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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轻易回答他们，却陷入了思索。知青返回城里，慢慢失去他的特殊性，和其他人群已经没有太显著的区别，知青和其他公民一样，不断面临新的挑战和危机。然而，最终我还是决定写这篇文章。我心里明白，写返城后的大多数知青，就是写注定的弱势公民。 让我们回到1978年底，中国在南线和越南进入了紧张期，而北线，为了防止老毛子对我们发动进攻，大批部队开进了北大荒，沿乌苏里江、黑龙江的许多农场都进驻了军队。年轻的军人荷枪实弹，钢盔铮铮发亮，挖起了战壕。大炮、坦克都来了。此时离珍宝岛战争已经十年了。据那时尚在农场的知青回忆，虽然十年中战备的口号天天在喊，但这次他们真正感受到大战将临的气氛，他们恐惧、紧张。一天夜里，部队进入了战壕，枪口、炮口和睁大的眼睛全都朝着北方，似乎战争一触即发。所有灯都不许开，知青们躲在屋子里，索索发抖，农场一片黑暗。 漫长、寒冷的长夜捱过去了，鲜红的太阳从凛然的白雪中升起来了。枪炮没有打响，没有人流血、死亡。部队从战壕里撤回来了，撤回了农场。不少士兵都冻坏了，军医和卫生员忙得一塌糊涂。 此刻，农场中发生了另一幕让人不可思议的景象。一个声音在口口相传，大队部在发病退表格，快去领！ 一个壮如牛犊的知青问：我也可以病退吗？得到的回答是，可以，每个知青都可以病退。 于是，知青们纷纷赶来了，他们从大田里走来了，脚上带着泥巴，从养鸡场、奶牛房来了，身上沾着鸡屎牛屎。他们从学校走来了，还没来及放下教科书。有的确实病歪歪的，更多的却是劲杠杠的。他们在笑，却笑得有些奇怪，似有终于修成正果的欣慰，又有羞羞怯怯的表情。病退？病退！他们一个个竟然都是病人了，要以病人的名义返回城里去。 大队部在发表格，就跟在马路上发传单一样。分场书记直着嗓子吼，每人一张，谁都不要抢！像是我们后来无比熟悉的商家大甩卖，又带着无奈、尴尬、悲哀的神态。书记比谁都更清楚，明天，奶牛胀鼓鼓奶头将没有人挤，明天，渴求知识的孩子将失去老师，明天…… 活泼泼的知青返城，却要以病退的名义来进行，有比这更荒唐、更显黑色幽默的事情吗？ 我一直在想，当时就找不到其他名义让知青正大光明地返城了吗？让一个健壮的知青接受病退的称号，是一种屈辱，是打在该隐额上的烙印。如果当时是迫不得已，慌不择路，那么，事后就不应该有正式的澄清吗？ 可是，我们的记忆早软埋了“病退”这件事。 我不隐蔽，我曾经也是病退的亲历者。我办过病退，但没有成功。可能是扛麻袋的原因，那几年，我后背脊椎痛得厉害，可是在X片子上，却没有明显的病灶。有人给我出主意，医生按住你，让你弯腰，你应该喊痛，喊得鬼哭狼嚎，要装出弯不下腰。可是我不会装。医生问我，痛吗？我说有点痛。医生让我弯腰，我就乖乖地把腰弯下去。还有人向我传授经验，打牛奶针，说会发烧。我打了，一点用都没有。这是在前期办病退，等到发传单的时候，什么检查都免了。 你们是因为生病了才能回城。反过来证明，上山下乡没有错，这就是病退的逻辑。近千万知青都成了病退青年，是病退的扩大化。反右都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扩大，病退怎么就不能扩大？ 知青走了！知青走了，走了…… 他们离开了，扔下许多东西。十年前，他们如潮水一般涌入农村、农场。十年后，又如潮水一样退去。大潮的周期是整整十年。他们扔掉饭盒脸盆、扔掉棉胶鞋，破袜子、破衣烂裤。有人也带走了木头、黄豆、木耳。更多的人什么都没有带，他们出来一个身子，回去还是一个身子，却苍老了十岁。 他们的心情除了厌倦、疲惫，什么都说不上来。面对生活了十年的黑土地、黄土地，他们在心中一遍一遍问自己，真的结束了吗？他们忽然发现，这好像不是自己，是另一个“我”的经历。不少人告诉我，很多年了，他们还在做一个梦，在这个梦中，他们被告知，回不来了，将永远离在那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人心就是奇怪，那时他们急于离开，要过很多年，他们心里又重新产生对这块土地的眷恋。不少当年的知青又归来了，有的还携着子女，指着山岭、原野，告诉他们，这是我们生活过的地方。 他们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知青是他们的过去时。那个可怕的梦早已不做了，他们已经没有回不了城的恐惧了。他们此行，成了衣锦还乡式的娱乐。 知青走了！走了…… 他们来的时候有多风光、热烈。走的时候就有多尴尬、荒诞！ 