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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对于中美关系所产生的第一个改变，就是从根本上打破了胡适从1937年9月起精心培养出来的模式，也同时搅乱了胡适和一大群美国官员的互动关系。胡适和宋子文两人原来在中国时彼此并不陌生。事实上，胡适对于宋子文的负面观感，在宋子文赴美之前早已根深蒂固。
1939年底，胡适在一封致蒋介石的电文里就抱怨宋子文的私人亲信拉西曼在10月飞来美国后，立即四处散布风声，声称宋子文将要担任政府要职。这个传言之所以会引起胡适的不安，重点是因为他担心宋子文“个性太强恐难与光甫合作”。胡适也认为美国财政部官员对于宋子文印象不佳，因此强烈请求蒋介石维持孔祥熙内阁，不要让宋子文入阁，以免妨碍陈光甫工作。 
胡适、宋子文
当胡适初次听到宋子文可能赴美的消息时，他当即预言宋子文个性上的缺点，必将对中美关系产生不良后果。在胡适眼中，宋子文是一个受野心驱使的人，急功近利，总是想建立奇功，而最终不免于失败，因为他缺乏耐心和细腻。胡适相信，一旦宋子文所奢望的旗开得胜的光彩开局未能实现，他一定会怨天尤人而不反求诸己。基于这些理由，胡适曾经向政府建议不要派遣宋子文赴美。有趣的是，胡适只是客观地批评宋子文可能无法顺利执行他的公务，并没有担心自己和宋子文之间会产生严重摩擦。而在宋子文赴美就任之前，在他的私人文件中似乎也找不出对胡适的评语。但是有鉴于当时重庆政治传言满天飞的情况，宋子文很可能完全知道胡适对他的反对，而这也让他们后来的工作关系自始就蒙上了一层阴影。 两人关系几乎从一开始就陷入困境。依据宋子文的说法，他初到美国被胡适介绍给美国官员认识时，胡适只称宋是陈光甫的接班人，这使美方误以为是宋氏设计把陈光甫挤走。这个说法也使得宋子文最初只能以中国银行董事长身份在美国活动。因此宋子文立即要求蒋介石授予他一个更正式的职衔，并且建议发表他为行政院副院长。但是蒋介石通知美国政府任命宋子文为中国的全权代表，其职权包括洽商、决定及执行军械采购及贷款。这使得宋子文至少赢得部分胜利，其权限凌驾于胡适之上。 尽管如此，胡适也可能对于和宋子文合作一事并不完全悲观。如果胡适果真悲观的话，则他很可能当时就会辞去大使一职，而在1940年6月接受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职务。但是他却婉谢了这个职位，理由就是他认为还有可能在大使的职位上为国家多做几年事，即使是和宋子文成为搭档也还是可以接受。  1938年10月4日，胡适到华盛顿就任中国驻美大使，下车时与前来迎接的美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握手。 但是胡适的乐观很快就被打破。宋子文很快就向蒋介石告密：“适之兄待人接物，和蔼可亲，惟终日忙于文学研究，公务上则惟东方司（指国务院东方司）之命是从。不敢逾越该司而与其上峰及其他各部接洽，以冀打破障碍，实无胜任大使能力。到任迄今，尚未与陆长、海长晤面，由此已可想而知矣。”其中除了胡适是否“终日忙于文学研究”一项尚需进一步求证之外，其余批评基本属实。不久，宋子文又向重庆告状称，胡适的说话方式依然是平实学者姿态，不谙使用外交辞令，有时过于诚实，特别是对新闻界说实话，屡屡造成尴尬。宋氏有这种轻视态度，当然很容易就把处理中美关系的大权揽到自己一人身上。 中方资料显示，在宋子文抵美的短短数月中，蒋介石两度意欲召回胡适而又中止。1940年10月，宋子文又向蒋介石提出更换胡适之事。宋氏指出，当前美日关系日趋紧张，中国应有一位活动能力强的大使去扩大效果，更何况美国大选在即，此后能够影响新政府尤为重要。宋氏并且提出由颜惠庆或施肇基二者选一最为恰当。宋子文个人特别推崇施肇基，因为他与总统、财政部长、进出口银行总裁均有良好关系，又熟悉美国政情，因此他建议蒋介石立即发表施肇基为驻美大使的任命。 宋子文不但直接发电请求蒋介石，并且委托李石曾趁自美回国之便，向蒋介石说明自己在美国的工作得不到使馆协助，极为不便。