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6月29日，张树勋老师去世了。 得到这个消息时我心中是有准备的，因为张老师已年届九旬且身患多种疾病。但是对于他的突然离去，我仍然非常悲痛，也引发了对他的深深怀念。 人这一生中会遇到成百上千的人，但真正能够对你发生巨大影响以至于让你念念不忘的不过数人。这数人中，首推的当然是父母，其次就是老师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老师对我们人生的作用和影响往往超越了父母。张树勋老师就是我这一生的启蒙恩师。 一 我上的小学是宣武区梁家园小学。学校位于宣武门南的骡马市大街路北,离虎坊桥只是咫尺之遥。梁家园小学的历史可以追朔到乾隆时期乡绅办的义学,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学校称“宛平模范两等小学堂”,是我国第一所学习新学的学校。1934年改名为北平市梁家园小学。建国后更名为北京市梁家园小学，是当时宣武区知名的好学校。我是1956年入学的。我这一生在学业上的进步和发展得益于在这里受到的小学教育，尤其得益于在高小阶段给了我巨大启迪和教益的恩师张树勋。 张老师担任我们四年级到六年级时期的班主任，同时任数学、语文两门主课老师。他是50年代师范学校专科毕业生，当时30岁出头，正值事业上升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学识和教学经验，在数学和语文两门主课的教学上，他以自己独创的教学方式为我们开蒙，启迪思维方式，使我们受用终生。 记得在数学教学上，除教学大纲规定的内容外，张老师特别注重解题速度，因为解题速度是学生开启脑洞的训练，关系到考试时对时间的把控。为了提高解题速度，在六年级即将临考的那一学期，他采取一个方法：每天下午放学前，他都要选出两道不同类型的算术题，让同学们做完且正确才能交卷放学。这种训练很有效果，提高了我们在数学题运算速度与准确率的能力。通过这种训练我从中受益匪浅，记得当时我往往是第一个交卷的，最快能在其他同学刚做完第一道题时我就交了卷而且达到一次正确。在小升初的统考时，我很早就答完了考卷并且有时间仔仔细细检查了两遍，数学考试我得了满分。 张老师花费最大精力和心思的是语文教学，他从启发学生阅读入手，并且非常重视作文训练。长大了才理解，阅读是孩子进入逻辑思维和文学修养的大门，张老师重视阅读肯定是他从自己学习中总结和体会到的。为了让我们更好地走进文章，理解文章，体会文章的意境，学习和掌握作文的技巧和方法，张老师在语文课堂上反复训练我们朗读课文，要求我们在朗读时一定要慢，慢了才能进入情景，品味和理解文章，要求我们要达到电台播音员的发音速度和语气表达。记得当时很多被叫起朗读的同学都达不到他的要求，他不厌其烦地一点点纠正，不断地提示：“慢点、再慢点”，只有一位叫孙世荣的女生达到了他的要求，得到了表扬。 小学五、六年级时的作文课是最值得怀念和铭记的，我们长大后在职业生涯中离不开的写作技能和水平，完全得益于张老师在少年时为我们打下的坚实基础。张老师教写作是从要求我们写日记开始，日记定期交给老师，同学们的每篇日记他都仔细批阅，对语句和错别字进行修改，我记得很清楚的是他在我的日记中将我写的“记度”修改为“嫉妒”，这个词在小学课本中并未出现过，我就是这次懂得了这个词。写日记不仅锻炼了我们的写作能力，也从小培养了一个人自律自省的品质。写日记的习惯我一直保持了20年。去年，我写了一部17万字的插队回忆录，就得益于记日记留下的详实、准确的资料。 在语文课上，最精彩的是听张老师分析文章，也就是通过他对文章的分析，我们才明白了文章分为写景、写人和写事的三种类别和不同的写作手法，从而掌握了作文的最基本要领。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讲解文章《小英雄雨来》时的情况。他眉飞色舞地讲解作者是怎样在文章前部分先描写了雨来游泳很好的情况，为后来雨来欺骗日本鬼子，将其带入八路军埋伏圈，自己跳河潜泳逃跑埋下伏笔。