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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我是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三年级的学生，母亲叶露茜则是导演系党总支副书记兼系办公室主任。“文革”开始，一张“把披着修正主义外衣的叶露茜拉下马”的大字报，将母亲抛了出来，成为导演系第一个被打倒的对象。不久，校园的操场上立起了许多贴大字报的围栏，在全院保皇派和造反派的大字报辩论中，各系被打倒的教师多了起来。
有关我母亲大字报的内容，印象最深的是她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腐蚀学生，诸如把学生当成心肝宝贝，甜言蜜语，生病时送巧克力，用糖果点心拉拢学生等等。我想不通母亲错在哪里，还找她们系的团支部书记谈心。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孩子对运动的不理解，都会加重母亲的罪责。为避免白天在操场看大字报时遇到母亲的尴尬，就在晚上，我约了在上音读书的大弟弟未殊一起到学校抄下我妈妈的大字报。然后送回家给妈妈看，让她有思想准备，我再帮她写检查，这样断断续续持续了一段时间。 第二年，随着上戏党委被砸烂，母亲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造反派“开除出党”，成为劳改队中的一员。几乎所有师生胸前都别上了本院造反组织“革命楼”的统一红牌子，我也有一个。但造反派并没有因此放松对我的审查。这年冬天，在一次对我的审讯中，他们说我立场反动，知情不报，对抗组织，我才知道我的父亲杜宣已被军管。当我回家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时，她很镇定地对我说：“看来我也要被关起来了。”而后关照我：如果以后经济发生困难，可以去找外婆。母亲有三百元钱留在外婆那里，是给外婆上北京用的。我心情很沉重，感觉就像生离死别时的一种责任的重托。果然，不幸被母亲言中，我父亲1967年12月8日从上海市作家协会被带去江湾监狱，我母亲则在1968年2月16日被上戏造反派隔离在校。 我因为住校（大弟和小弟未谷也各自住校），所以没有遇到过一次抄家。但那时每周回家，我一走到常熟路我家的弄堂口时就提心吊胆起来：不知道家门口又贴了什么大字报，不知道家里又发生什么事，不知道抄家时母亲和弟弟妹妹是怎么面对的，又想家里的安全是最重要的……我的脚步也会随着我矛盾的心情，从慢走变为跑进家门。
父亲被关押的一个月后，作协造反派勒令我们在1月15日前，把家里的家具上缴至作协。当时我们住在荣康别墅的一栋三层楼房子里,是调查部（国家安全局的前身）分配给我父亲的，家具基本上是租用的，上面都有编号。母亲知道后，果断地从上戏劳改队中借来一辆大板车，和我一起把能搬动的柜子、书架和床都拆了送去。母亲没有和我多说什么，但从她身上我懂得了：在无法抗拒的压力面前，我们可以屈从，但不能去乞求，这是做人起码的尊严和人格。
作协造反派抄家后，就把我们全家赶到一楼居住。三楼父亲的书房也被查封。我不服气，晚上回到家里，打着电筒，轻轻爬上楼梯，掀开封条，把放在离门口较近的书籍尽量都拿了出来，包括书桌上的盆花。连续去了几次。不知道为什么钢琴也搬在那里，我顺手把钢琴的封条也撕了。这些书拿来了，就摞在角落里。我只记得《镜花缘》是那时看的。 学校里，每天早上六点，革命楼狂妄大队的高音喇叭就发出震耳欲聋的叫喊声：“造反有理！老朽滚蛋！”命令全体师生紧急集合。七点，所有劳改队的人员必须到操场上的毛泽东塑像前早请示（下午有晚汇报），我母亲自当在列。其他师生在一旁围看。