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瞰华东政法大学（曾作为文中提到的复旦大学分校借用校址）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翌年，报纸上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许多人奔走相告，跃跃欲试。我高中的同学林建福希望我一起报名参加高考。当时，我已经成家立业，还有一个两岁的女儿，我本来读书的成绩就不灵，估计自己也考不上大学，如今有了稳定的工作，有点安于现状，我没有报名。我的不少高中同学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大部分名落孙山，只有一孙一胡两位同学考进了镇江的农学院和上海海运学院。后来才知道，这一年全国有570万人报名，最终录取27万人，录取率4.7%。没过多久，第二年，高考接着举办，我仍然没有参加考试的打算。 替我报名，同事落榜我上榜 我单位有一位“老三届”高中的同事，他想参加考试，但是单位里没有人报名，他不愿意“单枪匹马”一个人去报名，于是拉我垫背，没有征得我的同意就替我报了名，还替我支付了5毛钱报名费。同事们都知道了我要参加高考的事情，看来，我不参加高考也不行了。根据相关部门的规定，报名参加高考的人可以享有15天的“复习假期”，有的单位松一点，从报名日开始，考生就可以享受假期。我没有申请“复习假期”，一则我手里没有任何的复习资料，呆在家里也是“没头的苍蝇”，没有方向；另外，邻居们见我长期不去上班一定会打听，我会无言以告，因为我自己在嘀咕，这次万一考不上大学，一定是一件“牢坍招式”（上海话，坍台、没面子的意思）的事情（实际上，我的老婆也不知道我报名参加高考的事）。 考试地点在闸北区中兴路的一所中学里，我偶遇了高中时一位不是同班的同学，他叫顾民杰（后来成了我的大学同学），于是，上午考试结束后，我们就留在学校，等待下午地理考试。考生中有许多应届毕业生，他们（其中一位叫张晓春，后来成了我的大学同学）提到了几个自认为一定会遇上的考题，其中有“攀枝花”，这是当时中国自己建设的很大的钢铁基地。离开学校多年的我们则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且还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知识，我与顾民杰面面相觑，吓出了一身冷汗。晚饭后，我骑着买来不久的自行车到老同学林建福家里，准备明天的考试，离开他家时，发现停放在他家门口的自行车不见了。三更半夜，到哪里去找？我把自行车钥匙留在林建福家，只能垂头丧气地步行回家。当时，一辆永久牌自行车138元，还要凭票供应，而我的月工资只有41元，一辆自行车相当于我3个多月的工资，我有一点懊丧，出师不利，估计这次考试一定是名落孙山。第二天晚上，林建福匆匆赶到我的家告诉我，自行车找到了。原来，当地居委会在夜间巡逻时，发现了停在门口的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担心被人偷走，就把它推到了居委会，代为保管。 考试结束后，替我报名的夏同事来到我家，告诉我他原以为自己数学成绩最好，但是，遇上了难题，数学考得不好，后来干脆把其他几门考试也放弃了。当然，他落榜了。我本来的读书成绩就不理想，学业又荒废了许多年，当时，邻居几个小孩读初中，而我上班的时间很宽松，在家时间较多，便经常帮他们补习功课，想不到帮初中生复习功课的知识在考试中却派了大用场。这次考政治、语文、历史、地理、数学、外语（可以不考，分数作为参考），总分是500分。当考试分数公布，我的成绩332分，基本上每门有60多分，而最低录取分数为320分，我竟然考取了。  然而，录取通知书迟迟没有下来，也不知道考取了什么学校。根据规定，企业凭考生正式的录取通知书办理职工离职手续，于是，我依然天天照常上班。大概到了年底，录取通知书先送到了我单位，再由单位通知我办理了离职手续。接下来，我进了刚刚成立的“复旦大学分校”，就是现在的上海大学文学院，成了历史系的一个“爸爸级学生”。照惯例，高考每年一次，1978年的考试是7月份举行，正常录取的考生在当年9月开学。