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国老一辈的开国领导人中，周恩来与朱德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严峻考验，从相识、相交到相知，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笔者由于工作关系，在1992年邓颖超同志逝世后，曾多次进入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在至今仍按原样保存的周恩来卧室里，我们见到的只有简单的家具和床上普通的铺盖，没有什么摆设，唯一引人注意的是在周恩来卧室西侧的一张小圆桌上，端端正正摆放着一帧朱德戴着老花镜正在看文件的照片，照片前还铺着一条花毛巾，很像接待国宾时铺下的红地毯。由此可见周恩来在世时对朱德的敬仰和热爱。朱德的女儿朱敏曾动情地说过：“几十年内，周伯伯与父亲休戚与共。他们互相尊重，政治上互相鼓励，工作上相互支持，生活上互相关怀。”这是她的肺腑之言，也是对两位老革命家之间友情的高度评价。 相识：始于莱茵河畔 上个世纪20年代初，周恩来为寻求救国真理西旅欧洲，很快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8个共产主义小组之一的巴黎小组的重要成员，经常活跃于法国巴黎、英国伦敦、德国柏林和比利时布鲁塞尔等欧洲各地。 1922年11月的一天，两位陌生的年轻人轻轻地敲开了周恩来在柏林莱茵河一侧的临时寓所的门。周恩来一见到这两位风尘仆仆远道而来的客人，就立即亲切地上前和他们热烈握手，并关切地问道：“你们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吗？”其中一位激动地自我介绍说：“我叫朱德，字玉阶，四川仪陇人；这位叫孙炳文，是我的好朋友。我们是专门来找共产党的。” 周恩来一直关心着国内的时事政治，早就知道当过护国军旅长并参加过讨伐袁世凯的朱德这个名字，想不到在异国他乡见到他了，就立即把他们请到屋内让座倒茶。 经过彻夜长谈，朱德、孙炳文两人向周恩来倾诉了他们抛弃官禄和地位，决心投奔共产党却被陈独秀拒之门外的不解心情，希望周恩来能介绍他们入党，为救国救民干一番事业。周恩来仔细听着，不时问了他们一些国内形势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并不断在自己的笔记本子上做些记录。当时，朱德年已36岁，周恩来只有24岁，但这时的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已经是中国共产党旅欧组织的重要负责人。他对眼前这位年长自己12岁而又对革命执着追求的行伍军官十分尊重，认为他忠厚、诚实，是革命队伍里难得的人才；朱德也对这位才华出众、热情潇洒的青年人从心底佩服。就这样，在周恩来和当时中共旅欧组织重要负责人张申府的努力与同意下，朱德和孙炳文两人都如愿以偿，加入了他们梦寐以求的中国共产党，投身到中国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这也开启了周恩来和朱德之间50多年的深情交往。 共事：始于南昌起义 当时朱德是作为“特殊党员”入党的，周恩来要求他不暴露身份，先到苏联的莫斯科学习一段时间，然后潜回国内，并尽可能争取一些军权，以后好相机行动。 朱德按照党的指示，在莫斯科生活、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很快回国到南昌创办了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在隐蔽战线上为党培养早期军事骨干。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继蒋介石之后背叛革命，与蒋介石一起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周恩来受党中央派遣，由武汉经九江秘密前往南昌。这时，周恩来是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任南昌起义的前委书记，也就是这次起义的总指挥；朱德则是一名成熟的党员，他在自己的寓所摆下“鸿门宴”，拖住了几位敌团长，从而削弱了敌人的力量。8月1日，在周恩来、朱德等人一起精心策划、精心组织下，起义军终于以革命的武装对付反革命的武装，打响了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举起了革命的红旗，成功发动了南昌起义。周恩来和朱德也由此从隐蔽战线上的互相配合发展到公开战线上的相互合作。 八一起义的枪声震撼了蒋介石、汪精卫反革命集团的营垒，八一起义的号角也为周恩来和朱德之间谱写了亲密合作的新乐章。 相辅：始于第四次反“围剿” 1933年初，以王明、博古为首的党中央排挤了毛泽东对中央苏区军队的正确领导。这时，蒋介石正调陈诚等重兵对中央苏区实行残酷的第四次“围剿”。已代替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负领导战争的总责”的周恩来仍希望由毛泽东领导指挥反“围剿”战争，但经向中央交涉无效后，只好与朱德一起率红军主力赴前线作战。他俩审时度势，不顾中央三令五申要他们攻打南丰等敌人军事重镇的错误指示，主动在久攻不下的南丰城外撤出战斗，以少数兵力引诱敌人，将大部分兵力隐蔽集结于黄陂、草台冈一带，然后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打垮了敌人，俘虏上万人，缴枪万余支，从而取得了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既是红军以弱胜强、成功地采用运动战打败强敌的胜利，也是周恩来和朱德联合战胜党内错误领导的胜利，是他们在军事上的一次“珠联璧合”。 见证：一条毛毯 在国家博物馆内，收藏着一条打着许多补丁的毛毯。