造反派中会有人大叫：“叶露茜，滚出来！”母亲则立即低头站出来。我很紧张，但只能忍辱吞声。 不久，我也被造反派隔离。我思想抵触，说：“我不是牛鬼蛇神！”他们中有人立马回答：“你长大了就是牛鬼蛇神！”我没有反驳，心想毕业以后看！他们要我交代反革命串联内容，我明白之后很是震惊：父母隔离后，我去南昌路看过外婆一次。她耳朵不好，我怕大声说话被邻居听见，就用笔写在纸上，告诉她爸爸被关起来了。也没涉及母亲。结果，他们还是知道了。 后来，要我交代父母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言论，我实在想不出来。审讯者随手在她身后的桌子上，拿起两张文稿纸，大声说：“桂未明，你还不老实!你看，这就是你父母的交代！”我一时真被蒙住了，但很快就镇静下来告诉自己，那绝不可能是父母的交代。我不再说话。事后想想，逼供信，车轮大战就是这么回事，我很担心母亲会吃苦。 我总也要过关，想了很久开始写交代，内容如下： 我母亲在教我打针时，曾对我说，她第一次打针就是给江青打的。“江青的皮很厚”——这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旗手的人身攻击； “文革”开始后，听我父母说过，在我家的柚木长书柜里，有一本研究奥斯特罗夫斯基的书⑧，“里面有蓝频的剧照”——这是对旗手的最大污蔑； 1964年12月，我父亲参加亚非作家会议受到毛主席接见后回来说，刘少奇坐在毛主席身边，没有插一句话，“很有修养”。——这是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涂脂抹粉。
1937年蓝苹在《大雷雨》中饰演卡婕林娜的造型（刊于《俄罗斯大戏剧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研究》（1948年初版）
1964年12月24日，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周恩来总理同参加亚非文学交流座谈会的亚非国家的作家合影。第二排，右一人为杜宣 注释： ⑧研究奥斯特罗夫斯基的书： 即《俄罗斯大戏剧家奥斯特罗夫斯基研究》（时代书报出版社1948年10月初版） 一共就三条，都是真的。我反复思量：这几条不至于致人于死地吧。交代之后，我就想要及时地告诉母亲。我清楚地知道如果被发现就是订 立“攻守同盟”之罪；但是如果她也这么交代不就没事了吗？为了母亲，很值得冒险。于是，我注意观察，发现劳改队吃饭，是在学生们吃完之后。那时，我们的饭票是软硬纸做的，约摸有一寸宽、二寸长，中间可以撕开。我就用很薄的纸，很小的字，把内容写好，夹在蓝灰色的二两饭票的夹层中。那天，我故意很晚去吃午饭。走进食堂，看见劳改队已经在几米外排队了，母亲是第一个。食堂里吃饭的人不多。我走得很慢，买好饭后，我先把那张饭票举起，再故意留在买饭桌子上，我便离开。没有想到，母亲没有跟着上前买饭。我很着急。这时，突然有一位老师来了，她拿起那张饭票大声问：“这是谁的饭票？”只听母亲说：“我的！”她快步从后面上去，一把把饭票拿在手里。真是惊心动魄!当时，我根本不敢回头。 有了开始，就会继续。但这是万不得已的危险手段。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我刚满十三岁的弟弟老九未卓听我说了和母亲传纸条的事后，脸上现出的憨笑。后来母亲被安排来打扫我们女生宿舍的厕所。看到她的机会多了，我虽然不能叫她一声“妈妈”，也不能和她说话，但是母亲的张力和气场处处影响着我，那是一种心灵感应。 一次开全校大会，我打开夹在《毛主席语录》中母亲给我的纸条看时，被坐在隔壁的同学发现了。她一定要追问是什么，我只好跑到厕所把纸条吃了下去。她批评我说：“聪明反被聪明误。”