留下了空空的宿舍、窑洞，地下到处都是他们的痕迹。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年轻的声音，留下了可以无数次复述的故事。 老农民说，这些娃走了，走了。抹着眼里的泪水，心里十分难过。当时，以为他们来了，就永远不走了，和自己的娃一样了。 农村的青少年望着知青远去的背影，默默地在心中刻下印痕。他们在知青身上看见了另一个世界，萌起了希望，将来要走进城里去。 我曾经在七星泡农场十一场三连，指导员姓尹，他是一个退伍军人，比我们大十来岁。他每天必做一件事，默写连队里的上海、天津知青的名字，每天都默写一遍。他曾经管过百十个上海天津的知青，都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大都市的，这是多大的荣誉！ 他每天都默写一遍。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几十年过去了，他一以贯之。人老了，别的可以忘记，唯独这个不能忘记。终于，他和知青再次相聚了。说起连里的知青，他一张口，滚瓜烂熟，每个名字都不含糊。在场的人都感动不已。 不过，还是有人没有走出来。他们永远停留在那个年代。 最后一个莫希干人，最后一个乌兑格人，最后一个知青在哪里？在佳木斯的知青医院里，有专题片拍过他们，看了叫人心里不好受。这是一些没抗过那个时代、精神出了毛病的人，是一些回不到故乡去的人。他们成了知青的活化石。 千万人的代价，最不堪的部分，落到了他们头上。 知青运动的结束，即是拨乱反正的开始，新长征的开始。是迈向民主、自由、科学的开始。当时我们还年轻，谁也想不到后来还会出那么多事。 可以说，高考成了分水岭，由于山的阻隔，少数知青去了山的那边，大部分知青留在了山的这边。 考进大学的知青，成了天之骄子。那个年代，百废待兴，方方面面都急需人才，知青大学生成了香饽饽。知青中成为作家的比较多，因为成本低，只需要一支笔，一张纸，那些奇特、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成了他们取之不竭、用之不绝的创作源头。 同样多的是政治家和社会工作者。农村生涯，让不少知青学会了忍耐、有毅力。同时，使他们懂得了农民，懂得是什么是中国的老百姓。所以，一些人选择政治，是找对了行当。 做小生意的不算，知青中做大生意的不多。因为在土地上劳作，大部分知青都比较朴实、憨厚，心眼不活。 而知青中成为科学家的更少，这里的理由显而易见。后文我还要专门谈到。 以上这些都是少数。 在此，我声明，本文不在少数成功人士身上多花笔墨，而要更多地着墨于默默无闻的大多数。 大多数人在干什么呢？这里，我主要以上海为样本展开分析，其他城市应该差别不大。 那个时期。大部分回城知青处在尴尬、困难的境地。大学的门槛他们跨不进。部队不需要他们去扛枪，再说他们也过了扛枪的年龄。工厂也不需要他们，大型国企则有自己满满实实的工人队伍。一时间，他们成了多余的人，一个在社会上找不到定位的人。既然他们是以病退的名义返城的，那么，他们则必须继续扮演一个老老实实的病退者。 除了少数幸运者以外，大部分进了街道工厂和里弄生产组。他们注定在一个家庭妇女集聚的平庸无聊的地方度过自己的一生，直到自己也变成一个老妇女和老男人。 记得史铁生写过此类小说，那个窄小的和那些无聊、琐碎的话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的工作十分枯燥，折一个纸盒，穿一个纸牌，绕一个线圈，没有任何技术含量。以前，他们在广阔天地，尚有发烫的热血和狂狷的野心。现在，琐碎、渺小的工作在天天磨损着他们，而微薄的薪金只够糊口。他们的血慢慢凉下来，野心也随之消失，背慢慢驮起来，眼神变得迷离。 我看到过一些文章，批评老三届，说他们不思进取，不懂个体的意志和生命力，开口就是我们知青整体，我们老三届全体。我觉得这文章的用意是好的，然而，我更愿意为大部分知青作一点申辩。不是他们不思进取，不张扬个性力量，而是因为那个时代禁锢思想、毁灭教育的原因，老三届的大多数人没有形成个体的内力和定力，来对抗可恶的社会。 所以，他们总习惯说，我们老三届，我们知青……内心深处，他们还是信奉“团结就是力量”这个旧式的真理。对此，我们应予以充分的理解和同情。 可以说，从1966年5月16日开始，大部分中学生已经注定了他们的一生，注定了他们将远离现代科学文化，成为弱势群体的命运。从毁灭现代教育开始，他们的命运就注定了。红卫兵在毁灭文化的同时，也在毁灭自己。当然，这并不否定他们寻找生活欢乐和人生价值的努力。 