宋子文指出中国要求美国援助，其他国家亦然，由于彼此竞争激烈，因此他的工作需要使馆支持。在此期间，蒋介石似乎同意任命施肇基为驻美大使，但是认为遽然更换胡适会让后者难堪，因此决定延后再论。直到珍珠港事件发生之时，蒋介石依然没有解除胡适职务。蒋介石在处理人事问题上的这种犹疑不决的作风，在抗战时期屡屡发生，其根本原因似乎都是出于不忍，对于明显不适任者无法予以断然处置。 胡宋二人对于中国究竟应该如何发展中美关系，以及究竟可以从美国得到何种帮助也有截然不同的判断，其中部分原因可能是出自他们极为不同的家庭背景和教育经历。不少中国领袖或许都觉得，胡适多年来累积的知识，使他对美国政府的政策和民意有比寻常人更深刻的了解和分析。胡适在这方面的权威性，使人们不得不信服。但是宋子文也在美国有过长时间的求学经历，对事务有他自己的分析，对于胡适的权威性并不信服。 胡适永远体谅美国人的苦衷和尴尬处境，因此对于美国人任何自动自发向中国做出的帮助，总是心存感激，万分领情。宋子文则是不断地要去试探美国慷慨和耐心的最大限度究竟在哪里，从而从美国取得最多的帮助。一个明显例子是宋子文甫到华盛顿，就获得机会和海军部长进行密谈，海军部长表示美国为了支援英国必会参加欧战。届时美国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两个区域同时作战，为了自身利益也必须尽力协助中国，“俾能牵制日本大部分军力。此项政策，渠与总统已完全同意”。不久，他又争取到机会登上海军部长的私人游艇做客，借此与不少海军将领接触和密谈，获得内幕信息和探知美国军方未来意图。比如说，宋子文得知美国政府不拟撤退驻沪海军陆战队，但又恐怕一旦美日关系恶化会遭到日本人缴械，并向蒋介石密告此事，希望将来万一有需要，美国海军陆战队可以和中国游击队会合以取得保护。宋子文又称，海军部长对东方事务最为关切，他已经托其协助中国获得飞机。 以上几个例子，可见宋子文培养与美国官员人际关系的本领和探听美方信息的能耐，远远超过胡适。胡适长期在美却不会晤海军部长，而宋子文则刚到任就可以和海军高级将领密谈，而且得到的信息对于中国极具战略意义。所谓“苦撑待变”最后会得到什么结局？胡适从来没有提供过具体答案。而依据海军部长的一种解释是，那只不过是利用中国拖住大部分日本军力而已，并不是“变”了就能解决中国的困境。如果循着这个假设追问下去，则中国政府应对之道，当然应该未雨绸缪才对。而宋子文与海军将领的交际，又让中国政府看到某种程度上中美军事合作的可能性。 诚然，胡宋二人在个性上的差异，也使他们之间的摩擦愈加频繁。胡适在美国结交的对象包括政府官员、国会议员、法官、新闻界人士、民间组织领袖和著名学者。这些人原本都可以成为一个外交官在美国可利用的最珍贵的政治资本，但是胡适似乎早就打定主意，要把他的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区分得清清楚楚，互不相涉。最好的例子或许就是胡适和亨贝克之间的关系。虽然亨贝克可能是胡适在美国政府官员中私人关系最亲密的友人，但是在胡适日记中丝毫看不出他曾经盘算过如何去运用他们之间的友谊来为中国谋求政治利益。同样的，罗斯福对胡适总是敞开大门，欢迎胡适和他联络，他也经常直接和胡适通话。1941年12月7日，就是罗斯福亲自拨电话告知胡适发生了珍珠港事件。尽管如此，胡适还是保持他的个人作风，不把这些亲密的私人关系转换成政治筹码。在一般情况下，这种现象可以被赞美为公私分明，是一种为人处世的美德。但是在当时中美关系的大环境下，一个国家的大使可以说已经没有私人领域了，一切为了促进国家利益而能够动员的资源都是公的领域。这大概是胡适和顾维钧两位大使最明显的区别。 
宋子文1943年访问英国期间，与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的合影。
