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源村口 由于离沪前十天刚切除了扁桃腺，身体还很虚弱，下乡后没休息就立即下田参加强体力劳动，再加上伙食又差，不久我就得了病。可我还硬撑着每天坚持出工，最终还是病倒了。连着三个月时而高烧时而又吐又泻，先后在大队卫生所、公社卫生院和县医院医治，都未能痊愈，反而越来越消瘦虚弱。有同学写信将这一情况告诉了上海的家人，最后终于 被我父母知道了。他们焦急万分，火速派我哥哥赴赣，可是大队革委会不批准我回家。知青们帮着再三恳求大队干部准假，终于让我回了上海。 在上海，先后转了四个医院，做了不知多少检查，直到两个月后才终于在长征医院确诊，是直肠里长了个瘤子，便很快动了手术。 六九年的八月初，我术后才一个星期，我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每天都在发着低烧，在家养病，没想到小组长就上门来了。她以命令的口气对我父亲说，你女儿为什么逃避劳动回上海，这么久了还赖着不走？当时父亲虽然白天在厂里干着工程师的活儿，但头上还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回到家里还要到居委会报到，接受监督。他顶着巨大的压力为我分辨说：她刚开了刀，还在发烧！ 她自己的子女通过关系当了兵，却厉声斥责父亲：你们这种人，就是娇气！ 父亲无言以对。我不想和她争辩，让父母为我受气，便决定马上离开上海回江西。不是我不留恋这个温馨的家，也不是我不清楚自己身体虚弱需要休养，而是不愿给父母增添麻烦。 其实我哥哥已经去区乡办打听到，象我这样的情况，本来就可以不用下乡，而且也可以要求退回来，因为我们刚离开上海不久，我们的档案材料实际上还来不及送往插队的农村，还在上海。我哥哥说，有不少到黑龙江的知青都已经被退了回来，因为那里是反修前线，可能要打仗，身体不好的人不能适应。象我这样的疾病，也不适宜上山下乡。 可我当时一心只想要革命的前途，根本不打算再回城，一点也不考虑我哥哥的意见。那时流行的口号：“离父母远了，离毛主席近了”，何况我的家庭又是那样的情况？所以我执意要回江西。 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是在大学毕业实习期间，由于外语成绩优异，被抽调到来中国援助抗日的美国空军地勤部队当了几个月的翻译官。父亲曾经多次告诉我，他们怎样参加抗日救国，怎样因战乱而流亡。在我从小到大的印象里，他一直是那么仁爱慈祥，那么风趣开朗。父亲从不训斥我们，也从未和母亲吵过架，他在运动中也从没有想不开。他说，我知道，自己没什么问题，我绝不会自杀，运动过后一定会搞清楚的。你们要听党的话，跟党走，争取光明的前途。出去锻炼锻炼，吃点苦，有好处。 我已准备好回赣的行装打算去买火车票，可在这节骨眼上，才四十多岁的父亲在工作岗位上突发胃出血，病情危重，住进了医院开大刀。我只能每天去医院陪父亲。他被切除了五分之四的胃。人很消瘦无法进食。 我多么想在父亲的病床前多照顾他几天啊。因为母亲一向体弱多病，患有严重的肺气肿，体重不满八十斤。哥哥已在安徽插队，妹妹又被分配到远郊；可父亲坚决地说，我可以住到厂招待所去，你们都不要再陪了。 于是我很快就踏上了返赣的归途，回到了峡江，回到了流源。 回到村里，许多老表都认不出我来了。因为我在那里待的时间本来就不长，生病后又从一百多斤减到了七十多斤，头发也掉了不少，圆脸变成了长脸，眼眶凹进去，完全变了模样。再说，走的时候病得很严重，老表们都以为我大概不行了，回不来了。有个小孩对我说，去年我们队有个上海阿拉，生病回去了，病得好厉害啊，抬到拖拉机上去的，大概再也回不来了。 她不知道，那个人其实就是我。我没对她说白，怕吓着她，也让她保留着对一个知青姐姐的眷念吧。 