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十年间，组织上没有指定哪位老职工作为我的师傅，都是因事相识，因缘而知，视他们为我的师傅。这两位师傅是：铁匠王有利和团部后勤处长花顺福。一对知青是：同为六六届高中毕业生的唐伯良和小上海陈毛头。与他们的交往，有的延续了几十年，有的仅一面之交，有的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有的因闲聊而成挚友。 农场期间，我一直在读书。既读技术书，也读社会书，只是很少参加“天天 读”。先读高中没有读完的《高等数学》，再读《工业与民用设计》《机械元件》。虽然同干活不搭界，后来确实也派上了用场。那时伯良问我，能否上大学？我分析给他听，你出身好，这次“工农兵学员”应该有你，而我还得在这里“夯烂泥”。果真，他就去上海读“工农兵”了。我第一次与陈毛头肩靠肩，他却无法说话了。因为他被落在地上的高压线“打了”。我拦车抱他去医院。几小时后，毛头却“走了”。这是我读得最深刻的一本书，感悟生命很脆弱，环境很无奈。若要不虚度，就得保护好自己。 工一连的活儿是开山取石，进林伐木，垒砖砌墙，上樑安门。凡有师傅的，都是技术活，如泥工、木工、铁工等。而我干的都是力气活。在采石场搬石头，在建筑工地和大泥，在归楞场上抬木头。不需要师傅，有蛮力就行。在山上，与王有利搭识，跟他出差，学习抽烟，学与东北人相处。在团部，听花处长描绘红卫团基建蓝图，领受了做带锯跑车的任务。在批判“单纯军事观点”的时候，有人传来花处长的话：“我看，王礼民才叫知识青年，有技术，能作贡献”。我深受鼓舞，却在工一连入团受阻，到木材厂入党申请才顺利过关。我还拿到过一张三等功证 书。 农场十年，数在工一连故事多多。  铁匠师傅王有利 我与王有利的结识，缘于闲聊，不料却聊出一段师徒情来。 与老王有缘，并非我俩都姓王，三百年前是一家，而是我们有点习相近，成了忘年交。老王技术高，自称无人能比。我是杂工一个，总觉得怀才不遇。老王是铁匠，负责修理钢钎，属于顶尖的技术活。钢钎打秃了，备份用完了，如遇老王不在场，开山采石的活绝对玩不转。采石山上，除行政领导外，就技术层面而言，抡锤打炮眼的是大工，扶钎当下手的是二工，装药属三工，还有放药、排炮等等，搬石工层次最低。好在我是运动员出身，有的是力气，又可自行安排休息。空闲时还能四处走走，烘炉间便是常去之处。说是想借点炉火取取暖，其实想凑近炉光沾点红，学点技术活儿，以图有个出头之日。 老王有个徒弟，也是知青，总感到不顺手，就叫我当个“临时”下手。说是“叫”，多半是自己凑上去的。在烘炉间打铁拉风箱，是个苦活。有人被派差去拉风箱，也要逃回来。我主动请缨，人到手到，老王乐不可支。有时他徒弟动作“慢”了点，我还能抢到做下手，配合打“抱锤”。几次下来，我听懂了老王掂击小锤的意思。马步，弓身，使锤。随着小锤的敲击声，铁砧上时如狂风暴雨，双锤轮番密砸，火星飞溅；时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清脆入耳，极富音乐感。特别是遇到“虚火”和“嵌钢”的活计，下手的十磅榔头必须长时间如汽锤般往复运动。比起打炮眼用的十八磅大锤，十磅只是个“小儿科”。但架不住“路远无轻担”，很少有人能够担当。有时，老王不得不请出采石场一把手帮忙。问题是，采石场属“排”级建制，排头不是说来就能来的。而我时有空闲，又会左右抡锤，打铁不停顿。这样的时机，这样的需求，正合我意。老王也愿意接纳我，此为有缘之一。 其二，钢钎“淬火”，老王绝对是高手，实践经验丰富。我自有本本上的“淬火”歪论。两人对峙，很有说头。说着说着，老王就被我套住了。他用水做介质淬钢钎，我说用油也可以。他问我怎么知道的？我说我看到你用过。他说淬火第二次下去要快，我说要看夹钢的厚度。实际上，我只是用书本语言讲淬火理论。我的结论肯定是对的，符合老王的经验，只是在表达上属于“捣糨糊”。我心里明白，我是关公面前舞大刀，迟早要出洋相的。所以我说，我是耳闻，瞎想，不妨试试。结果歪理“指导”真实践，还真管用。真所谓，有时过程比结果更辉煌。两人抬杠，还真抬出了成绩。有趟出差到胜利农场，老王不要徒弟，带我当助手，也许有缘于此。 有缘之三，老王也有软肋，不会画正规的机械图。