他对这篇文章的讲解使我们懂得了写作文章时前后呼应和伏笔的应用。我之所以对他讲解这篇文章记得如此清晰，是因为当时还发生了一件张老师口误的趣事：他在讲解中把雨来和小伙伴们光着小屁股游泳说成是“光着小屁股眼”，引起全班同学的哄堂大笑。 在语文课上，最有意思和最难忘的是张老师分析讲解同学的范文，我还记得张老师分析过的三篇范文。第一篇是高志明写的《我的好朋友》，当时同学们的选题都写了自己最要好的同学，只有高志明写的好朋友是《新华字典》。他的这篇作文得到了张老师的高度赞赏，老师在范文分析中强调了选题的“奇”，出人意料但又合情合理。初中时，语文老师也出了这个作文命题，我借鉴了高志明的手法，也写了“我的好朋友—四角号码新词典”，结果不用说，老师大加赞赏，因为除了我，全班同学也都是写了人，没有写物的。第二篇范文是滕秀写的《上房打枣》。作文中写她和三位女生在孙嘉湘家的学习小组，做完作业后上房打枣的欢快场景，把孩子们无拘无束的童年生活情趣描述得活灵活现。再一篇就是我的《逛厂甸》一文，文章的命题意在“快乐的一天”、“难忘的一天”等意思，作文中我细致地描写了春节期间厂甸庙会生动热闹的场景和丰富多彩的娱乐，色彩斑斓和妙趣横生的场面经我恣意描述，成了张老师赞赏的得意之作。做为小学生的我，能够把握住这个场面的题材，可见张老师教学有方。在小升初的统考中，作文命题正好是“某某一天”，我就将这篇范文移植上去了，这篇作文又得了满分。据说这篇作文还被选为统考评分组作为满分作文的参考标准。我的语文考试只因有一个错别字被扣了一分，得了99分，最终我以199分的高分考取了四中。 张老师的讲课生动活泼，经常用启发式思维和同学们就一些问题讨论互动。记得在学习有关天安门广场的一篇文章时，高志明举手问张老师：“课文中写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上‘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在阳光下闪着金光，但是这八个大字在纪念碑的北面，而阳光应当在南边，怎么会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呢？”张老师非常高兴他提出这样的问题，耐心地解答到：“太阳在刚刚升起的时候是在东北方的，冬天尤其是这样，这时的阳光是可以照射到建筑物北面的。”第二天一早，我对阳光进行了观察，果然如张老师所说。张老师很鼓励像高志明这种爱思索、爱提问题的学习态度，鼓励同学们开动脑筋，主动学习。 二 作为孩子们重要成长时期的老师，张老师言传身教留给我们的除了对教学工作的全身心投入，还有就是他对学生的诚挚真切的情感。当年我们班上共有50余名学生，张老师承担着数学、语文两门主课的教学任务（语文课还包括写墨笔字），他要精心备课准备繁重的课堂教学，下班回家后还要批改50余份作业，第二天一早就要返还给同学，从未有过拖延，其中作文是每一篇都要写批语，同时还要阅读每一个同学的日记。我一直都难以想象，如此巨大的工作量他付出多少辛苦才能完成！我当时通过一件事大体知道了，这是他天天加班加点熬夜完成的。我们那时太小，还不能理解老师的辛苦，于是就发生了我一直记忆在心的一件事。五年级时一次数学课上，张老师为了更加清楚地讲解某一类数学题型，特地在黑板上挂上了他制作的一幅表格。这幅表格是他用几张报纸粘贴起来的，长长地垂出了黑板底沿，图表是他用墨笔勾画出来的，显然是花了不少功夫。但是，那天不知为什么，班上的纪律很不好，就在他挂这幅图表时，等得不耐烦的同学就开始在下边议论。他挂好图表转过身来开始讲课时，下边的说话声仍然没有停止。他有点生气了，口气很重地制止了一次，好了一会儿，但仍然有一部分同学又说起话来，这下他终于忍不住了，他转过身，一把将图表扯下黑板三把两把撕碎扔到地上，然后对着吓呆了的全班同学，眼含泪水地呜咽着说：“你们知道我是怎么准备这一堂课的吗？家里的老人和孩子都病了，我带他们看了病，安顿好了，才在半夜做好了这幅图表，就是为了让你们更好地掌握知识，没想到你们就是这样对待我的讲课！”