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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春天我下乡，春天的记忆随风而来…… [文摘] …… 因此，我真的想说：在回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段历史时，千万不要忘记了那一群识字少或不识字的“社会青年”。  从北大荒回来 在那样一场几乎波及全国所有城镇青年、所有城镇家庭的“上山下乡”运动中，究竟改变或重塑了多少人的命运，是谁也说不清楚的。 1968年11月24日晚，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 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离开生活了将近七年的北大荒原劳改农场，回到了故乡苏州。在北大荒农场的时候，我是个分场机耕队的机务统计兼油料保管员。要不是处于“文革”的非常时期中，我就是要置换工人身份、改定行政级别的农场管理人员。 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让黑龙江“劳改系统”的农场，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行动起来了，所有的刑满留场就业农工及其家属、子弟，一律疏散，此时的理由是“战备需要”。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就是为大规模“上山下乡”和接收“知识青年”作准备呢！ 大家都知道：当时的中苏边界争端，已公布于报端。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沿岸的大小武装冲突，已经不断。农场对于这些农工和家属、子弟的安排：可以回原籍的，就回原籍去;回不了原籍的，就近疏散到德都县附近的农村。 我作为一个刑满留场就业农工的子弟，当然没有理由再可留下去。按照规定要求，我像征性地打了一张申请“退场”报告，场部立即就批准了。1969年1月9日，我回到苏州故乡这块土地。 “知青”与“社青” 在二弟的陪伴下，我向所在的“大石头巷居民委员会”报了到。当时所有的人都要参加政治学习的，我当然也不可能是例外。居委会的李逸文主任见了我并交谈之后，大为满意。 她对我说：“今后青年的学习，就由你来领，行么？”我说：“那就让我试试吧！”其实，当时所谓的政治学习，就是读毛主席著作，“两报一刊”的社论之类。因为我刚从北方回来，普通话还是字正腔圆的，大家也愿意听我诵读。 自从1966年5月16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以来，学校停课，在校的学生，已有三届滞留学校，就是后来称作为“老三届”的“知识青年”；“文革”三年中，工厂基本停工，也未再招收过工人，那些“社会青年”也失去了可能参加工作的机会。 解放之后，有人就把青年分为两类人。一类是在校读书，初中以上、高中以下的称作“知识青年”。自然也包括那三届虽然毕业，但并不读书的青年。另一类是没有上学、又没有工作的青年人，叫作“社会青年”。 而在当时，“社会青年”是个被社会上所有人都看不起的一个人群。有人称他们为“社皮”。而“社皮”的谐音，就是“蛇皮”。而蛇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是冷血、无情、见不得光的可怕动物。而蛇褪下的皮，那也是唯恐避之不及、令人厌恶的、比垃圾更可怕的弃物。 人们就是用这样篾视的眼光，这样厌恶的心理，这样不屑的态度，来看待、对待社会青年的。“社会青年”，他们不上学，不工作，整天游手好闲的表象，让他们的直观形象显得更差。与他们接触的时间长了、多了，我真的很清楚：他们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差劲。就是没有人愿意从内心去真正了解他们、理解他们。 “社会青年”现象的出现，除了他们的家庭情况、经济状况及本人意识外。其中有一个更重要因素，是那时的社会和当时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造成的。没有工作、就业无门，是造成“社会青年”大量涌现的直接原因。所以，社会青年的成份也是十分复杂的。 从知识层面来分，有两种人。 一种情况是：他们中间，有往届毕业或辍读而从未参加工作的初、高中生。因为家庭经济还承受得起，家长又希望他们继续复读求学深造。是“文革”打断了他们的计划，从而游荡在社会上，成为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社会青年”。 