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青年人聊天，我知道自己还没到摆老资格的年龄。但谈起一件事，我的口气总是让青年人吃惊。我说自己半个世纪前得过一场癌症。 半世纪前？那是20世纪的60年代，“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时！ 癌症，就是恶性肿瘤，几十年来发病率一直在提升。最新统计，全球癌症发病率在10万分之200到300之间，成了多发病和常见病，这可能和医疗手段进步、检出率提高以及人口老龄化有关，当然也和环境因素变化有关。记得50年前，肿瘤专家告诉我，那时全球癌症发病率只有10万分之6！而我却成为其中不幸的一员。 我的数学不好，不大懂得概率问题。只能根据经验判断自己“触霉头”的运气。近两年知道北京小车摇号中签率大约为1:800，大体相当于10万分之125，算来这概率比起我患淋巴癌的概率还要高出约20倍，而我连续摇了5年在几十次机会中都没有中签。由此说来，我罹患此病，大概只有和中六合彩大奖的运气相提并论了。 问题还在于长期生存的概率。恶性肿瘤是异常凶险的疾病，据《中国保险报》2015年统计，在中国，癌症病人5年存活率只有30.9%。50年存活，基本是不可奢求的事情。试想半个世纪前，不幸进入了“10万分之6”的人们，如今尚有几人健在？ 01 1966年，我在北大附中读初中一年。这年夏天，因为遭遇“文革”，学校停课，校园里掌权的变成了一批主张“老子英雄儿好汉”的红卫兵。我因为出身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在学校得不到参与“革命”的机会，于是索性当了“逍遥”派，回到家里，整天以安装半导体收音机消磨时间。 组装半导体是我从小学三四年级就开始养成的业余爱好。最初是装矿石收音机，后来采用晶体管，从1管2管，到4管6管，最后一直做到8管超外差2波段，采用的是当时北京无线电厂生产的袖珍型品牌机“牡丹8402”的线路。我已经记不清1966年夏天自己在尝试安装哪一种型号的收音机，印象中可能是超外差6管中波机，线路颇有一些复杂。 作为初中生，我并不懂得多少理论，只是按照书上的线路图，将各种元件一一焊接而已。以前也都是这样做，只要线路接对了，一般不会有问题。但是这一次，全部安装完成后，接通电池，打开开关，却不响。反复检查，也看不出毛病。身边无人请教，于是想买本书来看看。那时书店里有些指导安装半导体收音机的书，蛮实用的。 我家住在清华园里。清华的书店位于工字厅和古月堂之间，是一座花园洋房改建的。我骑上自行车，到静斋门前的岔路口，准备向书店方向拐弯，忽然觉得自己左腋窝里有什么东西，把胳膊硌了一下。我伸手一摸，把自己吓了一跳：那里长起一个鼓包，有鸡蛋大小，硬硬的。捏一捏，并不疼，所以我一直没有发现它的存在；但是从这时开始，只要左胳膊一动，便立即可以察觉腋下有个异物。 第二天，母亲带我去清华大学校医院。我穿着短袖衫，医生一眼便看到我左小臂上有一条柳叶形的伤疤。问我这是怎么搞的？我说是焊接半导体时，被电烙铁烫的。医生又问，烫完以后是怎么治疗的？我说没有治疗，开始伤口渗出了一些黏黏的液体，后来这些液体自己干了，就结疤了。医生说，就是这个伤口感染，引起腋下淋巴结肿大，是典型的淋巴腺炎。于是给我开了不少消炎药。 那时的清华大学校医院只能看些简单的病，医生给我开药只凭问诊，居然连血象都没有化验。两个星期以后，药吃完了，病却未见好转。腋下那个鼓包依然故我，既未长大也未缩小。于是清华的医生给我开了转院单，让我到北医三院去诊治。 北医三院给我验了血，白细胞和中性细胞都正常，说明没有炎症。但是血沉有些快。医生根据经验，诊断为淋巴结核。其实引起血沉加快的疾病很多，其中包括淋巴结核，也包括各种肿瘤。可能是医生看我的年龄只有14岁，不愿轻易往肿瘤上面去想吧。 于是又吃雷米封，又打链霉素，折腾了一两个月。母亲性急，每天问我，好点没有？我也每天摸一摸，腋下那个鼓包，一直没有变化。母亲觉得不能再拖，要找更好的医院和医生。说来，她在这方面是颇有些办法的。