相比之下，宋子文的作风另成一格，与胡适形成鲜明对照。宋子文会毫不迟疑地从只有一面之缘的人那里榨取出最大的政治利益。无论何时在和联邦官员打交道受阻时，他都会毫不迟疑地跑到罗斯福那里告御状。宋子文毫无疑问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而又有高度控制欲的人，他的个性是不甘扮演配角，一定要霸占舞台中央。因此除非他能够成为主宰中美关系独一无二的人，否则他不会罢休。出于这些原因，他经常毫无必要的行为粗暴，因此开罪了许多原本可以成为亲密伙伴的人，这些人不但包括美国政府中的官员，也包括在华盛顿的其他中国人。但是即便是强烈厌憎宋子文个性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精力充沛，思想敏锐，办事效率高。 事实上，厌恶宋子文的个性者大有人在。在华盛顿，中国驻美的两位最高官员（胡适、熊式辉）都先后对宋子文个性有诸多批评。在重庆，宋子文的批评者更多，除了孔祥熙之外，还包括何应钦、张群等人。王世杰承认宋子文办事能力强，但是也认为他缺乏持平处事的能力，同时又“不识大体”。王世杰屡次敦劝胡适要心胸广大，忍气吞声，务必把国家利益放在个人感情之上。蒋梦麟向来被世人认为是一位公正的学者和教育家，他也承认宋子文才干出众，但是具有严重个性缺点，包括缺乏耐心、感情冲动和缺乏判断力。 既然宋子文个性予人如此负面评价，难怪胡适和宋子文两人对于中国对美政策所产生的影响截然相反，无论是他们的努力目标和使用手段，都可谓南辕北辙。 几乎毫不例外的，宋子文为了要尽快达成实质结果，即使冒着失格和失身份的风险也在所不惜。他秉着高昂斗志，不惜做出种种姿态，散发风声，甚至采用戏剧化手段，务求达到目的。胡适对于美国内政事务一向保持礼貌性距离，但是宋子文只要是能够达成目的就不惜涉入美国内政，甚至拉拢联邦政府的一个部门去和另外一个部门发生纠葛。 美国官员在处理中美关系时，多年来养成的习惯是一切由他们操盘，拟定时间表、谈判规矩和进展速度，然后通知中国人去顺从接受。在他们看来，和胡适交往要比和宋子文更“顺心”（“agreeable”是摩根索对胡适的赞词）。但是如果以中国立场为出发点，虽然胡适和宋子文都是工作勤奋的爱国人士，但是胡适做法的结果则显然会让中国变成完全依赖美国人的慷慨施舍。这就会让中国政府根本没有对美外交政策可言。相反的，宋子文做法至少给中国一个机会（不管多么微弱），能够让美国政府认识到，中国对于本身的国家利益有它自己的看法，而不是事事顺从美国指使。在宋子文心目中，乖顺的中国人或许能赢得美国人欢心，但是无法赢得他们的尊敬。宋子文一直不遗余力地开导重庆政府官员，一定要懂得西方人脾气，如果想要赢得他们的尊敬，一定先要学会站稳自己立场和坚持自己原则。 和胡适相比较，宋子文的确比较有效率，并且更勤奋，把中国在美国的外交工作成绩提高了许多。在处理相关专业技术时，宋子文对于中国财政事务的了解，远远超过当时任何一位中国和美国官员。每次参加美国财政部会谈时，面对一大群美国专家，宋子文总是单枪匹马赴会，不带随从，有时甚至不带公文夹。而在面对美方提出的高度复杂的专业性问题时，他总能对答如流，显示出对于中国财政事务掌握得很娴熟，而且经常提出颇为深刻的看法。 宋子文和陈光甫的对比同样具有重要性。陈光甫在美国时，采取自我设限立场，只和美方商谈贷款事务，而宋子文则将他负责事务的范围大幅扩大，不但和美方讨论中国的经济局势，也涵盖币制稳定、银行运作程序、军火购买需求等。宋子文一人的工作范围和效率，往往超过胡适和陈光甫两人的总和，但是他肯定没有后者所表现出来的恭谦和小心翼翼的姿态。宋子文此前的专业是财经事务，因此他处理中美之间的财经关系可谓驾轻就熟。但是军火武器事务，他在此前则是完全外行，而他也能在最短时间内主动学习，掌握重点，则是胡适、陈光甫两人望尘莫及的。 最后，胡适和宋子文之间的差别，也表现在他们各自向重庆政府发回的情报和建议事项上。胡适的作风一如学术界的研究者和君子，他向重庆发回的电报，无论是涉及事实还是提出分析，总是就事论事，很少涉及个别人物的个性或是行为，更是绝口不提美国政治圈的风言风语，或是政府官员之间的权力斗争、利益冲突、派系倾轧和争风吃醋之类的小道消息。另一个有趣现象是，虽然胡适对于中国政府内部官员不时会表达强烈的意见甚至谴责，但是在外交文电中却从来不曾出现过对于美国官员的负面报告。