另一种情况是：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京、津、沪，沈阳、武汉、成都等大城市的“老三届”学生，家长因害怕让子女到“老少边穷”的地方去，通过各种亲友关系，把他们迁移到苏州这样的中小城市来。他们是离开了原址、原校，流落到“社会青年”队伍中来的一群人。 从社会阶层来分，也有两种人。 一种情况是：家长本来就是穷苦人出身，对文化知识的作用、认识没有感觉，认为“不识字，同样可以参加工作去挣钱”。所以没有让子女去读书，衍生、造就出来的“社会青年”。 另一种情况是：在历次政治或其他运动中，家庭遭受各式各样的变故，经济上实在没有能力让他们上学，使这些子女丧失了读书求学的机会，从而产生出来的“社会青年”。 从北大荒回来以后，在没有其他可以选择的情况下，我也加入了这样的“社会青年”队伍。这是历史对于我命运的安排，我只能认命，却没有时间抱怨。我还要为生存、生活找出路，眼下来看，也只有“上山下乡”一条路可走。 针对“社会青年”的种种情况，在以后“上山下乡”的实践情况中，他们肯吃苦耐劳的品质、坚韧不拔的性格，表现得格外突出。他们也是一群能讲情谊、有血有肉、敢于担当、能够奉献的正常青年。 因此，我真的想说：在回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段历史时，千万不要忘记了那一群识字少或不识字的“社会青年”。 他们与各届“知识青年”一起，书写了“上山下乡”运动的一段悲凉却雄壮的完整历史。直到此时，“社会青年”的称呼，才逐渐淡出了人们的思维。而“知识青年”的说法，基本成为“上山下乡”运动中，对所有青年唯一的专用名词了。 从当时整个社会情况来看，疯狂的“社情”，已经是“有工不须作，有书无需读”状态了。这个时候，无论是“知识青年”，还是“社会青年”，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社会状况是同样的。只是在“文革”中原有的隶属关系，有些不同罢了。 动员下乡时 上山下乡的动员，日紧一日。居委会对青年们的学习，基本也是以动员下乡为主要目的。对于下乡，我并不反对，甚至拥护。从北大荒回来之后，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和思想准备。 此时，我们一家赖以生存的经济方面，只有妈妈在金属丝布厂每个月二十元的工资。依靠这点工资，她是养不起一家四口的。再说，我们兄弟都长大了，已经不再是五十年代中期那一、二岁，六、七岁的孩童了。 大石头巷居委会，统计在册的社会青年有十九人。除了一名叫张仲淑的女生比我岁数稍大些，其他极个别与我同岁，剩下的都比我小。因为我待人真诚，一直是以亲和、恳切的态度与他们说话，我在他们眼里，就象位“大哥哥”。 用了没几天的功夫，我已经与他们打成一片。甚至有许多心里话，他们也愿意与我来讲。这对于我开展下乡动员，是个极有利的因素。我的处事原则：就是决不勉强，要自己愿意。用了没有几天的时间，我就把所有人的想法完全摸清了。 在我们居委会的这些青年们,有学不能上、无书可以读、没工能够做，在社会上游荡的时间太久了。在“文革”中，又耳濡目染的斗、批、打、砸等不良现象，已经严重影响到他们的思想、思考与思索能力。对于这些认识，都是我在以后“反省”的岁月中才想到的。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三年半时间里，他们从少年成长为青年。其中有相当一批人，他们的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富裕。有些人的家，甚至处于贫困线下。他们渴望工作、渴望挣钱、渴望自立的心情和愿望，此时比任何时候、任何人都要强烈！ 因此，在我们居委会，上山下乡的动员，是有着这样现实基础的。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对青年个人的动员,几乎并没有花费我很多的精力。尤其是我的态度，也决定着他们的态度。 我是坚决下乡的拥护者，他们是决定跟我一起走的志愿人。至少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抱持着这样的态度。他们的思想可以做通，并不等于他们家长的思想能够做通。 家住大石头巷的20岁女青年蒋仁安，就是一个例子。蒋仁安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她上面还有个哥哥，早年因为“支内”，去了四川。现在她要下乡，她母亲无论如何也是不答应的。 蒋妈妈在一爿“烟纸”店上班。为了做通她的思想工作，我在金昭媛、初志明这两个同样要下乡的青年陪同下，连续多日做着蒋妈妈的思想动员和说服工作。 