就他的水平，我绝对甩他几条马路。我在学校时，机械制图的结业作品是减速器总成装配图，功底还是可以的。有一次，老王想做个东西，用物品堆叠，比划了半天，还讲不明白。我却已领会，顺手画了张立体图，他看了连连说“像”。老王聪明，不但会做热铁，还会做点冷作，按东北话，叫做“白铁”。打个炉筒，“威得罗”（水桶），水壶什么的都行，“咬口”做得非常漂亮。但是放样时，用的却是从老农场带来的纸样板。水壶最难下料的是壶嘴。有一次，不知是哪个“恶人”要老王换个水壶嘴，老王找不到合适的样板，拿着纸，卷了开，开了卷，总找不到感觉，后来只好用焊锡补上壶嘴与壶体连接的那个小缺口。老王一个劲摇头，总感到不满意。我说我可以试试，他死活不相信，说这是最难的技术活，连他师傅都“拿一把”。我根据壶嘴的尺寸，画出展开图，再根据相贯线的位置，留出“咬口”的余量。其间，老王始终没有开口，直到我把壶嘴与壶体对上，请他上手焊锡，才说了句“还行”。黢黑的脸上露出了由衷的憨笑。我说，这是“瞎猫碰着死耗子”。老王直说不简单，不简单。现在回想起来，与老王的缘分，还得感谢高中学的知识。 有一年初春，我跟老王到胜利农场修理厂出差。老王对我讲，要加工拖拉机配件。他把要求一说，我当即就画了张零件图，细处配了剖面图，还标上了公差和精度，并顺手拿了把游标卡尺在手里转了转，俨然像个技术老把式。对方老师傅一看，当即表示可以加工。回到招待所，老王满脸的喜色对我说：“刚开始调度讲，没有图纸不能加工。我讲认识你们主任，还是不行。想不到，你一谈就成。”还说：“主任挺喜欢你，对我开玩笑，怎么带上儿子了？”我听了心里美滋滋的。那可不，我下乡到红卫团，还不到半年嘛。 老王还说，人家车间主任给你递烟，你说不会，也不接，是很不礼貌的。俺东北人有个规矩，别人递烟，必须接，那是礼数。老王平时少言少语，一旦开口，就滔滔不绝。我听着，只是不住地点头。昏暗的灯下，我俩小酌，佐酒的是东北有名的“天鹅豆”（水煮黄豆）。老王那篇陈年故事：太姥、太爷挑着大爷、二爷闯关东，又一古脑倾倒出来。我已听他说了N遍，这次还算入耳。 那一夜，我爷儿俩聊了很久，烟抽了不少。那是我第一次抽烟。我老爸是生意人，抽烟又喝酒。可他却给我兄弟仨定下规矩，喝酒几口，但不许抽烟。现在身在他乡，随乡入俗，第一次抽烟，竟悟到了东北人的豪爽，品味到了烟文化的魅力。 后来，我从工一连转到制材厂，连队的同行来修锯。我也像老王那样，说说东北烟的礼数，聊起第一次抽烟的故事。回沪以后，没事闲扯，也会扯到东北的烟文化。小青年回敬一句，已经听了N遍啦。是呀，树老根多，人老话多。一晃，已经四十年过去了。 我在农场的时候，花顺福一直是副处长。我们称他为花处长。 花处长，红卫农场早期的场部领导人之一，知识青年的好朋友。在当年，他可是个争议人物。他抓生产、抓管理有一套，但总得不到“抓革命”的支持。论职务，是个中层干部。但他的权蛮大，也很忙。工一连的盖房，工二连的修路，工三连的制砖，加工连的油粮加工，全是他份内的事。离休后，据说在北京。我一直想去看看他老人家，但没成行。本文算是一个祝福吧。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如果你有机会看看与红卫同时建点的农场，就会发觉红卫农场的场部建筑有点扎眼。一式的砖瓦结构，红墙一片，显得生气勃勃。而其它新建农场，望去则是灰白一片，那是土坯房、“干打垒”特有的颜色。与邻近的老农场胜利农场相比，也不逊色。这份成绩，与时任后勤处的花副处长是分不开的。 成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红卫农场，走的是“先生产后生活”的老路，建房还是“土坯房”、“干大垒”。即使后来的现役军人，也认为生活、环境是小事，唯有“抓革命”、“防修反修”才是正事。