这种善意的提醒我一直铭记在心。 1968年3月8日下午两点，上戏革命楼狂妄大队在上戏剧场举行全市性的批斗我父亲的大会。我没有资格参加。学校从后门到前门的水泥路上，全部刷满了“打倒党内叛徒特务杜宣！”“打倒走资派叶露茜！”的大字标语；走在上面，步步惊心。母亲在纸条上告诉我，那天一早她泡水时，不小心打碎一个热水瓶，成为莫逆之罪，其实她当时还不知道有这么个大会。 学校的政治空气十分紧张，我心理的压力很大。有段时间我真觉得天塌下来了，心想和母亲在一个学校，不可能有出头之日了；不过又告诫自己，我是“老大”，我的弟弟妹妹不该受到影响。尽管那时，我们全家已被抄得一无所有，楼上的住房全部被作协造反派占有。但是，我回到家里，还是保持和父母在家时一样，种点儿盆花、盆景，养猫养狗养鱼，过年时音乐学院的弟弟未殊还带同学回家搞联欢会。在天井院墙上我还用油漆画了一幅当时很时兴的、一米见方的毛泽东的头像。内心是为了对付二三楼抢占房子的造反派。他们想监视我们，一伸出头来，看到的就是毛主席。我觉得这是对弟弟妹妹的一种保护。 那阶段，我亲眼目睹跳楼自杀的、我所敬爱的舞美系老师横尸街头和听到学校其他老师自杀或被判刑的各种消息，而我从来没有担心过我的母亲，我知道她心里记挂着我们的父亲；她放不下心中的每个孩子；她舍不得自己创建和养育的这个可爱而生动的家；她走过千山万水，内心始终有一种伟大的坚守与忠诚。每次闭起眼睛，我想到的都是母亲的双眼，那里传递给我的不是悲伤和痛苦，而是淡定、韧性，对我的信赖和鼓励，当然也有丝丝的忧虑。
这年12月，我们毕业了。我拿到了自己的工资四十八元五角，这是唯一使我高兴的事；有了钱，家里的生活就会好一些。父母隔离后，母亲的工资压缩到六十元，其中她给自己留下十元，另五十元给我们七个孩子家用，那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不得不先后卖掉了家中仅有的新疆手织红色羊毛大地毯，一个三人座的红木沙发和一个取暖用的铁炉子（加起来只有一百七十五元）。坚持了几个月后，我和大弟弟商量给作协写了报告，要求增加生活费。作协就以每人每月十五元的标准，用父亲的工资补差（当时，父亲本人的生活费是二十五元。此外，作协造反派还付给运动初期就辞职回家的保姆每月十五元工资和二十五元生活费，她的儿子是海军某部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其余冻结。如果我们中有人离家，生活费就自然扣除。记得我的大妹妹未柔是1968年8月19日去的嫩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到了9月5日作协发生活费时，她的十五元就没了（她置办行装时，从母亲冻结工资中领了一百元，我的大姐二姐分别寄来二十元）。可以想见，“我有工资了”，这个重大消息要给母亲和弟弟妹妹增添多大的喜悦啊！
1968年8月18日未柔赴黑龙江建设兵团前一日，姐弟四人于长乐路家中。左起：未多，未卓，未柔，未牧 那个时候，我的一个在上海轻工专科学校的中学同学屠慕燕，知道我家情况后，不仅帮我照顾弟弟妹妹，还每个月从她的十七元五角的补贴中给我两元钱零用，直到我拿到工资。 很快就明确，戏文系六八届毕业生将去江苏吴江军垦农场劳动锻炼。 1969年1月27日下午，造反派突然通知我去与母亲见面。一年了，总算可以和母亲说句话了，但是内心再激动，表面上也要麻木无情。见面是在红楼一楼的一个教室里，有十几个人。大家都围着站。母亲进来时和我打了个照面。戴着袖套的她笔直地站在我的对面，她始终低着头，没有抬起来。我机械地说，自己是代表兄弟姐妹来看她的。过几天我就要去吴江农场劳动了，能在离校前和她见面，是党的宽大政策的体现，希望她尽快把问题交代清楚，早日回家，使我们放心。还说了她是老党员，应当理解党的政策之类的话，也不知她听清楚没有，而且我忘了告诉母亲我有工资了。