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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毛泽东谈“四人帮”问题

时间:2020-10-11来源:党通局老兵读史 作者:老兵读史 点击:
中共中央于1975年1月5日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王洪文的地位急转直下。 四人帮的地位急转直下。 1975年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依旧在

      中共中央于1975年1月5日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王洪文的地位急转直下。

  “四人帮”的地位急转直下。

  1975年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依旧在长沙休养,没有出席会议。周恩来主持会议。

  按照十多天前在长沙与毛泽东商定的意见,周恩来把有关四届人大的文件,提供全会讨论。这些文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

  就在这次会议上,进行了重大人事变动:会议确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李德生关于免除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

  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刚刚结束,1月13日,四届人大终于揭开大幕。毛泽东仍然在长沙,但四届人大完全照毛泽东的指示进行。大会由朱德主持,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考虑到周恩来病体虚弱,这次政府报告是历届人大中最为简短的。《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则由张春桥上台来念。

  四届人大按毛泽东意见,不设国家主席。开会时,虽然王洪文坐在主席台中央,但是,候选人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

  选举结果,“四人帮”大败,四人之中唯有张春桥成为国务院副总理。这一名单,是由毛泽东与周恩来在长沙商定的:

  人大委员长——朱德。

  人大副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康生、刘伯承、吴德、韦国清、赛福鼎、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在国务院副总理的候选人名单上,原本还有李富春。不巧,他在1月9日去世——正值四届人大召开前夕。

 

      选举结果一公布,江青气歪了鼻子。

  她曾提议“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宋庆龄之前”,被毛泽东一口否决。

  她曾提议“张春桥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排在邓小平之前”,也被毛泽东拒绝。

  王洪文忍气吞声,人大副委员长达二十一人的名单上也没有他的份儿,他自知是毛泽东对他的冷淡。

  江青则不然,她要叽里呱啦地发怒、发狠。她叫嚷说四届人大是“大复辟”,不重视“新生力量”,连“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都当上副委员长。

  江青当着唐闻生、王海容的面骂骂咧咧,要她们在陪外宾去长沙时转告毛泽东。

  唐闻生、王海容只得遵命传达。

  毛泽东听罢,生气地说道:“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

 
1975年的周恩来(资料图)

  “你呢?”王海容追问毛泽东。

  “不在她眼里!”毛泽东忿忿然答道。说罢,沉默许久,又意味深长地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在四届人大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委托邓小平主持党政日常工作。虽然王洪文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党内排名次序为毛、周、王、叶(剑英)、邓、张,不过,第三号人物实际上已是邓小平,而不是他了。

  王洪文毕竟不像江青那样有恃无恐,他不得不收敛了些。1975年2月20日,王洪文给江青写信,表明了他当时的心态:

  江青同志:

  这份材料我已批了个意见,但我想了一下,这种材料发的范围这样广,传出去可能产生一些问题。另外这份材料仅仅是我们四个人的意见,主席已经多次教育我们了,“不要搞上海帮”,并且批评我“不要搞四人帮”,我想我们还是谨慎一些好,如果江青同志觉得发好,也可以。请参考。

  洪文

  2,20

  就连王洪文都提醒江青“不要搞上海帮”了!这倒并不表明王洪文不愿再搞“上海帮”、“四人帮”,而是觉得大事不妙,要注意隐蔽了。

  确实,“四人帮”的日子越来越难过。1975年2月3日,春节前夕,毛泽东结束了在湖南的一百一十四天羁旅生活,回到北京。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主持工作,大大削弱了“四人帮”的势力。

  1975年5月3日,是“四人帮”最难熬的一天。

  这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病情日重、已经做了多次手术的周恩来,知道这是一次不寻常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抱病出席。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于“四人帮”的批评,比一年前要严厉得多!

  毛泽东对“四人帮”发出了严重警告: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泽东提出了要解决“四人帮”问题。毛泽东说:

  “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不过,毛泽东一方面提出了解决“四人帮”问题,一方面又并不很着急,以至“后年解决”也可以。他说道: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资料图)
 
  这表明毛泽东既揭露、批判了“四人帮”,但又以为“问题不大”。他只是要求“四人帮”不要搞党内小宗派,并没有把“四人帮”当成一个反革命集团。

   不管怎么样,毛泽东终究是当时中共的无与伦比的最高领袖。他的每一句话,都对中央政治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这一席话,给了“四人帮”以很大的政治压力。

  骄横的江青不得不写下书面检讨。

  刁滑的张春桥也不得不写下书面检讨。

  王洪文呢?他也作检讨。

  以下是王洪文1975年5月检讨提纲的一部分: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的错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初期我对批林批孔同贯彻十大的精神对立起来,因此我对批(林)批孔是不理解的,特别是关于广州召开十万人大会问题,当时查清楚是对的,但由于我自己不理解,也说过一些错话,在政治局也进行过争论。

  当主席批示了北大、清华那份批林批孔的材料以后,特别是74年1月24、25两次大会(指1974年1月24日的“在京军队单位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和1月25日的“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是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在未经政治局讨论、未报告毛泽东的情况下召开的——引者注)。虽然我对于两次大会的召开未经政治局讨论,未报告过主席,关于反对走后门有些提法不妥,如混淆两类矛盾的提法,扩大了打击面等,也同个别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也是赞成反对走后门的)但我没有及时向毛主席报告。这是我原则性不强,组织观念不强的表现。

  张春桥在检查中写道:

  “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作好团结工作。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

  江青在检查中写道: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虽说这些检查都是被迫写的,但起码“四人帮”自己承认了搞“四人帮”是错误的。

  就在1975年5月3日政治局会议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明确指示,中央日常工作改由邓小平主持。邓小平取代了王洪文。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从此告吹。
   
 
      文章已于2020-06-06修改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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