那个时期，中国的发展远不如西方国家。于是，一些不甘心于生产组的知青，开始了另一种插队：洋插队（这里不包括知青大学生到西方去留学）。由于他们有了第一次插队的经验，所以，他们并不显得特别的紧张和恐惧，很快就在异国他乡扎下来了。这里，我以上海青年去日本为例。他们也打着留学的名义，但是，谁都清楚，目的只有一个，赚钱。他们很快发现，土插队和洋插队的最大区别，就是后者能赚钱，前者赚不到钱。 于是，他们发疯似的打工，一个人打两份工，三份工，四份工……上课只是点个卯，装装样。我认识不少洋插队的青年，那时，他们时时在狂热和亢奋之中，目的明确了，什么都好办。据说有一个很赚钱的工作，那就是“背死尸”。一个日本人死了，如果他住在高楼，就不能再使用电梯，必须有人把他从高楼背下来，出价都不菲。没有人会热爱背死尸，但热爱赚钱的大有人在。久而久之，背死尸成了洋插队者的一个专用术语。 亢奋的日子不会持续太久，他们开始回国了，但赚到了第一桶金。就这时候，上海的经济开始起飞了，中国的经济开始起飞了，洋插队者恰逢其时，带着第一桶金投入，买房子，买商铺，若干年后，获得惊人的收益。他们是插队的幸运者。 此时，我们不得不进入一个沉重的、颜色灰暗的话题：下岗。 在读者留言中，不时有人写道，你为什么不写下岗？这是另一次下乡，是更惨痛的下乡。 不是我不写，或者有意回避，是因为我了解不多。后来补了这一课。 我的结论是，一个既经历了下乡，又经历了下岗的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如果他没有被击垮，没有沉沦，还有所建树，取得成绩，那就是更了不起。 下岗和下乡一样，但又不一样。我们下乡时都是青年，单身一人，没有负担。苦，不过苦一个。而下岗者都是中年以上，有的近于老年，他们上有老，下有小，一根扁担挑着两个筐。他们大都在国企，是顶替父母进来的，相比生产组，有一定的心理优势。好好端着一个饭碗，突然就砸了，让回家了，能不凄惶吗？他们有过下乡的经历，心理脆弱，现在是在受过伤的地方再次受伤。而且，当时社会，已经冒出一批暴发户，面对像礼花绽放一般炫目的光亮，这些老知青心底黯淡无光。有的人自暴自弃，有的人患上忧郁症……也有人被逼到绝路上，迸发出惊人的能量。 当然，政府有政策，强令企业执行,下岗少有吃不上饭的。但是，因为没有新技术新知识，他们中的大部分被抛向了社会底层，有一个工作大都是他们担当：保安。小区保安，社区保安，公司保安，图书馆保安…… 说句公道话，虽然有政府的政策，但是大部分下岗者得到的补偿，和他们以往的贡献相比，远远不足。不少企业的领导，出于卑鄙的目的，内外勾结，使出各种手段，一心谋求私利的最大化，他们对下岗者的要求往往是敷衍了事，一推了之。这种恶劣行径，很少有人追问。 现在，一些企业对高管，对主要的技术人员都实行股权奖励制度，这是必要的。但是，我却没有见过对工人的奖励。应该说，现代化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一批有过硬技术的、踏实肯干的工人和基层人员，他们也是企业的骨干。为了激励他们，也应该实行股权奖励制。 在社会分配的天平上，我们应该从倾向少数人，逐步地改为倾向大多数人。 知青是谁，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应该自问。我们的下一代，下二代、下三代……也会提出疑问。 如何回答？ 是心里始终有伤，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吞的人。 是一群张冠李戴，没有多少知识，却被封作知识青年的人。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这一代，是和现代科学技术离得最远的一代。 是自古以来首次发生的故事，是按照某个理论大批复制的一批人。他们活着是活化石。过世了，就是博物馆里的标本。 他们是刻苦耐劳，忍耐力特别强的一批人。是一批特别喜欢聚会和回忆的人。 是一个受过伤，但远没有被伤到断了筋骨，站不起来的群体。我们很少见到右派聚会，因为右派是一个从肉体到精神上，都被摧残、杀死的人。而知青依然有心情来聚会。 某种意义上，知青代表了他所处的那段历史。它是一个庞大的无以名状的象征物。只有了解了那个丑陋的时代，才能了解知青运动（再次声明，这里不包括文革前的下乡）。反之，只有深刻地了解了知青运动，才能加深对那个时代的全面认识。 这几年，我参观了好些地方的知青纪念馆，参观前信心满满，有人为我们知青建馆，总是好事情。但是，看不一会，就产生了隐隐的不满和不安。