从他写给中国政府的大量报告中，很难看到有关美国内政行情的报告，也很难看到那些主掌美国外交政策的人到底有什么特性。他最大限度的分析只不过是指称某些人是孤立主义分子，而某些人是干涉主义分子而已。除此之外，胡适谨守君子作风，对于美国政府官员不去评头论足，更不会对于他们的私人行为津津乐道。从胡适的报告中，重庆政府官员很难了解他们的美国对手到底是何种人物，这对他们试图了解、评价和应付美国政府产生了很大局限。在胡适笔下，美国变成一个只有政策而没有个人参与的团体。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宋子文的报告充满了对事实的叙述，举凡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方面有价值的情报，一律呈报国内。他向蒋介石提供的，是一个更全面而详尽的报告，除了形容美国政府政策之外，还包括美国政治领袖人物的个性和癖好，各个政府机关之间的矛盾和斗争，那些能够影响美国政府对华外交政策的人物的利益和私人关系，等等。其内容丰富的程度，可说是让蒋介石大开眼界，首度领略到美国政治原来是如此的五光十色。宋子文报告内容明显表示，他对美国政界里“人的因素”远比胡适要敏感和重视得多，因此也更努力地去运用这些因素帮助实现中国的利益。 胡适所关心的是“大”问题，因此他的报告着重去分析这些大问题，他也对自己分析的严谨度和创见感到心满意足。宋子文却不然，他更关心当前的实质收成。胡适习惯于从历史、文化、学术等宽广角度去审视战时中美关系，但是这并不表示他是一位具有宏观战略眼光的分析家，最好的例子就是他其实对于蒋介石多年来致力于建造的和西方国家的大同盟，完全缺乏兴趣。当然，胡适在处理中美关系过程中仍然有其建树，那就是他以一位谦谦君子的气度和一个学者的风范，赢得了美国官员和人民普遍的尊重和善意。换言之，他的成绩是他不改本色的结果。 宋子文却大不相同。他既是一位智谋多端的实践家，又是一位擅长大叫大嚷的表演者。他对于富含哲学意味的探讨，或是令人击节赞赏的理论分析架构丝毫没有兴趣。他最大目标，是帮助中国在当前逆势下获得更多的武器和贷款。他坦然承认自己不是一位个性优雅细腻的人，彬彬有礼的风范非其所长，而他也无意去赢取这方面的美誉。然而他绝顶聪明、计谋多端、目标明显，而且全力以赴去达成任务。相比之下，胡适极为珍惜自己的形象和羽毛，而宋子文最大的满足就是能够做出成绩。当然，宋子文这种志在必得的脾气，也有时会把他带入危险境地。比如说在1941年10月底，为了急于知道美国政府究竟打算给予中国何种军事援助，他不惜使用“特殊渠道”取得了一份马格鲁德将军（John Magruder，时任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呈交给战争部长史汀生（Henry Stimson）的机密报告，其中包括他对中国军事的调查和做出的建议。宋子文的行径让中国政府大为震惊，因为它等于是利用间谍手段去对付一个友邦。因此政府立即警告宋子文千万不可泄露或继续从事此类活动，以免伤害中美关系。历史的讽刺是战后美国政府却成为这方面的专家，发展出一套高明的谍报手段，无论是对敌对友，一律适用。 总的来说，尽管宋子文的某些手段可能带来较高风险，但是对于蒋介石而言，宋子文作为驻美代表所能发挥的功能远远超过胡适和陈光甫两人。 无可避免地，胡适和宋子文个人关系很快就发展到短兵相接地步。当胡适向新任外交部长郭泰祺抱怨宋子文在美进行外交活动都对他秘而不宣时，宋子文则提醒蒋介石，他是遵照蒋的指示不和胡适商议借款事，更何况胡适经常出外举办学术演讲，找不到他的人，因此许多事务都无法进行商量。中国驻美的外交团队终成破局。 （本文选摘自《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美国在中国抗战初期外交事业中的转变》，齐锡生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9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