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修贤镜头下正在眺望黄浦江的周恩来
在浦江饭店幽暗的三楼，介绍饭店悠久历史的长廊中，有一块特别的镜框，里面是1973年周恩来站在上海大厦上手指前方的照片，辅以中英文的详尽解说词，它默默地告诉世人在权威的《周恩来年谱》和《周恩来传》中均没有提及的尘封往事。 从上海的外滩北行，跨过著名的外白渡桥，是一条东西向的马路，名叫黄浦路，全长仅456米，既短又窄。从1924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周恩来在以黄浦路15号的浦江饭店为圆心不超过3000米的街区中，神出鬼没地开展中共地下工作。1973年9月17日，周恩来陪同法国客人故地重游，告诉同行者49年前自己在黄浦路上经历的绝密往事。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光临黄浦路，也是他最后一次踏上上海的土地。 1924年12月的一个晚上。上海黄浦路20号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这栋融合了巴洛克式和德国复兴时期风格和元素的原俄罗斯驻上海总领事馆的建筑，年轻却已饱经沧桑。1916年竣工，1917年开馆，随后因十月革命爆发而关闭，2个月前因苏联和中国宣布建交而得以重见天日。吴廷康，这位31岁的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在他第四次来华指导中国革命之际，在这个晚上于此约见刚刚回国的莫斯科东方大学24岁中国留学生黄平。 黄平，这位只有7个月中共党龄的年轻人，以其出色的英文水平，曾经担任1924年5月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李大钊和刘清扬，以及香港海员工会领袖林伟民的翻译。会议期间黄平陪李大钊漫步列宁格勒，陪刘清扬拜会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正是因为这份耀眼的简历，才令吴廷康百忙之间有兴趣看一眼这位年轻人。57年后，黄平在回忆录中写道，为了保密起见，他和吴廷康没有谈多少话。得知黄平从莫斯科回来中国途中没有领到路费，吴廷康马上慷慨给了他100元。 其实，和黄平一起去苏联总领事馆的还有一位26岁的年轻人，他就是1个月前出任广州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吴廷康点名要见的另外一位中共人物。就在黄平和周恩来去总领事馆的那个白天，周恩来在距离总领事馆不到2000米之外的虹口四川北路横浜桥北堍，主持了一场有关中共军事报告。陈独秀和顾顺章特别介绍黄平去列席这个会议。黄平就在这个会议上，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拿到100元经费的黄平颇为意外地发现，贵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手头钱紧”，就主动分给周恩来50元。黄平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位受惠者是20世纪中国政治舞台冉冉升起的明星。 这应该是周恩来第一次来到黄浦路。 黄浦路15号，礼查饭店（Richards Hotel，现改名浦江饭店），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的马路正对面。1927年5月上旬，该饭店311室入住了一对30多岁的年轻夫妇。1846年，一位名叫礼查（Richards）的外国人创建此饭店。这是上海开埠以来第一家西商饭店，被誉为“上海著名的里程碑建筑”。中国第一盏电灯在此点亮；中国第一部电话在这里接通；西方半有声露天电影在这里首次亮相。众多的第一造就了这一上海最豪华的西商饭店，也是中国及远东最著名的饭店之一。 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在上海向共产党举起了屠刀，无数共产党人及追随者倒在了血泊中。4月14日下午，周恩来被迫转移到上海吴淞附近徐家宅一处工人住家的小阁楼上继续工作。这里远离市区，偏僻荒凉，巷子狭小，房屋破旧，附近居住的大多数是吴淞机器厂的工人，是一处很适合的秘密据点。 不过，周恩来并没有在徐家宅长时间逗留。他和从广州赶来的邓颖超，旋即入住黄浦路上的礼查饭店311室。据周恩来1973年9月17日在上海的回忆，当时形势很紧急，根据党组织的决定，他和邓颖超住进了礼查饭店311室。就在周恩来提及这一往事的第二天,1973年9月18日，和周恩来一起来到上海的邓颖超，向上海的陪同人员详细补充了这段尘封46年的往事：“礼查饭店是一家高级饭店，当时住的都是外国人和高等华人。