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9年2月的春节(2月17日)期间一段日子，对我和父母来说，是在忧愁、烦恼、无奈中度过的。除了学校对毕业生一直在动员外，老师与工宣队师傅也三番五次来家里做我父母思想工作。 当时我与父母都在想:毕业生都只能走“一片红”一条路，否则就是在家吃“干饭”、做“社皮”(指待业，没有工作的社会青年)了。无奈之下，一家人权衡再三，最后还是选定了去江西井冈山。 我小时曾听母亲说过生有5个子女，其中4个在解放前先后夭折了，母亲辞掉了当时在纱厂的活计，全身心来养育我这个“宝贝•心头肉”。所以母亲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能跟我一同去井冈山。后经老师与工宣队师傅再三解释和劝说，母亲在心存顾虑和无奈的情况下，只能免强答应过一段时间再去井冈山。2月21日，学校老师和父亲工作的上海东方木器厂革委会委员送来了上山下乡的通知书。 随接就要马上置办急需的生活日用品。而由于靠父亲一人的工资维持家庭生活，经济上一时就显得很拮据了。2月22日那天，父亲就向厂里提出借钱的事，上午讲好了借钱的数额，我下午便去派出所办了户口迁移手续，待到我刚办妥，父亲气恼恼地回家，说我办早了一点，否则就不让我迁户口去井冈山插队落户了。原来，父亲去厂里借钱(当时学校老师也正在父亲厂里)，厂方却变卦了，上午答应过所借的钱款数被压减掉一半，在这个节骨眼上父亲怎么能不发火呢？我当时也想不通。不久，老师又到我家来说，商量下来再增加一点，另外再补助一点，这才基本上解决了一点实际问题……。 临行前的那个夜晚，母亲让我早早的睡了。深夜当我翻身醒来时，看见母亲还在为我装着刚炒制好的“炒麦粉”、整理着行李包，我的眼眶一下溢滿了热泪。 3月1日上午，就要离开尊爱的父母，我一一同父母、亲眷、邻居道别，此刻的母亲顿时啜泣不止、泪流满面，死活要跟我一同乘火车去井冈山。此情此境，母亲舔犊般养大我，而今我就要远离父母亲人，分隔两地，心中不免涌起一股凄凉、伤感之意，鼻酸抽噎，热泪盈眶……。在亲眷和邻里的耐心劝慰下，母亲的心情才慢慢得以平静。当天下午我们知青集队去乘火车时，想不到父亲在两个堂兄弟陪同下赶来北火车站送别，我泪满双眸，一时语塞。 此后，在我离别父母到井冈山插队落户的日子里，我与父母就隔三差五的保持着书信往来，互相倾诉衷肠、寄托思念……。 当年7月，正值抢收早稻谷、抢插晚稻秧的“双抢”农忙季节，我在生产队担任仓库稻谷保管员。18日那天，在村口附近仓库前的晒谷场上翻晒稻谷，近午时分，父亲突然寻到生产队找到了我，我喜出望外，说不出的高兴。问父亲怎么母亲没一同来，说是在厦坪看着行李，所以父亲先要寻找到我，再好接母亲过来。我一听立即到村口的老乡家中借了一根扁担，兴冲冲赶到厦坪挑上行李，接母亲到生产队我们知青的住屋，另外搭铺安顿下来。 这一次，父亲不放心母亲一个人来，特地向厂里请了10天的假，陪同一起来了。母亲说要待到年底和我一同回上海过年。父亲只待了6天，7月25日回上海，早晨我送父亲到厦坪，候乘茨坪开往南昌的长途班车，望着渐渐谢顶、渐渐老去的父亲远去的身影，我的眼睛湿润了。 1970年1月3日，我陪母亲回上海过年。二个月后，我返井冈山回生产队又投入春耕生产。 同年4月，父亲光荣退休。当得知父母将在5月下旬第二次要到井冈山来，特别是临近两天，我的心情一直处在焦急地等待与盼望之中。5月26日下午，我正同老乡们在靠近公路边的水田里插秧，4点多看到南昌朝井冈山茨坪方向的长途汽车开过，心里想着今天父母应该是乘这趟班车来吧?心里一阵甜滋滋的，喜悦之情难以言表，我插秧也插得更起劲了。不一会，果然远远看到公路上，父亲挑着行李朝生产队走来，我三步跨作两步，从田里跑上公路，接挑了父亲肩上的担子送到住屋，然后又赶紧去接母亲，母亲迈着蹒跚的步子，边走边打量着我，问长道短。这一次父母亲随带的行李很多，父亲还把常用的木匠工具也带来了。因为父亲前一年第一次来的几天里，已经看到这里山区各种硬杂木较多。后来父亲就从硬杂木中寻找到有用材料，相继做了一些小板凳、小方凳、小方桌，还买来樟木板做成箱子等（我虽几经搬迁，至今还保存并在使用着两只方凳和一只樟木箱），老乡们见了个个称赞我父亲的木匠手艺好，不象当地木匠基本上都是用杉木做些锅盖、各类木桶，如水桶、饭桶、便桶、脚桶等等。父亲后来也帮好几家老乡做过板凳、长凳，结下了友谊。 父母第二次来井冈山待的时间也较长。