母亲出身于医学世家，她刚刚病故的父亲、我的外祖父刘瑞华是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开山祖师，她的伯父刘瑞恒作为中国现代外科医学的奠基人之一，还曾经是协和医院的首任华人院长，而她的弟弟、我的大舅刘国振，现在就在协和医院泌尿外科，也是专家级的医生。 母亲让大舅帮忙在医院挂了号，便带着我去了协和。一通化验之后，医生说，这些都不可靠，最有效的方法是做活检。我问什么是活检？医生笑着说，就是从你腋下的肿块上取下一点细胞组织做化验，在显微镜下看看它究竟是什么东西，这样检查还能不准确吗？ 九月下旬，我在协和医院动了手术。因为是做活检，所以用的是局部麻醉，整个手术过程我知道得清清楚楚。操刀的医生是大舅请来的，他是后来担任过北京医院名誉院长和邓小平医疗保健组组长的著名外科专家吴蔚然，他和大舅是老友。手术时，大舅也亲自在场，穿一件白大褂站在手术台旁。我则被蒙着脸躺在手术台上，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但可以清晰地听到手术器械咯吱咯吱作响，以及医生和大舅的对话。刀口切开以后，只听吴医生说，“就是这个，应该从这里取样。”这时大舅插话说，“干脆把它整个拿出来吧。”吴医生说，“那好，就整个切下来。” 一个多小时以后，手术结束。我从手术台上坐起来，看到吴蔚然医生手里拿着一个玻璃瓶子，瓶里有一个淡红色的肉球，鸡蛋大小，四周长着很多茸茸的长毛，像是一条条的血丝。他把玻璃瓶在我眼前晃了晃，微笑着说，“看到了吧？这是你的，等着病理检查结果吧。” 一个星期以后，我去协和医院，拆线并领取病理报告。父母与我同往，但我跑得快，一路走在前面。等我进入诊室看到医生的时候，已经把父母落在后面老远。我问医生，我的活检结果出来了吗？医生并不回答，只问我，你爸爸、妈妈来了吗？等我父母进了屋，医生又对我说，你先到外面去等一会。这时我才预感到，事情可能有些不妙。 十几分钟后，父母从诊室出来。我问，我得的究竟是什么病？母亲骗我说，就是一般的淋巴结肿大，没什么。我不信，一再追问，他们只是闪烁其词。正好那几天我刚过14岁生日，父亲便说，你过生日，我请你吃烤鸭。硬拉着我来到协和医院西门前的全聚德烤鸭店。 三人坐定，烤鸭端上来，父亲一个劲儿往我碗里夹。我就是不动筷，说，你们如果不讲实话，今天的饭我就不吃了。父亲无奈，看了看母亲，说，咱们还是告诉他吧。现在不说，做放疗时也得说。听说还要做放疗，我心里似乎意识到什么，一下明白了许多。 父亲压低声音，尽量用平静的语气告诉我，切片化验证明，我患的是淋巴母细胞瘤，属于恶性肿瘤。过去清华校医院和北医三院的诊断，都是误诊。这个病不好治，但是医生说，放疗会有很好的效果。 顿时，我心头一紧，空气似乎凝固，时间也好像停止了。过了好一会，我才问，不是已经切除了吗，为什么还要做放疗？ 父亲说，吴蔚然医生切开刀口时看到，我腋下的肿块除了一个大的以外，还有两个小的。因为我做的手术只是“活检”，事前不知道是长了肿瘤，所以不是做“肿瘤清扫术”。吴医生应大舅的要求，顺手把最大的肿瘤切下来，已经是给我们很大的人情了。其实，即使他把另外两个小的肿瘤也清扫了，因为淋巴系统的肿瘤极易转移，手术之后也仍然需要做放疗。 下面的问题就是放疗在哪里做？诊断在协和，治疗也在协和，顺理成章。 02 1966年10月中旬，父母为我联系好了协和医院放射科，准备开始用X射线对肿瘤进行深度照射治疗。那里看病的人不多，治疗几乎不需等待。我去的第一天，登记姓名后就被直接请上了一台乳白色的大机器，那机器下面是一张床，护士让我躺在上面，只见头顶上有一只巨大的臂膀带着X光放射镜头上下左右转动，最后一直伸展到我的胸前。这时，一位面容清秀、语气和蔼的中年女医生出现了，她一边将放射镜头固定在我的腋下，一边和我聊天。 “你家住清华吗？”她问。 “是呀。”我答。 “你知道谢XX吗？” “当然知道，清华园里有名的老教授呀。” “他现在怎么样？” 她这一问，可把话题勾引起来了。因为此时清华园里红卫兵正在造反。批斗、游街、抄家和劳改是校领导和老教授们几乎都经历过的。谢XX教授就住在我家前院，不久前刚刚被抄家。 