然而因为高考已经停止多年，为了尽快培养人才，这一年“扩大招生”，增加了录取名额，12月再发录取通知，1979年2月开学。由于1978年有过这样的一次考试、两次招生，于是，人们把第一次录取的学生称之为“78级秋季班”，第二次录取的为“78级春季班”，我是“78级春季班”。 复旦大学分校，“慈母”班主任管“爸爸级”学生 我就读的复旦大学分校是为了响应政府“扩大招生”而临时组建的学校，没有自己的校址。第一年，学校借用以前的圣约翰大学校址上课（现在是华东政法大学校址）。历史系全部教职员工加起来只有5位，而一个班级的学生就有90人。好在圣约翰大学的教室很宽敞，能容纳90个学生同时上课，为了使坐在后排的学生能够听清老师的讲课，学校配置了当时挺时髦的日本产“两喇叭”扩音器。学校没有在编教师，上课的老师都是从其他大学临时聘请的，听说大学老师外聘上课可以获取额外的费用，所以，老师们很愿意来。给我们上课的师资往往是最好的，学校也经常聘请著名学者、学人到学校开讲座，我能记得的就有周谷城、曹漫之、唐振常、汤志钧、沈渭滨、朱维铮、赵丹、方行等，许多老师告诉我们说；“复旦大学分校的师资力量一点也不输给复旦大学。”可能是受恢复建立华东政法大学的影响，第二年，我们搬迁到西江湾路，这里原来是政法大学校址，就这样一直学到毕业。 根据相关规定，已经工作满五年的学生可以带薪读书，就是由原单位按原标准发放工资，我的单位每月照常发给我41元工资和5.9元奖金，还额外给我一张月票（当时乘公交车的凭证，每月交付6元，乘车不再收费）。有一年涨工资，规定增加的幅度分3元、6元、9元三档，我的单位统一给外出读大学的职工每人增加6元。 大学同班同学中有不少应届毕业生，我与他们的年龄相差一匝，也就是12岁，有的应届生呼我为“老骨头”，我则叫他们为“小棺材”，好像年龄不是隔阂，大家友好相处。我的大学班主任姓何，是复旦大学老师，约长我十几岁，我进大学时已是位31岁的父亲，把老师的关爱称为“慈母般的关爱”似乎不妥。何老师确实优秀，我们班90位同学年龄参差不齐，来自不同地方，何老师对应届生看管得很严，生怕他们有所闪失。不少应届生曾抱怨：“那能（沪语，“怎么”的意思）进了大学了，还是用中学生的办法管我们。”后来许多应届生成了机关、企业领导、骨干，大家聊起大学的往事，还是十分感谢何老师的关爱。 大概是大二时，我妻子胃出血住进了第四人民医院，妻子的堂叔是第四人民医院的外科主任，建议作胃切除手术，本来应该由他亲自操刀的，但是四院正在大修，无法做手术，他便联系了虹口区中心医院。救护车来转送病人，可是救护车工作人员不知跑到哪里聊天去了，妻子经过搬动，血喷涌而出，昏厥过去，送到中心医院，血色素为零，立即被送进急救室。中心医院离大学近，何老师特意来探望我妻子，对我说：“你最近一段时间不要来上课了，在医院呆着，陪着老婆。”妻子病情略有好转，可以自理了，看到我回到学校，何老师说：“侬那能还来学堂里了啦，快点回医院去陪老婆。”这一学期我便没怎么上课。但是考试成绩不错，我估计可能是何老师向任课老师打了招呼吧。 
清华大学1977级的学生在课堂上
复旦大学分校虽然是临时组建的学校，但是，老师们为学校发展和进步费尽心机。历史系先建立了资料室，学校也很快建立了图书馆，可以借阅到许多书籍，阅读报刊杂志。现在想来，大学老师教给我们的不仅是知识，更多的是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教我们做学问的方式。 不一样的老师不一样的结局，毕业论文一波三折 我曾经是上海汽车运输公司的工人，与马路打交道，对上海的道路分布和路名“了如指掌”。进了大学后，我在《地名知识》发表了一篇关于上海马路名称的文章，被上海颇有影响的《报刊文摘》转摘，现在看来，这篇文章有瑕疵，但这毕竟是我在专业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我喜欢古代汉语，在读大学之前，有一次路过昆山路，弄堂口有一个临时摊位，摆着街道图书馆清理出来的旧书，其中有二十四史《历律志》的抽印本，一毛钱一本，太便宜了，我全部买了下来，花几年时间通读一遍。