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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的春节，我们刚到扎兰屯插队半年，大家在饱尝了农村的艰辛后，仍对那里充满好奇，想领略一下北大荒的严寒。另外，我们也必须像当地农民那样利用冬天准备好转年的烧柴。于是我们决定要在农村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我们的决定给村里添了不少麻烦，周围的天津知青差不多都回去了，农民们感到怎么让我们过好年是他们的责任。老队长在会上提醒大家，要帮助知青过好年。农民们似乎很理解老队长的意图，也知道我们的所需。年前的几天，你就看吧：这家送来了新鲜的鸡蛋，那家送来了宰好的鸡；这家送来了酸菜，那家送来了粉条；这家送来了蘑菇，那家送来了木耳；还有的家送来了炒好的瓜子等过年的嚼物。年前那几天，我们的锅碗瓢盆都放满了农民送来的各种各样过年的东西。农民们送来的岂止是好吃的，那里充满了深情厚谊。这个春节我们没感到北大荒严冬的寒冷，没感到第一次离家过年的孤独，更没感到物质缺乏而造成的艰苦。 而我们也想办法回报农民的热情，按照天津过年的习惯，我们准备了红纸、笔、墨，编写“革命化”的春联。大年三十我们成群结队地到各家，把刚写好的红艳艳的春联贴到各家的门框上，顿时，村里充满了年味儿。  村里的年轻人也改变了年三十和家人在一起的习俗，来到了我们知青点，并带来各种好吃的零食，一边嗑瓜子儿，一边打扑克、下象棋、聊大天儿，好不热闹。不知怎的，一个知青忽然干咳起来，原来瓜子儿皮卡住了嗓子，咳了半天也没有咳出来。有人出主意，吃几口大饼子。虽然农民们一年四季都吃苞米面大饼子，可是过年了，谁家还贴啊？一个农民说：“我家可能还有点，年前剩的，没舍得扔。”这个大饼子还真的救了这个知青。事后这位老兄幽默地说：“大年三十，却必须要吃平常天天吃的大饼子，看来我就是吃大饼子的命呀。 ”过春节怎么体现“革命化”呢？队领导和我们知青商量后，决定每个知青到一个农民家里吃年饭，当然这个农民必须是正宗的“贫下中农”，特别强调要吃“忆苦饭”，以示不忘“万恶的旧社会”。可是什么是“忆苦饭”呢？谁也说不清。我到了一个姓刘的农民家中，这家是当年“闯关东”的河北人。到他家时，饺子已经包好，正要下锅，我说：“不是说要吃‘忆苦饭’吗？”刘大娘愣了一下，说：“还真吃呀！”显然大娘家没准备，也不打算吃。可是我这么一说，他们也不好拒绝，因为那时“突出政治”高于一切，谁都怕因此招来麻烦。大娘灵机一动说：“正好篮子里还有半个大饼子，旧社会，过年我们吃的就是这个。”这样每人吃了一口大饼子，就算吃了“忆苦饭”了，然后高高兴兴地吃起饺子来。晚上回家，大家都兴致勃勃地交流着各家的“忆苦饭”：有的是荞麦面和团粉包的干菜馅儿饺子，这位知青说：味道还真不错；有的是把猪食菜和苞米面和到一起包的菜团子，这位知青说：别有风味；还有的把秋天晾的干白菜和苞米面一起蒸成窝窝头，这位知青说：比我们吃的大饼子好吃；也有的图省事，或是没有什么准备的，就拿大饼子和土豆充事。显然，农民对这种形式上的东西也看不惯的，但迫于形势又不得不搞。  这就是1969年我在农村过的第一个春节。谈不上温馨，因为我们是第一次没和父母在一起过春节；说不上热闹，因为没有鞭炮，没有成群结队拜年的人们；更不够丰盛，因为我们吃不到家里的荤腥、糕点水果。但这却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春节。 （责编：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