我说：“他前些天被抄家了。那天我们都去看，大院子围满了人。我们看见屋里的柜子、沙发、桌椅都被搬到屋外，书也被一堆堆扔到院子里，红卫兵说是要找手枪和发报机，不知找到没有，但是肯定找到了蒋介石的大照片，藏在一本大画册里面。大家说他反动透顶！” 在今天看来，从民国版的图书中找出几张蒋介石的照片，该是正常之极的事。但是在“文革”中，谁家“私藏”了蒋介石像，那可是反革命的证据，就像说地主偷偷留着地契渴望变天一样。女医生听我这样一说，笑盈盈的脸顿时阴沉下来。她默默给我做治疗，从此没有再说话。 当天晚上，母亲问我治疗的情况，我讲到这位女医生。母亲和谢XX教授一家很熟，她大惊失色，说：“你怎么能和她说这些？她是谢XX的儿媳妇呀！” 于是母亲内心纠结了。她害怕我一番话把女医生得罪了。怕女医生把我也当成造反的红卫兵，不给我好好治疗。 我的放射治疗，按医院要求，开始后就要连续做，每周五次。可是母亲因为心里犯嘀咕，第二天她便不让我再去协和。几天以后，她带我去了日坛医院（今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这是当时中国最权威的肿瘤专科医院。 我带着协和的诊断报告，转到日坛医院去做放疗。接诊的医生叫秦德兴，四十岁左右，是医院的青年骨干（他后来成为国内著名的肿瘤专家，担任过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副院长）。从这时起，一连七八年，他都是我的主治医生。 我的病，虽然是协和做的权威病理诊断，秦医生仍然不肯轻信。他要对此进行复核。记得曾经有一天他带着我从建国门外的日坛医院向西走，穿过一条条狭窄的街道和胡同，一直走到位于东单的协和医院，取回我的病理切片，为的是再次为我确诊。 我母亲还有一个堂兄，名叫刘国聪，当时是北京朝阳医院的病理科主任，也是一位老专家。他听说我年仅14岁便患了癌症，颇有些不敢相信，说会不会张冠李戴了？他也要“眼见为实”。于是他也找到协和医院病理科，亲自调走我的病理切片研究一番，最后得到确认：“人家没有弄错。” 三家大医院做出一致结论，我的病是板上钉钉了。但我那时好像没有考虑过死亡的问题。当然是不懂，对此病的严重性和预后情况基本无知。然而懂了也没有太当回事。记得有一天我到邻居家里去玩，看到人家书架上有一套精装图书，每一本都厚厚的，是《苏联大百科全书》。我随手抽出《医学卷》，找到“淋巴母细胞瘤”词条。云里雾里地看过整条解释之后，我注意到最后有一句话，“一般生存时限为4至6年”。 读后居然有几分兴奋，指着书对邻家叔叔说，“书里讲的，这种瘤子在体内只能存活4至6年，然后病就会好。”那叔叔说话倒也爽直，他看了看书，便对我说，“你看懂了吗？这是说你只能活4到6年！”我大吃一惊，此后几天茶饭无心。然而几天后就把此事忘记了，该干什么还是照样干。那时清华园的孩子聚在一起，练打拳，学摔跤，我也跟着，有时还和别人打架呢。 秦医生确定的治疗程序也是每周五次进行X光深部照射，每个疗程3个月，但是他告诉我，至少要连续做3个疗程，9个月。不能住院，要每天往返。问题是路远，交通不便。我家住的清华园位于北京西北角，而日坛医院在北京东南角，每天要换乘三四次公交车，斜穿整个北京城。 那时正是红卫兵大串联高峰，公交车一律不要钱，外地串联学生喊着叫着狂拥乱挤。他们是来北京等候毛主席接见的，一个个都那么兴奋而激动。我每天便默默地加入这样的人流，做的却是和大家完全不同的事，内心的沮丧和凄楚，不言自明。 此时，我知道自己中学的同学们也都纷纷到外地串联去了，他们戴着红袖章，坐上火车到全国各地点燃“革命”之火，有的上了井冈山，有的去朝拜革命圣地延安，还有的打着红旗背上背包重走长征路。一个个都好不神气，令我羡慕不已，心向往之。 还是既来之则安之吧，那时父母反复用这句话安慰我。有病就要安心治疗。毕竟，他们可以为我创造相当优越的医疗条件，最好的医院和最好的医生都能找到。日坛医院确实比协和医院在治疗肿瘤方面更加专业，治疗方案也更为周详。秦医生对我做了全身检查，发现我身上多个部位都有不同程度的淋巴结肿大。考虑到淋巴癌容易扩散，为了保险起见，决定在我的双侧腋下和双侧颌骨下（连同耳后）4个部位同时做X光深部照射。 