在读大学的时候，看到《历史研究》发表署名文章《释〈汉书〉“日有九道”和“月有十九道”》，我认为作者根本没有理解《汉书》关于“日有九道”和“月有十九道”的意思，于是写了一篇《也释〈汉书〉“日有九道”和“月有十九道”》，在我毕业之前发表在1980年《历史研究》，在读学生能在全国第一流刊物发表文章是罕见的，且发表的是一篇一般人连题目都看不懂的文章，也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学校规定，学生在大四上学期开始提交毕业论文的题目，由学校安排指导老师。我的毕业论文的题目是《〈系辞〉筮法质疑》，这是关于古代卜筮方法的探索和研究，全文一万余字。学校找不到合适的指导老师。此时，校里刚调进来一位老师，是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生，学校以为他懂《周易》，就请他作为我的指导老师，他也认可了。可是，当我把毕业论文给他后，麻烦来了，因为他看不懂，于是，我只得当面向他解释。卜筮只是古人祈祷圣灵指示的方式，不会很复杂，只是后人人为地添加了无数的神秘主义色彩，才使它变得扑朔迷离、神神叨叨。然而这位老师仍然听不懂我的解释，还对我说：“你为什么不把《历史研究》上发表的文章作为毕业论文？”我无言以对，只能回答：“学校规定，已经发表的文章不能作为毕业论文。”（后来我想，可能是老师想找一个台阶，大家可以相安无事）。我向老师表示，我不一定希望取得好成绩，给我通过，让我毕业就可以了。班主任何老师替我向这位老师求情，没有结果。何老师又让当初帮忙把他调到复旦大学分校的老师去求情，他也是这位老师北京大学的同学，然而，也许是老师面子上受到了伤害，终被他驳回。一般在学生提交毕业论文、学校指定指导老师后，未经指导老师同意，学校不能随意更换指导老师。无可奈何之下，我只能在家里等待事态的变化。在家里，我另外写了一篇《先秦妾媵制度考》，写完后，我找到何老师。何老师很兴奋，不断地自言自语：“这下好了，这下有办法了。”因为我换了毕业论文，学校就可以帮我另外找一位指导老师。新的指导老师只在我的论文上改了一个字，我认认真真地重抄了一边。后来，这篇毕业论文得了“优”，发表在《江汉论坛》（哪一期，我记不清了）。先前提交的论文，我立即寄给《中国史研究》，不久就收到了杂志社的回复，表示已经录用，可是一直到六年后，才在《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1期正式发表。 在大学期间，我还写了一篇《“枚筮”新证——与庞朴同志〈‘枚卜’新证〉和〈阴阳五行探源〉商榷》，文章很长，一万余字，寄给了《中国社会科学》杂志。这是中国社会科学最高的刊物，我读过庞朴先生的许多文章，知道庞朴是中国著名的学者，还是《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杂志的主编，然而，没过多久我就收到《中国社会科学》的回信，没有署名，也没有发信单位的名称和盖章，字很漂亮，我估计是庞朴的亲笔信。我的这篇文章，被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大概就是这一年，庞朴先生来上海，下榻离开虹桥机场很近的龙柏饭店，当时，我工作所在的上海历史文物陈列馆借虹桥路的农业展览馆开馆，离开龙柏饭店不远，庞朴先生打电话给我，希望在龙柏饭店会面，我受宠若惊，匆忙赶到龙柏饭店，乖乖隆地洞，进入一个硕大无比的接待室，庞朴先生一个人坐在一只硕大无比的沙发上。我的顶头上司、上海文化局副局长方行，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等多人毕恭毕敬地站着，围成一个半圆。庞朴先生见我进来，起身把我拉到身旁，还与我勾肩搭背，窃窃私语，方行和马承源先生大概一直也没有弄明白我与庞朴先生是什么关系。 不能说读大学改变了我的“命运”，因为，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是什么，如果不读大学，我的命运又会如何，是一个落魄的“无业游民”？还是一个商业上的“暴发户”？不得而知。但是，大学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使我从一个企业的工人走向历史研究之路，成为一个学人、学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