到了1971年春节(1月27日)，一家人都在井冈山当地度过的。 在这段较长的时期里，母亲与村里老乡中一些年龄相仿的阿婆、大妈也能相处沟通了，虽然言语不通，但和蔼可亲的母亲与淳朴厚道的老乡彼此的交流都能心领神会。每当厦坪逢圩时，母亲时常都会去集市里逛逛、小商店看看，买些需要的东西。如此一来二往，母亲与供销社、小商店一些早年就来井冈山工作的上海籍、浙江籍人也熟悉了。记得当时七队、八队也有知青的母亲从上海到井冈山来，我曾带我母亲去会过面，都是一见如故，相谈甚欢……。 然而，那时父亲感觉胃部开始有些不舒服了。我和母亲猜想，以前父亲在上海一直喜爱吃红烧肉，而井冈山平时很少见到肉类，缺油少菜，生活物质条件要比上海计划定量供应还要艰苦，加之做木匠活太过劳累引起的吧。父亲在厦坪卫生院看过几次也一直不见效，当然这里医疗条件也不能同上海相比，看病又要自己掏钱。于是，父亲1971年2月8日就一个人先回上海，到劳保医院看病。到了6月，得悉父亲已经胃口不好，吃得很少，原来魁梧的身体逐渐消瘦。我和母亲一直担心着父亲的身体，而母亲更是心情忧伤，心烦意乱，既担忧父亲的病体，又舍不得离开儿子我，去留两难啊。 我跟母亲说：现在还是医治父亲毛病、照料父亲要紧。7月上旬未，叔叔打来电报说父亲要在医院做一系列检查。这当口生产队又是“双抢”农忙时。我只好让母亲先回上海，12日这天凌晨，我送母亲到沟边，再三告诉她乘长途汽车到樟树，再如何转乘火车到上海的细节。我只有等待父亲检查后的情况再定何时回上海。不料，父亲在医院检查后确诊患了晚期胃癌，需住院作手术治疗。那些日子里，我虽然忙于农活，但我的心中充满着焦急和忧虑……8月13日，母亲发来电报说，父亲手术日期排定在8月16日。我匆忙打理了所带行李，14日就走，却不想茨坪正在召开全省职代会，往返南昌方向的班车停开，只得先搭乘开往永新的卡车“弯道前行”，到了永新即乘长途班车到新余，由于行李托没能同车到新余，被耽误了一晚，真是急煞人！15日晚乘上火车，16日中午才到达上海，一下火车我就直奔闸北区中心医院，父亲已经进手术室动手术了，母亲与叔叔、婶婶、几个老邻居都在陪着。术后几天我一直陪护在父亲的身边。出院后经过一段时间药物与针剂治疗，略见一点稳定，我10月24日就回了生产队。哪知道过了两个月，父亲的病情恶化了。12月22日我再次赶回上海，与母亲一同照料父亲，但是，最终没能从病魔中挽回父亲的生命。1972年1月16日，我敬爱的父亲还是驾鹤西去，阴阳相隔，我与母亲不禁悲从中来，声泪俱下，悲痛欲绝……。 还在父亲手术及病情恶化，我先后二次回上海期间，曾多次到市、区、街道革委会、上山下乡办公室、居委会及学校和原父亲单位，并向井冈山及拿山公社革委会、“五七”办公室上访或书面反映我家的客观实际困难，要求解决我母亲无依无靠的生活困难与迁回上海照顾母亲的问题。后来母亲由居委会、街道定期予以困难救济补助（每月8元）；安排与另一孤老分时段看管公用给水站(每月4元)，以极低微的收入度日。至于我的回迁上海问题，当时看来是难以解决的了。 这一年的3月18日，我再返井冈山生产队，同时接到通知，我第二天便到井冈山罗浮水电站报到参加电站建设……。 1973年下半年，已经听说中央发了30号红头文件，主要精神就是父母身边只有唯一一个子女上山下乡的，可以迁回户口照顾父母。那年年末在罗浮水电站已经得到明确消息，我迁回上海的通知已经到了公社。1974年1月3日我回公社拿到了正式通知。我“一定会回到上海；回到母亲身边以没能孝敬父亲的愧疚心情加倍孝敬母亲”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1974年2月22日，回上海的户口正式报好了。当时，我无意中发觉，户口本上从迁出至井冈山拿山公社，到迁回上海，时间垮度不多不少，我插队落户足足有五年整。 对于我来说，虽比绝大多数知青在山乡农村少经历五年时光，但同样曾经“面朝黄土，背朝皇天”，受过苦累、挨过磨难、经过彷徨、有过失望、作过美梦、怀过理想，尤其更有的是难以割舍、深深眷恋的父母心、母子情。 这一段特殊年代留存下的悲欢离合的特殊情结，是已经在我的心底打下了的磨灭不掉的深刻的烙印……
写于2019年4月5日
（作者是新中中学68 届高中生，1969年到井冈山拿山乡厦坪镇口前山自然村插队） 本文图片来源网络，如涉侵权请留言联系删除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