四管齐下，治疗和防扩散的效果可能更显著，然而对身体损伤也更大。尽管每次放疗时间很短，只一两分钟，不痛不痒，但是如果连续治疗一周，它就会杀死血液里一半以上的白细胞；如果坚持做一个疗程，它就会把皮肤都烤得乌黑焦糊。腋下皮肤糊了没人看见，但我左右两侧颌骨后面被留下两个名片大小的褐色方框，多年以后才渐渐褪去，那是很显眼的，常被人盯着看。 同时，体内的器官也跟着受损。此后几十年我每次患感冒看病，医生检查我的喉咙，便会问我，你的扁桃腺切除了吧？我为了避免解释，便点头称是。其实，我从未动过这样的手术，我的扁桃腺，是活活被放疗杀死的。这也可以算是放疗的副作用之一。 癌症患者的心情，是影响康复的重要因素。放疗本身没有带给我什么痛苦，我接受治疗的过程，心情平静，波澜不起。但是，肿瘤的治疗环境却让我无法适应。 首先是医生为我画的治疗标记令我难堪。为了在每一次放疗中将X光放射机镜头对准治疗部位，医生需要用紫红色的油墨在该部位画上一个方框。那油墨是不怕水洗的，一旦画上，经久不褪。 对我来说，画在腋下倒是无妨，但是画在颌骨后面，等于直接画在脸上，影响美观不说，而且它是人人可识别的癌症病人标记，就像古代犯人脸上被刺字一样。这是我很难正视的，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几乎不敢照镜子，最怕被人问起此事。幸好很快到了冬天，在室外，我可以戴上羊剪绒的帽子，把护耳放下来，将脖子以上的部位盖住，但是回到屋里，帽子一摘，还是无法遮丑，这令我几乎生出做贼后担心被人捉住的感觉。 其次，是日坛医院的就诊环境不佳。虽然那里的医疗设备都很先进，但是由于医院狭小拥挤，而危重患者多，成天病床担架出出进进，病人的呻吟声，家属的喊叫声连成一片，就是那些默坐候诊的患者，也大多面容枯槁憔悴，有些脸上还画着红框。我每见此情此景，便觉心口发堵，不禁把脸别向一边。 更令我心情压抑和苦闷的事发生在家里。 清华园是“文革”的重灾区，群众运动搞得异常激烈。我父亲作为外语系教授，原本在1957年挨过整，此时又被作为“漏网右派”，在运动刚开始时就被公开点名。随后又接连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苏联特务”、“间谍”等大帽子。1966年8月以后，我家连续被抄家两次，屋里的白墙上贴满大字报。父亲则多次被揪斗，在批判会上认罪。 这一切，使我的家庭气氛变得很糟。那时我的两个姐姐都不在家，只有我一人面对成天唉声叹气的父母，面对墙上那些“打倒”我父亲的大字标语。虽然，我并不相信父亲是坏人、有罪，但是在这样的家庭里出出入入，我不由自主地受到牵连，被人当做“资产阶级狗崽子”和“黑五类子弟”，处处遭人白眼受人歧视不说，甚至清华园里我的小学同学知道我父亲挨整，也戴上“红卫兵”袖章，跑来我家门前喊口号，扬言要抄我的家，使我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 幸好，我是在北大附中上学，那里的同学并不了解清华园发生的一切。我在自己的学校里，心情相对轻松。运动之初，一批以干部子弟为首的老红卫兵把持权力，打击排斥“黑五类”子弟，不让我们参与“革命”，我因此而回到家中，但是几个月过去，有同学跑到家里来告诉我，说现在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学校又成立了其他红卫兵组织，比如“井冈山兵团”等等，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也可以参加了，他自己就是“狗崽子”，现在居然担任了“井冈山”红卫兵的小头头，每天领着同学们写大批判稿，组织各种形式的斗争会、批判会、辩论会。他的话让我感到兴奋和激动，为我带来无限憧憬，于是我开始向往返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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