这条普通的毛毯有着非凡的经历。 1931年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在江西宁都起义后，起义军的高级将领董振堂见到红军总司令朱德尽管职务高、年龄大，却仍旧穿草鞋、睡光床，很受感动，就把自己的一条苏联产的淡粉红色的毛毯送给了朱德总司令。 这条毛毯随着朱老总在中央苏区经历了五次反“围剿”的日日夜夜，后来又随着他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万水千山，来到了陕北。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应张学良之邀要去西安处理事变的善后事宜。当时正值隆冬，天寒地冻，大雪纷飞，朱老总想到周恩来顶风冒雪地前往西安，怕冻坏了周恩来的身体，就从家中拿出这条毛毯转赠给了周恩来，好让他沿途御寒。 1937年4月25日上午，周恩来和张云逸等乘坐一辆大卡车由延安出发去西安参加国共和谈。车行至延安南边30余公里的劳山时，突然遭到一股200多名土匪有预谋的伏击。连同周恩来在内的22名同志当场牺牲了11人，另有7人受了重伤，只有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和曹鸿都4人完好。带着这条毛毯的周恩来随侍副官、延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陈友才临危不惧，在身中6弹的情况下，依然顽强地挺立在卡车上，指挥警卫人员还击敌人，掩护周恩来脱离了险境。压在陈友才身体下边的这条毛毯浸透了他的鲜血…… 中央警卫团接到险情报告后，迅速执行毛泽东的命令，赶来打走了土匪，又从烈士的忠骸下找回了这条毛毯，使它回到主人身边，继续伴随着周恩来走上那为挽救民族危亡的谈判之路。 第二次国共合作成功实现了。朱德率领八路军东渡黄河亲赴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周恩来考虑到朱老总年事已高，加上前线战争紧张，生活条件也十分艰苦，就将邓颖超一针一线缝补好的毛毯重新回赠给了朱老总。这条毛毯伴随着朱老总一直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迎来了新中国的光荣诞生！ 这条普通的毛毯寄托着周恩来和朱德两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间的无限深情，也是他们为革命、为民族、为祖国出生入死的真实见证。 诀别：在周恩来病房 “文革”后期，周恩来不幸患病。得到消息后的朱德一直牵挂在心。他想多去看望几次，又怕影响周恩来养病，这使他长时间处于两难之中。在周恩来生病的3年多时间里，朱德只到病房看过一次周恩来，谁知那竟是他们的诀别！ 据周恩来的贴身卫士高振普将军回忆： 1975年7月11日下午，总理午睡起床后，在病房内做操。这是他坚持多年的“八段锦”运动，只要身体条件允许，他是不会停止锻炼的。 总理边运动边对我说：“你打电话问一下朱老总的身体怎么样了，他现在有没有时间，前些日子他想来看看我，因为我当时身体不太好，没能请他来。今天可以了，看老总能不能来。”我答应马上去打电话。总理又嘱咐说：“现在是4点多钟，如果朱老总可以来，5点钟到这儿，大约谈上半个小时，5点半离开，6点钟他可以回到家吃饭。按时吃饭是朱老总多年来的习惯，他有糖尿病，年岁又大，不要影响他吃饭。如果今天不能来，请他去北戴河之前来一趟。”总理事情总是想得那么周到，处处为他人着想。 我把总理想见朱老总的事报告了邓大姐，她指示我直接找康克清大姐。我要通了康大姐的电话，报告了总理请朱德委员长来医院的意思。康大姐说：“请报告总理，老总的身体挺好，这几天没有安排别的事。他想去看总理，一直在等你们的电话。他是要见过总理后再去北戴河的。”我把朱老总可以来的消息报告了总理，同时传达了康大姐对总理的问候。 总理在病房里踱着步，思忖片刻说：“换上衣服，到客厅去见老总，不要让他看到我穿着病号衣服。” 5时50分，朱老总来了。周总理起身迎向朱老总，两人同时伸出了双手。朱老总用颤抖的声音关切地问：“你好吗？”总理回答：“还好，咱们坐下来谈谈吧。” 朱老总已是89岁高龄，动作有些迟缓。我们扶他坐到沙发上。总理示意关上客厅门，我们都退了出去。 客厅里，只有两位叱咤风云的伟人在交谈。 6时15分谈话结束，总理送朱老总走出客厅，两人紧紧地握手告别。总理看着朱老总坐上汽车离开后，才转身回他的病房。 谁曾想，这竟是共和国两位领袖的最后一次交谈！谁又能想到，这次相见竟是两位老战友的诀别！ 遗憾：“这怎么对得起恩来？” 1976年1月8日，比朱德小12岁的周恩来与世长辞，朱德这位指挥过千军万马的老帅，禁不住流下了他革命生涯中极少有的眼泪。 在接到向周恩来遗体告别的通知后，戎马一生的朱老总特意穿上整洁的军装，让女儿朱敏陪同他赶往北京医院。行车途中，朱老总就要摘下军帽向他的老战友致意，朱敏只好几次抬手帮他把军帽扶正。当走近周恩来的遗体时，朱老总左手托着军帽，两眼直盯着躺在鲜花丛中的周恩来，泪水情不自禁地又流淌下来。他庄重地举起右手，向周恩来的遗体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把他对周恩来的千情万意都融在这一军礼之中。 回家后，朱老总一连几天不吃不睡，完全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致使已经90高龄的他身体更加虚弱，难以支撑。1月15日当他想前去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时，两腿却软得再也没有力气站起来。他难过得直摇头叹气：“唉，去不成了，这怎么对得起恩来？”同年7月6日，朱老总也与世长辞，追随老战友周恩来而去。 周恩来和朱德这两位开国元勋虽已离开我们40余年了，但他们的革命情谊必将成为传世风范，永垂千古！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