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12月10日，是“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先生逝世20周年，他是我岳父施士元先生的挚友。两位寿逾九旬的核物理学家之间的友谊，绵延78年之久。 我手头存有王淦昌老伯给我岳父的13封信。第一封信是王淦昌为从事核弹研制隐姓埋名17年之际，于1965年11月21日悄悄写的，怀念之情跃然纸上。最后一封信是1997年3月16日写的，赠我岳父《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一书，距王淦昌逝世只有1年零几个月时间，他还在忙碌不休。 王淦昌与施士元于1920年同时进入上海浦东中学读书，1925年一起考进清华大学物理系本科首届，拜读在中国近代物理学先驱叶企孙宗师门下。当时清华物理系一共4名学生：王淦昌、施士元、周同庆、钟间。1929年毕业后，王淦昌与施士元都考取江苏省官费留学，王淦昌到德国柏林大学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读研究生，师从被爱因斯坦称作“天赋高于居里夫人”的著名物理学家麦特纳女士；施士元到法国巴黎大学镭研究所读研究生，师从两次诺贝尔奖获得者居里夫人。两人都是1933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 
1933年施士元在巴黎大学作博士论文答辩（右二为居里夫人）
从王淦昌的信中能够领略两人之间的深厚情谊，亦可看出王伯的谦虚品德和敬业精神。我们小辈也与王淦昌多有接触，深感他的学者、长者风范。 王淦昌特别谦虚。为祝贺他八十寿辰，科学出版社于1987年7月出版了《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一书，其中以苏步青先生的贺诗代序，由周培源先生作序，汇集了杨振宁、李政道、钱临照、钱三强、程开甲、周光召等50多位科学家和亲友的文章。收进该书首篇的施士元所写《从核物理黄金时代谈起——为祝贺王淦昌八十寿辰而作》一文，系统评述了王淦昌卓越的科学成就与艰苦奋斗精神，称赞他“西马反超泡室前，国际风云路八千；投身核弹研制中，沐阳山沟十几年”，“几十年来，他日日夜夜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才登上一个又一个高峰。惟其难能，因此可贵。际此寿辰，千里之外，高举美酒，敬祝一杯”。王淦昌一再婉拒对他的高度评价。他在1986年7月15日信中写道：“我自己知道天资既不高，努力学习又很不够，以至蹉跎几十年毫无建树。同志们为我八十岁写文章，是万万不敢当的。但我也无法不让大家写。只有恳请你们不要写。”信中他还幽默风趣地说：“‘王淦昌受其学生们的景仰，……但美好的事物我们都希望保留下来。’我建议把这段去了，因为我并不为我的学生们景仰，也不能和大熊猫相比。” 
王淦昌
1991年11月19日他在信中再次表示：“士元我兄惠鉴：你好！手书敬悉。关于你要为我在现代物理知识上写文章，我感到非常惭愧。希望不要再写了。原因如下：你在《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那本书上已经写得很多很好了，我也为此很感激你。” 王淦昌的贡献之大，不是本文所能说清的，但仅从他赠送给我们的为青少年所著《无尽的追问》一书，就可以得知，1969年、1975年和1976年的我国三次地下核试验，都是他在现场直接指挥的。他说，1969年，“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一些领导干部还不能出来工作，组织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的任务就落到我的身上”。1975年和1976年的“这两次试验也是我现场指挥，到第三次试验时我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了。不过我的老毛病还是没有改，我一直坚持在第一线，坚持亲自检查，逐项验收”。 王淦昌不让人称呼他“大科学家”，遇事常说“我不懂”。例如1990年3月16日信中称：“士元我兄：你寄来的大作The Structure of Electron（《电子结构》，编者注）我又送给了我们研究院的较年轻的理论物理学家……请他们看看，他们的答复现在附上，请你审阅。我因不懂，无法参加意见，只能转达，专此。即请研安！”有一次我和夫人施蕴陵去看望他，他对在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任教的蕴陵说：“你的专业我不懂。”他从来不以担任某种领导职务为荣。他在1965年11月21日的信中写道：“原子能所的职务只挂个空名，并无实际联系。”