我们才明白了这副简陋的图表后面发生的故事和一位可敬的老师对工作、对学生所付出的心血。第二天，同样一幅图表又挂在了黑板上。这次，我们没有一个人再讲话，而且以后也再没发生课堂纪律问题。张老师的这一次大发雷霆治好了我们的毛病。 张老师对工作的热情投入饱含着对我们的真挚情感，他把学生当成自己辛勤耕耘土地上的小苗，精心呵护，倾心栽培。放学后他要去做家访，我们班几乎每一个同学的家他都去过，有的更是去过多次。他与每一个同学的家长甚至兄弟姐妹都相识，能如数家珍地说出每一个同学家长的姓名和工作单位，多年以后见到我们，仍然记得他们的姓名并探问他们的情况。家访使他了解学生的家庭情况，掌握了每一个同学的生长环境和性格特点，有效地与家长配合教育，尤其是重点针对处于成长期淘气顽皮的孩子。我们班的刁松泉同学，长得高高的个子，力气很大，淘气顽皮，不服老师管教，不爱学习，是有些老师眼里的坏学生。张老师以他丰富的教育经验和爱心，对心智未开的大男孩刁松泉投入了很大的精力，通过耐心谈话，启发教育，表扬鼓励对他关心帮助。对于他的每一点滴进步和转变，张老师都在班上进行表扬和肯定，使他逐步有了自信心，课堂表现和学习成绩都逐步发生了转变。虽然他的基础差，转变和进步比较晚，但在他的毕业评定上，张老师用心良苦地给了他超出实际情况的“优”的评价，这对于他后来坚定信心，持续地进步，并在成年后逐步发展，最终成为北京市属国企某建筑公司总经理奠定了基础。刁松泉后来曾多次对我们这些老同学说，张老师对他“恩重如山”。张老师虽然和所有老师一样格外喜欢学习优秀的学生，但他并不厌烦和歧视学习差、表现不好的学生，他以职业良知，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同学，甚至把更多精力花费在后进同学身上。张老师真正履行了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有教无类”和“不放弃、不抛弃”的做事执念。 当时半大不小的我们经常给老师惹来麻烦，记得班上有一位女生是回民，有的同学就给她起了一个外号“小回回”，追着她喊这个外号，结果把她气哭了并告状到张老师处。张老师也是回民，听到了也很生气，就给全班同学讲了如下的故事：事情发生在民国时期，有人在当时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回民原先是“诸肉不吃” 的，但是又忍不住馋，于是就将“诸”字给改成了“猪”字，变成了只是不吃猪肉，而其它肉就都可以吃了。他又给我们讲解了“诸”字的含义。他继续讲：这篇侮辱性的文章一出，引起全北京回民的愤怒，于是回民们聚集起来，砸了发表文章的那家报馆，把铅字扔得满大街全是，好久事件才平息。张老师严肃地告诫同学们，任何民族的风俗习惯都要尊重，回民不可欺。这个故事让我们懂得了一些涉及民族习俗的知识，同时也对回民这个民族充满了敬畏。此事过后，也没人再叫那位女同学的外号了。张老师对小学生的循循善诱需要多大的耐性和爱心啊！ 还记得五年级时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学校组织兵乓球比赛，我是班上的参赛选手。在比赛时，我对裁判老师对我班选手的判罚有意见，就与裁判老师发生了争执。这事被张老师知道后，他大发雷霆，当着全班同学的面严厉地批评我，还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了上下相连的两个大字“自、大，”说：“自大不用多，就一点儿”，一边说，一边在“大”字的右上角啪地画上了一个大点，“是什么？臭！”这顿声色俱厉的批评我们师生两人都没有忘记。多年以后，在我探望他时，他含着眼泪对我说，他常常后悔，当年不应该用那种方式批评我。我虽然一直记得这次批评，却从来没有产生对张老师的丝毫怨恨，因为这次批评确实使我懂得了什么叫遵守规则，什么叫尊重他人。我这一生虽然有时很骄傲，但确实并不自大和目中无人，这一切都源于张老师的严厉点拨。 