有时候，这样的说服要持续到深夜十点多钟，直到蒋妈妈家务事做完、表示要休息时，我们才告辞离开她家。接触得多了，蒋妈妈对我们也有了基本的了解。双方由激烈的争辩，变成相互的谈心。蒋妈妈同意女儿下乡的事，才算“敲定砖脚”。 在上山下乡的运动中，对金昭媛母亲的动员，也让我颇动了一番心思。早在1964年的时候，金昭媛的姐姐就去了新疆。金昭媛是唯一陪伴在她身边的孩子。她依靠替人家帮佣，维持着两人最基本的生计。金昭媛是坚决要下乡的人，但要说服母亲，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在金昭媛的指引下，我们来到了她母亲居住的观前街承德里。对于我们的到来，金阿姨的态度是相当抵触的。知道来意后，甚至连话都不肯与我们说一声。有时还会借故溜走，让我们坐冷板凳。 去的次数多了，她也觉得不好意思了，才与我们讲起她艰难困苦的经历和母女相依为命的感情。我也是在困苦中长大的孩子，对于她的人生经历，我是能够理解并感同身受的。这样一来，我们反而有了谈话的锲合点。这样的动员工作，因而顺利了许多。 在我所有的动员工作中，失败的只有一例，那就是对张仲淑的动员。无论是她本人，还是她的家人，话说不进，水泼不进，针插不进。所以，在以后的上山下乡批准书中，两次都没有她的名字。 当时下乡的动员是很严苛的。如果“动员”你去，而你不去，单位会让你父母停工，不让上班。不上班了，意味着领不到工资。那时的劳动人民，谁家不是依靠劳动的工资维系生活的呢！ 因此，在有青年需被动员下乡的人家，除了真有后台或靠山，敢做“顶牛户”的人家，是极少数。这些情形，大家都是看在眼里，触在心中，而决不可能讲出来的。因为，这是一个“言可惹祸”的年代。 在养育巷的“耶稣堂”的动员会开过，青年们还得写申请书、决心书，表示是自己主动积极要求下乡去的。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这也是属于“三忠于”、“四无限”的政治范围。 只是，毛主席讲的“知识青年”范围,被无限扩大了。除了在校学生被纳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范围，连未曾读书的“社会青年”也纳入了需要动员的下乡范畴。在这个时候，决不会有人来甄别你这位青年是否识字、真有“知识”。 那是一个不容置疑、宁“左”勿右、“矫枉过正”的年代，这几乎是当时所有人做一切事的手段和方法。每一个人，似乎都在用这种方式在表达着自己“忠”的程度，自己“左”的革命立场，以求得自己生存的空间和时间。 1969年1月23日，关于我们上山下乡的“批准通知书”,终于发到了每一个人的手中，要我们街道青年去的农村地点是：太仓县王秀公社。我准备再一次告别苏州的家，奔赴“广阔的天地”去了。 正当大家紧锣密鼓准备出发的时候，紧跟着另一个通知也到来了。太仓王秀缓行，至于原因暂不清楚。那就等吧，反正离过年也近了。在这个时候离家，对于我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事。我已经有六年时间，没在苏州过年了。 但对于准备或批准下乡的青年来讲，那就不是小事一件了。因为这些十七八岁、甚至二十岁出头的青年们，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苏州，离开过家和家人。更别提在新年到来之前，让他们离开家、到外地的农村过年了。 缓行等待，这或许是一件好事。在这样的等待中，阴历年总算过去了。我记得：这一年春节的2月17日，是正月大年初一。在这样的一种气氛中，谁家的年都没有过好。无论家长和青年，心情都是在忐忑不安之中渡过的。 我的心情与大家是不一样的。我从母亲紧锁的眉头中，感到了她抚养“连身四口”的压力。幸亏我从北大荒时带回了一些钱，那是我在北大荒平日的攒积和退场离职金。回来将钱交给妈妈的时侯，妈妈对我说：“我替你存着。可以将来准备给你结婚、成家时用的。”但到了这个时候，还能考虑到、顾得上这些么？ 我希望能够早点决定、早点成行，到农村去。这样，可以减轻妈妈肩头的压力和负担。在我们居委会一大部份“社会青年”中，也有这样的思想和愿望。我的情况与他们的心情，实际也联系在一起了。 大家感到：现在的上山下乡，就是“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的事。既然如此，还不如痛痛快快地走。无论命运把我们抛向何方，“老天爷是饿不死瞎眼家雀”的。在社会上呆得久了，也就形成了“社会青年”自己的一种性格和思想。 进入二月初的时候，社会上流传的说法多了起来。关于苏州的知识青年的去向，有人说要去云南，有人说要去东北，还有人说要去西藏、新疆。听到这些消息的家长就着急了起来，纷纷跑来找我询问情况。 他们说：与以上地方相比，还是太仓好些，离苏州近些。想念的时候，至少还可以去看一看。真的很苦的时候，也可以让孩子回来待上一段时间。