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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1972年强撑病体为邓小平的复出铺设铺路(1)

时间:2017-08-16来源:人民网 作者:顾保孜 点击:
暮年的周恩来与邓小平 本文摘自《周恩来最后600天》,顾保孜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编者按:1972年8月中旬,已经被检查出癌症的周恩来的日程表上多了一个熟悉且敏感的名字邓小平。共和国总理强撑病体,为邓小平的复出铺设了道路。日前,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顾

暮年的周恩来与邓小平

      本文摘自《周恩来最后600天》,顾保孜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编者按:1972年8月中旬,已经被检查出癌症的周恩来的日程表上多了一个熟悉且敏感的名字——邓小平。共和国总理强撑病体,为邓小平的复出铺设了道路。日前,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顾保孜的新书《周恩来最后600天》,作家通过大量的采访和查阅资料,为我们还原了特殊历史时期真实的周恩来、真实的邓小平。

      毛泽东转来的信

      如果多次上卫生间,他不仅觉得占用时间,也觉得在外交场合是不礼貌的行为。所以医生希望多喝水的辅助治疗也成了难以实现的“奢望”。

      1972年7月,距离周恩来检查出患癌症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但大家还是有信心的,只要争取时间尽快治疗,就能赢得最佳治疗效果,治愈的希望还是很大的,于是医疗专家们将治愈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早期手术治疗上。在周恩来主持“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期间,专家们根据病情会诊制定了手术治疗方案,并上报中央,等待批准。

      自从治疗方案报告递上去后,医护人员也希望西花厅的“快”效率能体现在这份医疗报告的批复上。然而,治疗报告并没有像医生们期待的那样很快批下来,这让医护人员心急如焚。他们还没有给总理作检查,连病灶部位、大小、症状,这些最起码的病情都不知道,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对得起总理,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呢!医生的天职是治病救人,周恩来在医生眼里就是一个急需治疗的早期癌症病人。

      心急如焚的医生们却忽视了一个天职之外的事实,那就是周恩来不仅是一个急需治疗的早期癌症病人,更是一个泱泱七亿人口大国的“当家人”。他一举手一投足都会关系到国家政局安危与国计民生进退的大局。国务院总理在中国乃至国际社会的大棋盘上,是一枚不能虚席更不能缺席的关键“棋子”。

      报告一天批不下来,医生就一天也无法进行治疗。保健医生只能根据国外一条“每天喝十杯水以上的人,患膀胱癌的危险性是每天最多喝五杯水的人的一半”的科学研究,建议周恩来多饮水,最好每天喝水2000ml以上。多喝水,这一简单要求在周恩来这里也是难以完成的。因为多喝水就要多解手,而他每天不是接待外宾,就是开会,或者看文件,常常一坐就是半天。如果多次上卫生间,他不仅觉得占用时间,也觉得在外交场合是不礼貌的行为。所以医生希望多喝水的辅助治疗也成了难以实现的“奢望”。

      唯一让医生们稍微宽心的是,他们终于说服了周恩来,他同意从8月4日到8月9日,用一周的时间到北京西部的玉泉山边工作,边休息。

      可是大家住进玉泉山才发现,山清水秀的环境对于周恩来来说只是换了一个工作地点,工作量丝毫没有减少。

      卫士长的日程表上这样记载一周的安排:主持四个会议;会见两个国家元首。也就是说,休息中的周恩来六天处理了六件国事与外事。

      8月9日一到,周恩来一天也不肯在玉泉山多待了。他必须返回西花厅,因为8月中旬,周恩来的日程表上多了一个熟悉且敏感的名字——邓小平。

      起因是毛泽东转来一封信。

      信是邓小平8月3日写给毛泽东的。邓小平在信中揭发、批判了林彪、陈伯达,并表达愿意继续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再做些工作的愿望。

      毛泽东仔细阅读了邓小平的信,内心受到了触动。他提笔在邓小平的来信中批示道: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是所谓的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以外,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这大段的批语也在周恩来心头滚过一股热流,他看到了越来越明朗的光亮就要到来了。毛泽东的批语也直接反映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与评价,在周恩来心里产生震动是不言而喻的。他马上意识到邓小平复出的机会即将出现,而他恰好正值身体进入“危急时刻”,需要一位理想的人选来接一国总管家的“班”。

      毛泽东此时的批示无疑是“雪中送炭”。

      江西三年

      在场的周恩来听到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定性”。这正是他期待已久的。他当即示意陈毅的亲属,把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去。

      有了毛泽东的批示,周恩来马上开始着手扫清各种“人为”障碍,为邓小平铺平通往中南海的道路。

      8月15日,这是周恩来接到毛泽东批示的第二天,他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并把这个批示印制了若干份,让与会政治局委员人手一份。会议之后,周恩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解除监视劳动,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搞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形式的活动,以便尽快感受外界时局的变化。

      邓小平终于结束长达三年的“软禁”生活,与夫人卓琳一起走出南昌市郊区新建县望城岗的“将军楼”,顶着一路酷暑炙热,怀着同样炙热的心情,到江西瑞金、景德镇、湖南韶山等地进行参观和调查。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邓小平便被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遭到批判。1969年10月17日,林彪发出了“林副主席第一号令”,全军上下进入紧急状态。为配合战备需要,中央决定把现任和原中央领导人转移到外地。邓小平被安排到江西。

      周恩来对邓小平的疏散动了不少脑筋。他亲自给江西省革委会打电话,告诉他们邓小平夫妇要去江西,并特意交代:毛主席在九大不是说过吗,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到农村锻炼。当然,这些中央领导同志年纪都大了,六十几岁的人了,身体也不好,不能当劳动力,要照顾一下。他特意叮嘱省革委会:现在地方上情况也很复杂。他们在某一个地方,安定下来之后,当地群众肯定会认出他们来。也许有人会找他们的麻烦。遇上这种情况,他们自己不好解释。你们省革委会要出面做做工作,保护他们的安全。你们要多关心,多帮助他们!

      当时的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是林彪线上的红人,但是对于周恩来亲自打电话作出指示,他也不敢怠慢。程世清打算安排邓小平夫妇去赣州,装暖气,配一部小车,绝对保证安全,不准造反派和红卫兵冲击他们,等等。

      周恩来在电话里听了汇报后,认为赣州离南昌较远,交通不便,而且是山区,生活条件很差,将邓小平一家安排在那里不妥,他提出应该安排在南昌附近。他说:房子应当是一栋两层的楼房,楼上为邓夫妇居住,楼下为工作人员住。最好是独门独院,这样既能在院里活动,又能保证安全。

      邓小平这一走就是三年。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在北京病逝。1月10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追悼大会,病中的毛泽东亲自参加了追悼会。在同陈毅亲属谈话时,毛泽东提到了邓小平,并把邓小平和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并说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

      在场的周恩来听到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定性”。这正是他期待已久的。他当即示意陈毅的亲属,把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去。显而易见,周恩来想为邓小平的早日复出广造舆论。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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