。这个1969届北京的初中毕业生，只有19岁，性格活跃，好说好笑，女生都特别喜欢他，他也特别愿意帮女生的忙，大家都叫他“小勾子”。手脚麻利的小勾子几步跑到井台，抓住井绳就住下顺，尹德兰和张福英慢慢摇着轱辘往下放，大概到了井中间，只听“扑通”一声，小勾子掉下去，激起的水花又哗的一声落到井里，她们摇着的轱辘也空了。 “快来人！小勾子掉井里了！”尹德兰和张福英拼命地呼喊。 第二个跑来的是天津知青方宝发，和小勾子岁数差不多，他是连队的卫生员，性格内向，干事认真，在团里参加过卫生知识的培训，回来背上个卫生箱就当上卫生员。他是个不脱产的“赤脚医生”，天天和大家一起下地干活，卫生箱放在地头，谁有点儿头痛脑热的，给几片药；谁的手碰破了，他马上包扎。听说，有人掉井了，立即跑来抢救。他的办法和小勾子一样，顺着井绳向下滑，结果是一样的，“扑通”一声也掉进了井里，在翻起一阵浪花后，死一样的寂静。 第三个冲来的是北京知青秦向东，外号“小柱子”，是连里的一员猛将，干什么活都抢在前面，平时话并不多。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的尹副指导员和张福英不知是让他下，还是劝阻他。正在他们犹豫时，小柱子一手拉着井绳，一手扶着井帮，慢慢往下滑，可还是在要接近水面时，也“扑通”一声掉下去，下面还是死一般的寂静。连着掉下三个人，可连他们挣扎和呻吟的声音都没有。 这时，孙德军、张艳芬和连里的十几个人都赶来了。孙德军看着三个战友都没有了动静，一下子急了眼，他抓着井绳也要下去。这时张艳芬一把拉住了他，“井里可能缺氧，不能再下人了。”身体衰弱的小张最先发现了问题，可能是久病成医了。因为先天不足，一干活她就有上不来气的感觉。 这时全连年纪最长的农机排长刘忠久，也上来制止孙德军。其实他也不比知青大几岁，刘排长是从吉林省梨树县入伍的老兵，1966年3月转业到勤得利，在10连当拖拉机手，家也安在10连。他和孙德军关系挺好，经常叫孙德军到家里吃饭。去年冬天的一天，他对孙德军说，兵团要建六师，27团也要抽人建新连队。他问德军去不去。德军说，你要去，我也去。这样他俩一起报了名，一起来到了这片荒原。老刘和知青一样激情燃烧，并和他们同甘共苦了两年。 这时，刘忠久推开孙德军，把井绳绑在自己脚上。他说，我下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一听我没动静，赶快往上拉。孙德军和井边的战友试探着一边往下放井绳，一边听着刘排长的声音，大概下到十多米的时候，他突然停止了喊声。 “快往上摇！快往上摇！”孙德军声嘶力竭地大喊。几分钟就把老刘摇上来了，他头已掉在水里，绳子还拴在腿上，满脸的青紫色，呼吸已经停止。他们马上把他平卧，给他做人工呼吸，又是压胸，又是对嘴吹气，可还是没醒过来。孙德军抱着刘忠久的遗体大哭，然后自己也昏倒过去了。井台上一片哭声。  关胜波的话提醒了大家，他们分了几伙人到附近的11连、12连和他们的老连队10连去报警。这时已经从昏迷中清醒的孙德军向12连跑去。最先赶来救人的是11连指导员段成君领着的一伙人，这已是两个多小时后了，这些连队都在10多公里之外。他们用钩子、杆子和绳子终于把掉在井里的四个战友捞了上来。他们早就死了，都是窒息而死的，脸色青紫，满面的痛苦表情。这时天色昏暗，井台上恸哭声也让天地动容。起风了，那风刮过草滩，刮过树林，发出呼啸的声响，抚远荒原也在为年轻生命的不幸失去而哭泣。 几天之后，追悼会在10连举行，望着摆在面前的四口棺材，全连的人无论是知青还是老职工都在痛哭。三个知青的亲人也从北京和天津赶来，梁希清没有父亲，他哥哥来了。方宝发也是只剩下寡妇妈，他的姐姐来了。