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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北京的兵团女战友赵秀荣给我打来长途，说她在别人送她的一本《人生感悟录——纪念中国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里发现有我的文章和照片，非常兴奋。并希望我有机会再到北京去。我说：“现在工作压力很大，没什么机会，而且，上北京对我，似乎有点仪式感，好比是一种朝觐，很庄重的事。”  放下电话，我的脑海里，不禁浮现出蓝天白云下那飘扬着五星红旗的天安门广场和那段似乎不该属于“资产出生”且又满脑子“学而优则仕”的我的“无产阶级生活”。 我的第一次上北京，是在1966年的大串联。当时自小就向往北京，想见毛主席的各地学生，像潮水般地涌向北京。出发前我们正而八经地找教导处开了介绍信，像我这样出身不好的还搭配上个红五类一起走。其实，上火车什么麻烦都没有，连车票都不用打。除了检票处不让进外，其他地方根本就没人管，大家一翻栏杆，就进了站。那会儿兴的就是不要任何秩序，车门挤不进的，就从窗户爬进去。只见车厢里连行李架上座位底下厕所里面都挤满了人。当时我上的是一趟南下的车，可全车学生一条心，都要去北京见统帅，经过几个钟头交涉果真成功。可由于是临时加出来的车次，那就得时不时在什么荒山野地里停下避让正常班次的车，结果我们的车走了四天四夜才到得北京西直门车站。现在想想，青少年时代的“革命激情”确实了得，我就这么只用一只脚站着，一只手抓住点什么，而另一只手另一只脚则没着没落地夹在人堆里。四天四夜啊！没有洗过脸，没有喝过水吃过东西，实在憋不住要上厕所，都是在许多人头顶上爬过去的。记得下车时，我两眼金星直冒，望着三四十米外的一个水果摊，好半天就是挪不动脚步。 我的第二次上北京，是参加工行在承德举办的新闻摄影培训班时路过。此时，经过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呈现在我面前的北京，清新朗丽，蒸蒸日上，再不见当年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标语纸片，也再不见人声鼎沸的大辩论大批判了。我到一个在工人日报社任总编的北京荒友范瑞先家里做客，他同我畅叙了各自多年的追求和成功。我怕耽误他工作只让他请我下了一趟川菜馆子，就自己去了故宫（大串联时没开放）和天坛，在那里我拍摄过一个小姑娘放飞风筝的动人情景，还结识了正在那里琢磨回音壁，后来发表了有关声学论文的两个黑龙江大学教授。  我的第三次上北京是赶赴1999年由北京知青做东的京沪哈三地荒友聚会。当时年过半百的我们，一下子似乎都疯了，居然象一群孩子似地，时而相视大笑，时而相拥而泣。我们一起登天安门，谒纪念堂，爬长城，一起熬夜等看第二天天亮时的升国旗仪式。记得那一晚啊！我们手挽着手在天安门广场上不停地来回游走，放开了嗓门把所有记得起来的当年兵团战士爱唱的歌，都拿出来反复吼了个遍。  我想，今后如果再上北京，恐怕就更少不了跟他们团聚，一起追忆和祭奠我们那一段有人称之为无悔青春有人又称之为蹉跎岁月的难忘日子了。可见,对我来说，上京城之所以会带有那种崇高的“仪式感”，不仅是地域所致，而且是时代使然。因为作为共和国的长子，我毕竟属于毛泽东时代长大的一代人啊！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