随着参观深入产，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 这里，有当年红火的语言和廉价的歌颂，却没有清醒的反省。有表面的光明，却没有深刻的黑暗。仅是物件的陈列，没有主题的提炼。 刻在墙上的是那首传得很广的《知青之歌》，却不写作者的姓名，变成了集体创作。而原作者为了这首歌险遭杀害，却没有丝毫提及。这样的纪念有意义吗？ 现在我们知道了，当年，云南的知青做出了惊天动地的请愿举动，他们冲破重重阻碍，拦截列车，一路风餐露宿，等他们到达北京，已是衣衫褴褛，旗帜半卷，这是何等悲壮！面对上面派来调查的官员，黑压压一片人齐刷刷跪下。又让人何等不堪！是他们的行动，倒逼中央反思，重新研究，做出了终结上山下乡的决定。可是，在各地知青纪念馆，却不见一处有关于云南知青请愿的记载。这是真相吗？ 因为失去受教育的权利，又远离父母，知青们普遍苦闷、彷徨、消极，这都是人性的真实表现。如果不苦闷，不彷徨，反而是不符合人性。这些情绪，在纪念馆里有真实的反映吗？ 病退，是当年许多知青返城时顶着的名义，其实是对人格的极大不尊重。有这方面的丁点资料吗？不知道，反正我没有看见。 更有甚者，做出不耻的事情。不仅是我曾经批评过的知青晚会，还有一些网络上的言论，捡起被历史抛弃的语言，用貌似革命的声音，把知青运动的灵魂抽空，让它的面目变得模糊不清。 我们这代人正在一天一天老去，很多人热衷于锻炼、养生。想长寿，是好事情。然而，如果我们的养生，是丧失记忆为代价，我们会欣然接受吗？ 要想不遗忘，首先要有真实的记录。真实的知青史在哪里，活在我们千百万人记忆中。 只有千百万亲历者都写出自己真实的经历，客观、真实地评判这个时代，同时，又须有司马迁这样不宠不惊不阿、握历史大椽者担纲。只有这样，后来的人读到的知青史，才会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具体的而不是空泛的，既有感情又有温度的，而绝非是假大空和陈词滥调！ 一个月前，我见了一个视频。一群老年人到香港去游行，打着横幅，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拥护5·16通知。一个个步履蹒跚，荒唐可笑。说他们是倒行逆施的小丑，还有点于心不忍。 我忽然担心，这里面会不会有知青？真心希望没有，一个都没有。因为知青经历了那么多苦难和厄运，不应该盲从。但是有谁能保证？ 我真心地希望，知青不在“坏人变老”之列。 再来说前面提的问题。我们很少见到知青中的科学家，不是因为他们中间没有科学家的苗子，而是因为，在他们少年时，该打下科学基础的时候没打。无止境的大批判、阶级斗争耗费了他们宝贵的时间。这和种庄稼一个道理，错过了播种的节气，他们终于成了和科学绝缘的人。 我认识几个知青，即便读了理工科的博士，还是去做生意，或者改行做投行，做律师。因为在他们的孩提时候，科学并没有在他们心中扎根。搞研究对他们来说，是勉为其难。 教训是深刻的。所以，必须在我们的后代中培养出真正的科学兴趣。 我有个知青朋友，他是真正的科学家，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多次担任轮值主席。他告诉我，他回国到北大、清华、中科大招生，很难找到满意的学生。现代的80后、90后、00后，也少有对科学真正有兴趣的人。他们不是什么兴趣都没有，而是对出国感兴趣，对发财感兴趣，对成功感兴趣。 天天在学校，却没有养成对学习的真正兴趣。知青走的是一个极端，90后，00后走的是另一个极端。 一个社会，只有对科学技术真正感兴趣的人增多，而不是对成功感兴趣的人增多，才可能有真实的改观。 呼唤知青，是呼唤真相的全部！是呼唤正义和尊严！显然，这种呼唤不仅仅是为了一些六七十岁的老人，如果仅为了一些过气的老人，那就不是充沛和新鲜的，甚至会变得滑稽可笑。而这是为了下一代、下二代、下三代……每个知青都应该考虑，我们如何留下真实的历史，来告诉和启迪后来人：怎么去维护人的尊严，和那个时代彻底决裂？怎样使人获得自由、民主和科学；获得公平、公正；获得受教育的权利。任何时候都不要借任何理由来阻止孩子上学，中断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发展进程。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可以热烈地讨论健康，讨论养生，并身体力行。 这就是知青这个命题，今天留给我们的全部意义。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