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日升
◆周允中 上海老城厢，从小东门到老西门的一段取名中华路，是旧上海粮油食品的交易中心。上世纪二十年代初，靠近泰亨里附近，有一座单开间假三层的楼房，就是由创造社的小伙计周全平开设的西门书店，据他说，是用东北开荒的酬佣，作为资金投入的。 西门书店开设在1929年的10月，在1930年的夏天无疾而终。书店底层除了经售新文学、社会科学、儿童文学等作品以外，还兼售教育课本、词典和中外文具。还设立了书报销售部，负责邮购服务。二楼设立了《出版月刊》编辑部。 我祖父周域在梁启超办的神州法政学堂毕业以后，在上海开办律师事务所，从宜兴老家招来我父亲周楞伽，帮助他抄写状子，住在南市小西门江阴街乐盛里。1927年，宜兴农民暴动，惨遭血腥镇压，我父亲当时年仅16岁，为了表达对黑暗当局的愤怒，给同乡潘汉年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的心迹，潘把此信冠名《乡音》，发表在他主编的《幻洲》半月刊二卷11期上。1929年秋，我父亲开始尝试新文艺写作，写完十万字的一部小说，却不知道到何处去出版，知道堂兄周全平开了西门书店，就带了这部题名《白烧》的书稿，冒昧前去拜访。过了三天，周全平来信说，此稿写得很成功，可以出版，叫我父亲前去详细谈谈。 周全平见了我的父亲，拉着手，惊奇地说：“想不到萧士（我祖父的字）叔家的小兄弟，竟然也会弄新文艺。”接着，便拉着我父亲登上三楼，正在烹煮的咖啡浓香扑鼻。全平得意道：“开设咖啡座，可以让文艺界的朋友和情侣来此谈心，这是我的一个创造。”常去茶座的文人有姚蓬子、敬隐渔、王鲁彦等。 当时店里还有谢旦如（后曾任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孟通如（原文化局长孟波的兄长）等。孟通如负责邮购代销业务，丁君匋专门卖书开发票、跑街，后来当上了生活书店业务科主任、《大公报》营业主任，还自己开了人世间书店。周启勋是全平的侄子，负责管账。谢旦如也是西门书店的股东之一，因为既要编刊物，自己还开办书店，于是，就把我父亲拉进新书推荐社，帮助他一起撰写《出版月刊》。凡是这刊物上署名“华”或是“鬘”的，均是我父亲的作品。不久，小说《白烧》的校样送来了，我父亲对校对和编辑完全是门外汉，还是靠着谢旦如手把手的教导，才学会了校对。 但西门书店的营业越来越清淡，刚进入炎夏，突然宣布破产关门了。我祖父作为亲戚，曾投入了一百元大洋，作为股东，也就此泡汤了。小说《白烧》后来由丁君匋介绍给了开明书店，他们开始同意出版，后来中途变卦，退回了字型，这部书稿结果也就不了了之。 西门书店最终由谢旦如接盘清理。他先退掉了楼房，租赁了一间平房继续营业。《出版月刊》也继续出版，只是把编辑部改到了他在紫霞路的家中。到了当年十月，出版了八、九、十期的合刊后，刊物也就寿终正寝了。 当时，国民党加紧了文化围剿，白色恐怖日趋紧张。冯雪峰经常来谢旦如开设在武进路的公道书店，把党内的机密文件交由谢收藏，谢如不在，就由孟通如接待。为了避免引起反动派的注意，谢旦如决定停刊《出版月刊》。 反映左联五烈士被枪杀的《纪念战死者专号》的《前哨》，就是由谢旦如寻找关系，交由一个小厂秘密印刷的。所有的费用，均由谢旦如一人独立支付。鲁迅手写的《前哨》两个木刻大字，就是由孟通如和楼适夷，深夜在谢旦如开设在武进路公道书店楼上，用红色的印油，揿印到封面上去的。后来红油用完了，就用蓝色印油揿印上去。 谢旦如后来又用霞社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瞿秋白的遗作《乱弹及其他》和《方志敏自传》（即《清贫》和《可爱的中国》），为留存和传播党的文献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西门书店营业期间，潘汉年同志也经常来书店浏览和商榷事宜，他和周全平是宜兴同乡，以前都是创造社的，情同手足。1930年春天，潘汉年来西门书店，周全平恰巧去宝山的学校授课，未曾相遇。于是，潘留下了一封信作为短稿，交由周全平，内容主要是讲最近《萌芽月刊》和《清华大学周刊》分别有人撰文写诗悼念郭沫若（谣传被害）。潘写道：其实，老郭的生死，值不得朋友们如此关心，因为现在被杀害的劳苦群众不知千万……但目前可以告慰朋友们的：郭沫若尚未被杀。此稿一周以后，就由《出版月刊》发表了。 《出版月刊》这本期刊，有些文章是瞿秋白同志亲笔撰写的，可惜由于谢旦如先生为了保密起见，没有向人告诉这些文章的笔名，所以有些文章就没有收入《瞿秋白文集》，这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情。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