张老师性格率直，为人坦荡，争强好胜，富于激情，虽然在特殊年代的政治运动中难免受到染指，但是他出色的业务能力和职业操守让他在关键时刻转危为安，能够终生奋斗在他钟爱的教育战线。 当年的张老师风华正茂，多才多艺，他曾亲自担任编剧和导演，在课余时间给我们排练文艺节目，我们排练的表演唱“八大员”在全校文艺演出时登台，大获成功。记得参加演出的女生有滕秀、常志遂、张慧兰、耿淑云；男生有王宝山、杨敬一、郭宗熹和我，我在其中扮演的是缝纫员。 从童年到少年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期，我们上小学时有幸生活在50年代，那是共和国步入新世界朝气蓬勃的时代，一切都在憧憬着美好的未来，老师像辛勤的园丁忘我地耕耘，孩子们在自由的环境下快乐地一点点长大，物质生活虽然很匮乏，但是留在我们记忆中的美好画面是那样鲜活生动。想想那时的张老师一定也是充满着理想和志向的，做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会是他的理想和追求。他把我们当成他辛苦付出的作品，倾心栽培，我们把他视为传播知识和打开世界的窗口，引颈仰望。我们这两代人相互塑造，共同成长，印刻下那个时代不可复制的年轮。在我们此后的人生道路上，也许当时无意中的一件小事也会留下日后前行路上的一道车辙。我记忆尤深的有一件事，那是六年级时，有一次，张老师把一份准备好的教材忘在家中了，他找到我，让我骑车到他家中去取，他知道我已经学会了骑车。他家住在永定门外，距离我们学校有5、6公里，他给我借了一辆自行车，当年我13岁，个子仅1.4米，因为个子小，骑二八自行车还不能蹬满轮，我就在一个小时内完成了他交给我的任务。他的信任，我的勇气，都是那个时代的剪影。 三 难忘的小学生活悠然而过，我们成长为少年升入初中，张老师两年多的教导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小升初统考结束后，我们班有一批同学考上了北京市的优秀中学，我考进了男四中，孙世荣（即唯一达到他的朗诵要求者）考进了师大一附中，滕秀、耿淑云、王洪静考入了育才中学，高志明、郭宗熹、张铁华、王宝山考入三十五中，张蕙兰、张美萍、张玉敏考入了女八中。还有一些同学考进了女五中、四十三中、十四中等比较好的中学。这个好成绩是梁家园小学多年都不曾出现过的。张老师则在第二年到粉坊琉璃街小学担任了校长。在文革结束后调到区教委担任了教育督导工作。退休后，还参加了宣武区街道历史的地方志调查、编辑、撰写工作。他的一生都贡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是当之无愧的教书育人的人类灵魂工程师。 我们经历了人生曲折都长大了，张老师也老了。张老师培养起的孩子们60年来仍然保持着深厚的友情和联系，其中重要的活动就是去看望张老师，直到张老师去世前。每次探望他，他都很高兴，他脑子不糊涂，记忆清晰，和我们一起回忆和分享当年往事。离别时，他总是情绪激动，依依不舍、眼泪汪汪，因为每一次可能就是诀别。年近九旬的老人身体日渐衰退，去年我写的那部插队回忆录，寄给了他一本，自己得意的作品他是最有资格评价的。但是他给我来电话说，他的病造成了他已经无法看书看报了。太遗憾了！我的心不禁深深地沉了下去。在他去世前不久与我通电话时，还在向我询问我们同学中两位离异和丧偶的同学的近况，关心着他们的生活。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张老师把一生奉献给了他的学生，我们对恩师做得太少了，唯一的安慰是常志遂从事医务工作，利用她在医务界的人脉和关系，在张老师进行诊治医疗方面，极尽可能地提供了帮助，她代我们尽孝了。 张老师永远离开了，离开了他热爱并奉献了一生的教育事业，离开了他投入了巨大心血培育出来的我们这一批学生。 逝者安息 精神永存！ 2020年10月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