秦向东在部队工厂当木匠的父亲来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这样年轻的亲人就这样死在了北大荒！他们失声痛哭。最让人揪心的是，刘排长爱人的哭声，她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孩子，领着还不到一岁的孩子，来向自己男人的遗体告别，她哭得死去活来。 青龙河畔堆起了四座新坟。来自北京和天津的亲人拿着几件亲人的遗物回家了。34连又恢复了平静，大家都埋头干自己的活了。女生害怕，不敢在自己的宿舍住，没有办法，连里把几个女生的铺搬到男宿舍，安排在对面的炕上，中间挂上毯子。开始，那口井谁也不敢用，后来也用了，没有办法，不可能到几十里外的别的连队打水。 孙德军回忆说，那几个战友的亲人是流着眼泪走的，他们本来提出要追认死去的四个人为革命烈士，可团里经过研究又请示上级，还是没有同意他们的请求，每人只给了几百元的补助就让他们走了。上级认定，这是一件人身伤亡事故。他们请双鸭山矿务局的检测部门做了技术鉴定，事故的原因是井下缺氧，窒息而死。平时井经常用，空气经常流动，下面不缺氧。正好那些天，大多数人都到老连队收麦子了，井没怎么用，结果惰性气体下降，井下氧气很少了，一下去人就窒息了。其实当年哈尔滨家家挖菜窖存菜，也发生过这样的死亡事故。原因都是一样的。 “无论怎么说，这四位战友中的梁希清是为捞水桶而落水，而其他三个人都是为救战友而落水的。他们是为公而死，为别人而死的。他们都是舍己为人的。他们的死是光荣的，是应该受到尊重的。”孙德军这样对我说。 听了老孙的话，我想到了牺牲的战友，也想到了许多长眠在北大荒的知青及许多和知青一起奋斗一起牺牲的转业官兵和农场职工。他们死在那个倡导“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时代。为了保卫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每一个具有爱国主义情怀的青年，都会视死如归，吃点儿苦更不在话下。但是许多死是因为缺少安全知识，缺少必要的劳动保护。不该发生的事故发生了，不该失去的生命失去了。这是最让我们难过的。难道为了一个水桶值得这么多人牺牲吗！一个年轻美丽的生命比什么都宝贵。以人为本，珍爱生命，是我们付出多少生命的代价才换来的道理！但愿这样悲惨的故事不再发生。 死去的人灵魂升入天国，活着的人还要在人间过日子。那个悲剧发生后，孙德军对关键时刻阻止他送死的张艳芬另眼相看了，一个月后在连队宿舍前的草地上他对张艳芬说：“你身体这么弱，总得有人管着你。”小张想了想说：“那你就管我吧！”第二天，他们分别给家里写了信，介绍对方，家长很快来信，赞成他们处朋友。以后，老孙经常到小卖店买好吃的送给小张；小张也常到宿舍给老孙洗衣服。修水利分给小张的那段土方，总是老孙来干；秋收割地时，老孙总是先干到地头再来接小张。  现在孙德军的日子很悠闲，平日里和张艳芬在上海照顾孙子孙女，天一热就和夫人回哈尔滨避暑。他心里最放心不下的是死去的战友，他曾和小张一起跑到吉林的梨树县去看刘忠久的两个儿子，老大已结婚生子了，孙德军还给这第一次见面的小孙子留下200元。他说，要是刘排长活着，他会多高兴。说到这儿，他的眼里流下了泪。 1992年，孙德军和战友们又回到了34连，那座老井和他们的宿舍早已废弃，那上面长着茂盛的庄稼。他们在地头站了许久，心里如潮水翻滚。他们修葺了青龙河畔残破坟茔，为牺牲的四个战友立了碑。2000年，老孙又和战友们跑回去为小勾子他们扫墓。那些天，他梦里总是和小勾子、小柱子，还有刘排长、方宝发相见。他们还是老样子。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