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小庆按：这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2019年8月24日播出节目的新闻稿。） 1949年6月，郭继鸿出生在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那个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决定，10月1日在北平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那个月，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阐明新中国国家性质。那一年，有统计显示，中国人均寿命为35岁，婴儿死亡率高达五分之一，远远高于当时世界平均水平。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任重道远。 已是古稀之年的郭继鸿大夫，仍然坚持自己查房、出门诊，甚至忙到嗓子沙哑。平日里作为消遣，他经常翻看自己制作的近百本纪念册，里面有与家人合影的儿时记忆、有亲友间的传书，甚至还有戏票、硬币。当然，作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副主任、我国心脏电生理领域带头人，这里也记录着他从医五十载的荏苒时光。郭继鸿说：“每次翻阅这些过去的信件、照片，都深深地感受到祖国在一天天强大，自己也在不断进步。” 在这些纪念册中，最让郭大夫念念不忘的经历，莫过于那段在马背上度过的做“赤脚医生”的岁月。 1968年12月，《人民日报》刊发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刚刚中学毕业的郭继鸿懵懵懂懂，从北京来到了内蒙古巴彦淖尔农村，不过行李里满满当当都是书，这让他和同龄人显得很有些不同。郭继鸿说：“我下乡的时候，我哥哥已经是医生了，他把他所有基础课的书和临床的书都给我带下去了。他希望我到农村去看看书、学点医。” 当时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受制于积弱的经济，城镇公费医疗和农村合作医疗都处于“有体系无能力、有免费无医疗”的状态，尤其是广大农村，缺医少药严重，医疗卫生队伍更是青黄不接。简单的学习和培训之后，郭继鸿就成为了年轻的“赤脚医生”。乡间小路上，总能看到他骑马穿梭的身影。  郭继鸿说：“我在抢救一个得了心肌梗死的病人，和几个人连夜往山里赶，只能给他抬下来以后做心电图，而现在我觉得我们带的远程医疗或者是随身带的医疗设备等，能够给病人就地解决很多问题。” 1978年，改革开放让我国医疗卫生事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研究生招生恢复后，已在内蒙古医学院上完工农兵大学的郭继鸿考入了同济医科大学。当时，国内针对心律失常和心电学领域的研究几乎一片空白。“没有设备就自己造！”凭着大胆猜想，他找到一台国外生产、报废多年的脑电图机，几经改装，竟然记录出了清晰的心腔内希氏束电图。郭继鸿说：“因为这算当时非常前沿的东西，国内没有这机器，所以我们要想各种办法，把这个事情做出来。” 1985年被称为“医改元年”，放权让利、扩大医院自主权等系列举措，有效解决了当时医院效率低下、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1989年，国家开始积极推行医疗机构各种形式承包责任制。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深造的郭继鸿，放弃绿卡，毅然回国，主导创建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心脏电生理室。郭继鸿说：“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飞机上没有几个人。别人说你还回去干什么？我觉得中国人运用自己的能力应该去建设自己的国家。” 此后，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迅速，从最初看病的老三样“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表”，到如今的“B超、螺旋CT”，从“赤脚医生”满村跑，到如今的基本医保全覆盖，实打实的进步增强了公众的健康获得感。 郭继鸿主攻的心血管疾病领域也不例外。2018年，他牵头成立全国心电医联体联盟，让边远地区患者能够通过远程诊断得到治疗，此外，他还推动建立了中国正常成人心电图数据库，结束了长期依赖国外诊断标准的历史。郭继鸿说：“当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医学的水平、理论和技术与国外差距很大，但是现在，几乎已经和国外能够同步。” 尽管已经享誉国内外，但每周两次门诊，郭继鸿从不缺席。几个小时的门诊下来，经常是一口水都喝不上。郭继鸿说：“一个人真正的价值在于他给社会上拿出了多少。我要抢时间，要给社会贡献什么，而不是从社会中索取什么。”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句经典传统家训，就刻在郭继鸿儿时家门口的两侧。小时候，父亲教他，后来，他又用这句话勉励自己的孩子和学生。郭继鸿的侄子郭飞也是一名心内科医生。在他眼中，伯父既是“高标准、严要求”的长辈，也是他职业生涯的领路人。郭飞说：“他让我意识到医学不光是治病救人，更是用心在温暖别人。” 发虽千茎白，心犹一寸丹。对于郭继鸿而言，家国情怀就是祖国需要时义无反顾的回归，就是患者没钱看病时慷慨解囊的资助，就是365天无间歇的忙碌，就是他写在随笔录中的座右铭：努力，再努力。 郭继鸿说：“面对成绩与荣耀，面对挫折与失落，面对我挚爱的祖国与中华的荣耻、强盛与危难，面对着此时有限的人生与未来，我只有用同一句话，又是同一个回答：努力，再努力。” 知青赤脚医生：“不论春夏秋冬，不论白天黑夜，随叫随到”。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