我没怎么休息就出工了。初春，农忙尚未开始，每天的活儿是往地里上肥。我独自一个人挑着百来斤的牛粪，在泥泞蜿蜒的田埂上，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我觉得头昏眼花，腿脚发软，不住地打颤，一不留神就跌跤，一路上跌了好几跤，浑身沾满了泥。有人说，怎么路也走不稳？就这模样，还来出工？(直到2006年，我重返第二故乡，还有老表记得，你就是那个当年走在田埂上常常摔跤的上海阿拉小姑娘。) 我爬起来，一路走，一路跌，终于把牛粪挑到了地里。 接下来，农忙开始了。每天凌晨就要起来，参加拔秧插秧。 天气还很冷，春寒料峭，山坑田里的水冰凉冰凉的，气温也很低。我们身上穿着棉袄，可裤脚却要卷起来，直到膝盖上，因为要赤脚下水田。 插秧的活很累，因为一天要十几个小时浸泡在水稻田里，弯着腰；还要比速度，稍微慢一点就会被别人甩在后头。一块地里大家排成一条线，自然谁也不愿落后，这样就常常会干到直不起腰来。还有蚂蝗也来欺负我们。江西有很多田叫做蚂蝗田。常常是在一块地里同时有数十条蚂蝗游过来，拼命地叮咬我们的腿脚，吸我们的血。由于插秧要比速度，根本顾不上拉掉蚂蝗，而且有时你越用力拉蚂蝗吸得越牢，我干脆就让它吃饱了血自己掉下去。我本来就有贫血，凝血功能差，被蚂蝗一咬，血就更止不住。在我插过秧的地方，水田里经常一片鲜红，到了晚上洗脚的时候，脚盆的水里都是鲜红鲜红的。 我们每天都要干到天黑才收工。这时候知青们几乎每人的脸和手都会肿起来。因为过度劳累又没什么营养，不象老表家家户户都做了米酒。早晚喝点米酒，既活血又有营养，就不会象我们知青这样天天腰酸背痛。每天收工回来，我累得什么也不想干，只想早点休息，于是就随便吃点酱菜白饭睡觉了。 尽管生活这样艰苦劳累，可在我的日记里，却还充满了对农村广阔天地的新鲜感和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我在《插秧曲》中这样写道： 《黎明速写》——朝霞送走满天星，映出梯田平如镜，公社社员扯秧忙，挑秧下田笑吟吟。 《插秧》——插下一簇簇嫩绿的秧苗，献上一颗颗火热的红心，用我们的巧手双双，为祖国的大地织春锦。 《新苗》——红日照耀新苗壮，碧水滋润新苗绿，排排禾苗迎风摆，株株向阳长得齐。 这样的小诗我还写了不少。我从未对艰苦的生活有任何抱怨；有烦恼，但从不消沉。 那时没有谁对我们说要注意健康，连父母都写信勉励我们要吃苦耐劳，好好经受锻炼和考验，而农村干部就更是根据“革命加拼命”的要求来号召知青们向老表看齐，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新农民。 那时候，我知道因为自己身体其实是很虚弱的，走在田埂上经常摔跤。可我没有停下来休息，我不愿被认为是娇气的人，所以拼着全身的力气，坚持着，咬牙硬撑着。尽管腹部还经常隐隐作痛，可我什么也没对人说。即使写信回家，也总是报平安。 大队干部对我第一年病重回沪治疗是记忆犹新的，所以第二年开春，他们就开会讨论了我的情况。正好那年村里要上学的小孩很多，于是决定调我到小学校去当民办教师。 从此我开始了民办教师的生涯。虽然学校也要种水稻、种菜，也要砍柴挑水，也要带学生上山劳动拣茶籽，还要搬砖盖房搞勤工俭学，但是毕竟比大田十几个小时的重体力劳动要轻松些了。后来我又得了更严重的疾病被学校送回上海，但是在流源小学的日子，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大田的知青多了许多看书学习的时间。这是乡亲们对一个没有请客送礼、没有后门关系、甚至“家庭出身不好”的普通知青的真诚照顾。让我心存感激，终生难忘。  流源小学  我和队友小华重返第二故乡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