现在太仓不去了，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实在是不放心、也难以下决心的。家长的思想，出现了反复。 对于家长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我是一句也答不上来。因为我知道的情况，并不比他们更多一些。我只能表示：您家的孩子去那里，我也一定会到那里，大家只能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了。 批准去黄海 我这样的表态，其实也只是给家长们一些心理上的安慰罢了。试想：我是一个连自己命运都不能把握的人，又能够给别人些什么福、挡些什么难，有什么样的能力和资格，来讲“同享”、“同当”呢？ 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在我们居委会的这些家长，信任我的为人处事。她们遇到事情和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来与我商议。听取我的意见，共同拿些“主意”。 这样的状态大约经历了十几天吧，情况突然明朗了。听说：苏北黄海农场来接收知识青年的带队人员，已经来到了苏州，并且住进了当时相当高档、用于接待外事活动的“乐乡”饭店。 这个消息，首先是由街道“革委会”传出来的。紧接着，街道“革委会”在养育巷的“耶稣堂”二楼大厅里，又一次召开了隆重的动员大会，上山下乡的动员重新开始。 区“革委会”的领导和农场的带队人员都坐在主席台上，也出席了动员大会。街道的陈志平书记，是位解放“南下”的女干部。她用她那依然还很浓重的山东口音，向大家作了热情漾溢的动员报告。农场的带队人员，也向大家详细介绍了黄海农场的情况。 尤其让青年们感到激动的是：据说农场即将改编为“生产建设兵团”，未来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的领导。也就是在暗示说，到农场去的人，会有一个与军人相关的身份。这对于许多参不了军的人，确实是有一种莫大的诱惑。 当动员大会结束以后，人们步出会场时发现：被批准下乡的名单已经张贴在墙上了。我们“遵义路”街道被批准下乡的青年共有137人。其中：女生是63人，男生是74人，基本就是上次被批准去“太仓县王秀公社”的人员。紧接着，一份大红的喜报，也贴到了每一家的房门上。这份喜报的落款日期是：1969年3月11日。 我们大石头巷居委会被批准的人员（以姓氏笔划为序），女生有六名，她们是：方琪伟、李和娣、沈爱珍、苏青、金昭媛、蒋仁安；男生有十二名，他们是：万汝藩、卫虎根、方明华、许水根、齐颖、初志明、陆桂良、陈福根、袁守祥、袁守高、顾伟民、高苏宝。男女生共计是：十八个人。 虽然太仓不能去、只能到苏北去了，总算比云南、东北、西藏、新疆要近些、好些。至少黄海农场就在苏北的盐城，还是在本省以内。这样一来，即使有些心有抵触的家长，此时也无话可说了。 但到黄海在何时出发？依然是不太清楚，要求依然是“听候通知”。不过，凭那份明确地点、盖了章的“批准通知书”，还可以配发一些票证。例如买棉絮，回纺布，柳条箱，搪瓷杯，铝制饭盒……当时，这些都是紧张凭票才可购买的商品。这也算是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对知识青年的一份关怀、爱护和照顾吧！ 妈妈可忙碌了起来，她要同时为两个儿子整理出发的行装。我刚从东北回来，妈妈为我添置个柳条箱。二弟另置了回纺布的被褥，用包装箱为他改制了个可以盛放衣物的木箱。为我们两兄弟各做了件列宁装的蓝卡其短棉袄。因为布票不够，夹里只好用回纺布了。 正在此时，在北大荒留场就业的父亲也被遣散回到了苏州。这是自1955年9月13日后，十四年来我们全家在苏州的第一次团圆。刚刚团圆，又要分离。大概在我与二弟出发的前两天，母亲与父亲郑重商量决定后，我们到观前的国际照相馆拍下了第一张全家照。 去黄海农场的日期和交通工具已经确定。巷里大卫弄的一位柏姓伯母，特意把我请到她家里。请我吃了一顿菜肉大馄饨，算是给我送行。因为她在“卫前中学”读书的女儿，也被批准到黄海农场去了。她再三地叮咛我：等大家都到了黄海农场之后，要互相多关照，互相多照应。 这是1969年3月24日的清晨。爸妈与三弟，还有仓米巷28号里的邻居金珍姐、汪家阿姨、周家小弟和隔壁一些熟悉的邻里等，把我们一齐送到了南门轮船码头的各条船舷旁。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仅在我们家住的仓米巷28号一个门里面、有七、八户人家，去黄海农场的青年就有四个人：我和二弟齐颖、苏青与就读“苏高中”的在校老三届学生沈蕾。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