花处长主管后勤生活，凭他的军旅生涯和垦区经历，使他萌发了在这块新土地上，绘上绚丽一笔的想法。他以为在艰苦工作的同时，人应该享受生活，可他生不逢时，提倡住房砖瓦化，却遭到有的场领导斥责，称之谓“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花处长是营房股的顶头上司，也是常客。营房股马干事毕业于北京市城建学校，中专生，学的是建筑施工。而农场基建事务全压在他身上。什么出图纸，施工监理，竣工验收，全是一人挑。其家属小寇是同窗，来场后才协助马干事搞点结构。他们与花处长都是兴凯湖农场的老朋友。我与老马有缘，相识在建点时的帐篷里，切蹉过建筑与工程制图的技法，探讨过自制设备的可行性，讨论过土坯墙与红砖空心墙的热工系数，自然聊得蛮投机。花处长也与马干事畅谈他对团部建筑的构想：第一年帐篷扎营，第二年木丝板房过渡，第三年砖瓦房上马，不走老农场十年土坯的老路。但得不到场领导大力支持，推行有难度。后来马干事的一番理论，使花处长定下决心。他说，一砖半的空心墙与土坯砖的热工系数一样。通俗地讲，二者的保温性相同。但空心墙的施工要求高，不能漏气。这也是后来工程连盖房时，特别讲究外墙勾缝的缘故。花处长到工一连检查视察，除了听意见，就是抓外墙质量。到锯工班，抓的是多出木材，多出锯末。因为锯末是木丝板房最重要的保暖介质。那时，我们自制的四桩丝杠圆锯跑车已正常运转，提高了出材效益。也许基于此，花处长把带锯跑车项目也交给了我。在上海知青严安民的撮合下，花处长把我叫到场部。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与他面对面的谈话。我问，你怎么认识我的？因为那时我既不是班排长，也不是五大员，更不是什么学习标兵，只是在锯工班抬抬木头的小工。他没有正面回答，而是一口气说下去：“听说你很会动脑筋。现在有一项任务，要求带锯跑车在二年后投产，经费只有二万元。主机或跑车只够买一项，剩下的你自己解决。”对我来讲，花处长的这番话，口气是征求意见，实际是下达任务。做什么，怎么做，做得怎么样，讲得很清楚，没有回绝的余地。我沉思片刻，飞快地想了几个问题，立马说：“可能会有百分之十五的难题，二年内解决”。同时，我提了认为一定要提的问题：“老瘸子（连长）老找我麻烦怎么办？”花处长好像有所准备，回答很干脆：“这好办，回头我跟他说，让他不要管你。”接着，花处长又交代了三件事。 其间，我没与花处长作过正面汇报，但他对我的进展了如指掌。中间的沟通人严安民，总是传递些“老花头的评价”。我所在的锯工班全力支持我的工作。团部的物资股、生产股、营房股、修配厂都是一路绿灯。我没有理由不做好工作。晚上画图，白天干活，一点都不敢懈怠，唯恐有所闪失，对不起花处长的爱护。二年后的1975年8月，在大伙儿的鼎力协助下，带锯跑车正式投产了。 1971年（时间可能有误），“眼镜”指导员在全连大会上宣布：“王礼民为机械技术员，中共62团委员会”，没说具体职责。会后，花处长说，以后，工一、工二、工三和加工连有事，你得过去处理。记得工三连去过一次。制砖机停运了，主轴与轴承开脱，属混凝土机座没有做到一米八以下的冻土层所致。加工连也去过一次，是配合制作安装异向异径虾米弯管。更多的时间是在工一连，做带锯跑车项目，也搞了条木质门窗机械加工流水线。我全力以赴搞革新，也算是答谢他的知遇之恩吧。 记得从1969年上半年起，工一连开始有建筑工地之后，我们就不时看到花处长略显微胖的身影。知青们有不爽之事，总会在工地休息时向他倾述。据说只要听到他呵斥“老瘸子”连长的声音，反映的事情总会有个说法。 所以，虽说是副处长，我们当面叫他“花处长”。他也笑呵呵的不反驳。  想起唐伯良 我与伯良兄相识于1971年。当时他调到工一连武装排不久。我下乡四年后第一次回沪探亲，与伯良兄结伴同行，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知青大撤退后，与之有过电话联系，见过一面。他如愿以偿，在大学当教师，正是喜欢的电子专业。相貌依旧，应了一句“少年老成，老来俏”，与农场时相比，相差无几。四十年后，工一连聚会，他说是身体欠佳，无法到会，不料竟成遗言。 我认了两位师傅和一对知青 伯良兄对无线电有浓厚的兴趣，我有同感。火车上，共同回忆福州路“青少年无线电爱好者”商店那贵得要命的二元零六分一只的二极管。共同回忆参加上海市少年宫半导体收音机培训班的点点滴滴。共同回忆参加上海市六管超外差式收音机的理论和实践考试。伯良兄说，他过了理论考试关，“实践考”却超过了规定的时限。我说，我很幸运，二项都过关，三个电台一下子就收到了。 伯良兄很想学习，时逢招工农兵学员。他担心刚到工一连，无法选上。我给他预测：按当时的官方标准，伯良兄绝对占优势。一是成份好，工人家庭，武装连班长，学生党员。