接着，造反派对她进行了严肃的政策教育。母亲只点头，没有说话。见面就结束了。 第二天，收到工宣队转我的母亲的来信： 桂未明同学：（吴江农场在什么地方？是否属南京军区？） 昨天和你的会见，因为心里只在感谢工宣队和革命师生对我的宽大，使我能够接受你代表全体子女对我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政策教育；同时心里也特别感到难过，因为我至今为止还没有能够把自己过去的全部罪行回忆的起来向组织上交代清楚。实在是对不起伟大领袖毛主席！也很对不起你们！所以匆匆忙忙地忘了问你一些有关家中我很想知道的情况了： 我忘记对你说：你们下乡，垫被无论如何要带上！没有垫被棉絮，如你用的垫子也得带上才行！帐子和席子也不要忘记了带，千万不要怕麻烦！小弟和毛头批准去黑，到奉贤先去劳动时，盖的和垫的也得设法拼凑必须带上才好！ 钢琴不知能否问问作协给处理掉？这样毛头和小弟们的绵毛衫裤，球衣裤，以及棉袄裤等等衣物就能添置一些了，否则今年就是能把冬天度过，明冬还是没有得穿的。就剩两个小兄弟在家，可怎么好？ 毛头站伤了的坐骨神经还时常发痛吗？在乡下，可连同关节痛一道请“赤脚医生”打金针治好的。就是要注意不要受凉，免得风疹块老是爱发！你和她的肝肿大去查过没有？外婆和大姐、二姐姐她们可好？大姐姐的孩子你去看过吗？请离去前，并关照小弟和毛头在下乡与去黑之前，都应当去看看外婆！她实在年纪太大，身体又不好。今后叫小兄弟们有时要抽点空去看望看望她老人家! 作协给你们的生活费，除杜宣的和扣去房租以外，是否仍按照分担一半的人头计算给你们，还是怎样？阿花阿姨的工资仍旧另外给她寄去吗?我的粮卡上定量是26.5斤，是否还有半斤在家里？另外是不是还有一斤就餐券的粮，由里弄给你们？也盼告我一声！ 最近我把折断了的破棉鞋的塑料底托人送到乌鲁木齐路服务站打了个前后掌，共用去八角，搞得很好，三天就可拿。你们的布鞋底也可送去上胶底的。为支农，时间还可快些。
祝永跟毛主席闹革命，为祖国建设立新功！ 打开信件，看到母亲写的“我至今为止还没有能够把自己过去的全部罪行回忆的起来向组织上交代清楚。实在是对不起伟大领袖毛主席！也很对不起你们！”时，我会心地笑了；当读到母亲对我们的细细叮咛时，内心五味杂陈，泪水含在眼里，不知说什么好了…… 1月31日是我们出发日。临行前一天，工宣队在学校大门口贴出两张布告，一张是我的。大意是：鉴于我和父母划不清界限，转移财产，销毁罪证等等，特记大过一次。另一张是表演系一位男同学的。他出身资产阶级家庭，因划不清界限，被开除团籍。我当时还为自己没被开除团籍而自慰，回家也没告诉弟弟妹妹。撤销处分的通知好像是1983年夏天收到的，我有心保留它，但不知夹到哪本书里去了。 母亲后来告诉我，起先她很担心我受她牵连没有被分配。有天晚上，她偷偷跑出来看黑板报，在下农场的名单上看到有我；后来又和我见面了，她就放心了。 母亲是上戏教工中被隔离在校时间最长的一个人（1968.2.16—1969.5月中旬），我一直保存着这个期间仅存的她写来的十七封信件。现在才知道，造反派对她的穷凶极恶是得令于江青的一句“叶露茜不是我们的人……”！和母亲同船共渡的这段经历，我最大的收获是，体会到了：“沉默是金”。
“文革”是一场浩劫，它毁灭了文明，摧残了人性，动摇了我们治国的根基。这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难以恢复的，仅仅说教训当然远远不够。但是，“文革”造成的磨难使我们成长了，未忘却的记忆将永远沉淀在我的心里。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上海文艺界举行庆祝大会，叶露茜杜宣夫妇带头进入舞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