1984年7月9日的信中又写道：“本拟回京后即写信给你，因为不断的会议，致使我无法安静下来。只得等开完会（连续约有五个会）后，始能有暇写此信。其实开会我只跑跑龙套，没有起什么作用。看来龙套还得跑。实属无可奈何。”  王伯特别重情谊。这更多表现在学术交流方面。例如，他1966年2月5日在信中写道：“关于氚靶的问题，据我了解，都是进口的（据说从苏联进口的），你们可得到，我建议要求承担些任务。例如测高能中子对某些元素的非弹性散射等……”1989年9月13日信中还谈到：“我前些日子，去苏联一次，是应那里的老朋友邀请的。去了二个星期。……除Dydha的联合所外，还参观了高能研究所和原子能研究所。设备都很好，经费也很充足。比我们是好多了。但我国若能少而精，也未必比他们差很多。”他们二老既是同学同行，又亲如手足。1965年11月21日王淦昌在信中写道：“士元我兄惠鉴。很多时没有见你，很是想念。前次看见你校鲍家善魏荣爵两位教授，曾请他们向你多方致意。近来在物理学报上常看见你发表的文章，足见你的研究工作，仍是活跃，很是钦佩。……便时希望常通通信（通信交北京西郊中关村科学院宿舍X楼X号），信可以由我家人转来（只是费些时日）不胜盼祷。弟淦昌上”  二老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在南京再见一面。时光又过去十年，1995年3月19日，王淦昌在信中说：“今年4月中旬将去上海。若有机会将来南京看望你。我的次女仍在南京师范大学。我经常和她电话联系。在此我希望你告诉我你在南京的电话号，因为这样我可以和你电话联系啊。” 次年2月7日，他在信中写道：“士元我兄惠鉴：久未通音，思念为劳。前得清华校友通信第32期第89页见你与吴健雄先生的合影，很是高兴，特此祝贺，还有你为叶老师企孙的铜像揭幕仪式赠的油画一张，我也看到，非常好，也向你祝贺。我现在仍如以前，非常的忙。但很想来南京看望你，1995年我去了上海，很想来南京看你。惜未成行。下次有机会必来看你。”1997年2月14日的信中介绍了他去黑龙江哈尔滨、牡丹江，四川成都、绵阳，广东深圳以及上海等地的感受，称“见到各地都兴旺发达，与十年以前大不一样，实属可喜”，还说“今年也将去杭州、上海一带。若有机会，必来南京拜访我兄。最近友人为我出一本书，伺机当送上不误”。 
施士元
王淦昌的信中还表现了他对两人共同相识的学者和朋友的关心，如多次提到周培源、袁翰青诸位先生以及他们在清华的同班同学周同庆先生的健康状况。 令我们尤其感动的是，王伯将对我岳父的情谊转化到对我们小辈身上。1966年2月5日在信中写道：“您的二位女儿在北京工作，我从前听同庆兄谈过，但把名字忘了，真糟。请您再告诉我她们的名字和住址（一位在北大？离我家很近）我去联系，请她来我家玩玩。虽然现在我在外的时间较多，但仍有不少次数回京。”此后，信中一再牵记、关怀我们。其中，1984年7月9日的信中写道：“刚才与俞邃同志通了电话，知道他家里都很好。你的女儿蕴陵同志要到8月初才放假。又要去昆明开会。他们都是骨干分子，忙也是应该的，很好的。”1993年2月12日于信中说：“前些时候，看见令媛蕴陵同志及快婿俞邃同志，非常高兴，特别因为蕴陵身体非常健康，和以前判若二人，堪为庆贺。”由于我是二老之间的实际联系人，王伯在1989年9月13日的信中说：“令婿俞邃同志为人最好，经常有联系，关于你的情况，都是他告我的。我很感谢他。”1986年5月，我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王伯来我家中看望，并赠我派克笔和俄汉词典。他还解除了我因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所引发的对那次旅程的顾虑。 王淦昌非常关心对后代的培养教育。上面提到的《无尽的追问》一书，是1997年12月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讲述他毕生事业的科普著作。他在该书前言中说：“每当我在马路边空地散步，看到一群群小学生、中学生走过，一种责任感就在我的心中油然而生。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我们应该尽力多做一些工作，把工作做得更好些，为他们创造更好的生活、学习条件。”我本人则亲历王伯一件感人至深的事。1998年7月，90岁高龄且重病在身的王淦昌欣然接受我的请求，为我的母校江苏省如东中学60周年校庆题词，写下苍劲有力的“面向新世纪育才树人”9个大字。当时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感慨地对我说：“我还有许多事情没做完，再给我5年时间也好呀！”  王淦昌的高尚品德，与我岳父之间的深厚感情，铭记在我们小辈心中，成为鼓舞我们上进的动力。 （本文刊于2018年12月23日解放日报朝花版） （责编：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