工一连大多数老知青家庭出身都不好，也进不了武装排。二是表现好，调来不久，与连队领导没有瓜葛，更无矛盾，还不是业务骨干。而工一连知青多数被视为“臭老九”。三是学历高，也是66届高三毕业生。当年刚开始推荐“工农兵学员”没有太多的斜门歪道。从此，连队少了一位拿枪的荒友，国家多了一位科技工作者。 伯良兄是幸运的，接着又喜逢良缘，赢得了一位美丽而又贤惠的姑娘的芳心。 伯良兄又是不幸的，英年早逝。当今流行一句话：“60小弟弟，70多来希，80不希奇。”想不到，伯良兄刚迈入“小弟弟”的年龄，就驾鹤西去。家庭塌了根顶梁柱，国家缺了个大人才，我少了一位好朋友。 愿伯良兄在天堂快乐。 清明时节忆毛头 毛头，大名叫陈毛头。我不太熟，是钟敦苏班上的“小上海”。如果在世，也该六十多了。多年来，我一直不能忘怀。因为他永远留在了黑土地，那我们曾一起快乐过的红卫农场工一连。 毛头很普通，很普通。黑黑的脸，仿佛还未完全发育好的小个子。只知道有点顽皮，那也是十六七岁少年的天性。本该是长知识长身体的年龄，却被喧天的锣鼓声，撵到冰天雪地来“接受再教育”。也许正是这点顽皮和无知，葬送了毛头年轻的生命。那天，我们正在锯木场干活。休息时，几个活泼的小青年向公路北边的小水泡奔去玩耍。一会儿，传来揪心的叫喊声：“毛头不行了！”赶到一看，毛头横倒在一条蜿蜒贼亮的电线旁，一手似乎还搭在那根线上。围着的人群七嘴八舌。“打电话给变电所，快停电”，“不要去拉，用棒头挑开电线”。我和几个人开始在公路拦车，只记得有两辆车非但不停，反而加速驰过，恨得抓起路旁石头扔了过去。一辆带斗拖拉机（东方红45）停下时，毛头已被抬到路边。大家一起把毛头抬上车，送往医院。记得当时抢救的人群中有龚少年。毛头倚在我的大腿上。我感到他身体软软的，有体温，心想应该能救活。 主持抢救的医生人称大头，哈尔滨人，不是知青身份，医科大学毕业，分配到红卫农场，小有名气。但终究无回天之术，毛头没有醒来。听说先是打了强心针，接着体外按摩。最后，还有直接按摩心脏的程序。我曾斗胆问了一句，电工手册上对触电引起的休克，是不能打强心针的。在当时，也只是说说而已。听说与毛头一起遇到电线的知青是跳过去的，而毛头是想拉起电线钻过去。那知青不知是晓得会触电而避开，还是不想惹事跳开，就多活了四十多年。而毛头是缺乏电气知识，还是贪玩，或是其它什么，就不得而知了。后事也不知如何处理，也不知有没有追究责任。好像听说毛头自己不当心，领导、单位、医院都尽了努力等等。仔细想想，毛头死得真有点冤。高压线不掉下来，或者掉下来马上断电，就不会有后面的事。活生生的一个人，就这么消失了。事过多年，毛头触电身亡的事还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几十年后，我在单位讲安全，总要翻出来当案例。 说毛头是知识青年，那是人家讲的。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是老人家定的。毛头不是66届的，是72届初中毕业生。1966年停课闹文革时还在小学，没有上过几节像样的正经课，就被戴上“知识青年”的帽子下乡了。那年代不像现在或1966年以前，进单位首先讲三级安全教育。单位安全部门要教育，所在部门要教育，到班组还要进行安全教育。那年代不像现在或1966年以前，对高压线掉下来，有自动断电装置，或电气运行显示，或值班管理措施。那年代不像现在或1966年以前，值班医生是有学历，又有真才实学的。听说，那位抢救过毛头的医生是70届大学生，充其量只读了一年基础课就上岗了。但能如此抢救一番，也算尽力了。上述情况凑巧摞在一起，一条小命就没了。 现在的人都无法理解，书还没有读完，就算知识青年了。还未受什么教育，却要去接受再教育了，而且很有必要。现在的人都无法理解，带来那么多苦难，耗竭那么多年华的时代和地方，仍有那么多人在怀念。那是在自己怀念自己。 只愿毛头所在的时代永远不再重复。只愿历史永远向前，不要再停留。 我交往的这几位挚友，可以说是一个缩影，是我十年知青经历的缩影。人生的滋味尽在其中。我怀念工程一连的那些日子，怀念工程一连的那些人和故事，因为我怀念我自己，怀念我在那里的青春年华。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