我们住进去后也要充阔佬，恩来穿的是西装革履，我身穿旗袍，脚上穿高跟鞋，冒充阔太太。我们在礼查饭店足足住了两个多月，不能出门，靠地下党组织派人联系。真把我们憋死了。” 1927年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9点，化妆后周恩来在一位地下交通员的陪同下，悄悄来到距离浦江饭店1000米之外的黄浦江上的公平路码头，登上了一艘西行武汉的英国轮船。周恩来躲在这个轮船的三等舱里，两天没有出来。同船有中共武装人员随行保护。据说过芜湖时最为紧张，直到到了长江江面的九江境内，周恩来才换上便装，走出舱房到甲板上透气。5月下旬，周恩来终于安抵武汉。2个月后的8月1日，震惊世界的南昌起义爆发了！ 1927年11月，南昌起义失败后，周恩来辗转从香港回到上海，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参与中共中央的工作。3年半后的1931年5月，周恩来和上海地下党，又面临了一次灭顶之灾。而周恩来深夜叫门避难的虹口北四川路永安里44号（今四川北路1953弄44号），距离黄浦路的浦江饭店，不过2500米！ 此时此刻永安里44号的主人是周恩来的堂弟周恩霔夫妇及其二岁幼子周尔鎏。先后在此同住的有周恩霔的父母亲周贻康夫妇，以及周贻康的堂弟周贻能夫妇。周贻康和周贻能是分属周氏家族中的二房和七房堂兄弟，所以周尔鎏称周贻能为七爷爷。七爷爷周贻能有个儿子，就是日后举世闻名的周恩来。 在周家这个大家族中，周恩来和堂弟周恩霔一家关系不同寻常。周恩来1924年从欧洲回国到上海从事职业革命工作后，首先就去找周恩霔，随后彼此来往密切。作为堂侄的周尔鎏80多年后说：直到好多年后，他才意识到，周恩来一早就有意在上海寻找最可信赖的亲属寓所，以备紧急时避人耳目。 深夜叫门后的周恩来夫妇，在永安里44号度过了一段少有的清闲日子。 据周尔鎏家人事后共同回忆，周恩来夫妇在这里住下后，告诉大家，因为顾顺章叛变，他们夫妇及时销毁了文件，转移了党中央的各位领导和工作人员，随后来到这里隐蔽一段时间。 周恩来夫妇在这段留宿期间，减少外出活动，开留声机给几位老人欣赏，还陪同尔鎏这个两岁多小朋友随意戏耍。周恩来有时还穿上围裙亲自下厨，烹饪淮扬菜请大家品尝。 多年后周恩来夫妇告诉周尔鎏，在他们不幸丧子之后，他是这个大家族中他们最早见到的婴儿，因此特别珍爱。周恩来夫妇看到周尔鎏在地上爬行的窘态时，开怀大笑。他们像很多父母那样，把周尔鎏从地上抱起抛在空中，随后又收在怀里。 周恩来以后多次对周尔鎏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当时的情景是“休戚相关、生死共同、内紧外松、其乐融融”。邓颖超在旁还对周尔鎏补充道：“当时在家中面对的是粗通文墨的上岁数的二妈，年轻的二弟和弟媳也缺乏生活经验，还有你这个在地上学着爬行、寸步维艰的婴儿，我们当然只能是内紧外松、处危不惊，否则造成不必要的惊慌必影响大局。” 1931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擅自外出过夜后被捕。周恩来获悉并查实向忠发叛变后迅速隐蔽，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停止联系，同时开始准备撤离上海。1931年12月初某个晚上8点，在黄平的陪同下，化妆为广东熟练工人的周恩来，来到距离黄浦路浦江饭店1000米的上海十六铺码头。在一位绰号叫“小广东”的地下交通员的掩护下，登上了一艘太古洋房或怡和洋行的轮船，悄悄离开上海。经广东和福建，周恩来于1931年12月安抵中央苏区首府瑞金。 所谓世事难料。离别5年4个月后，周恩来重返上海。1937年3月底，身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周恩来来到上海，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这短暂的4个月中，周恩来利用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四次路经上海的机会，运筹帷幄，指挥正在重建的上海地下党，广泛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动员社会各界迎接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战。 周恩来逗留上海期间，下榻的天潼路和四川北路交叉口的新亚酒店（笔者按：现改名为新亚大酒店，距离黄浦路浦江饭店1000米左右。它是上海最早由中国人自己集资、自行设计、自己兴建和管理的大型综合饭店，在东南亚一带享有盛誉）。周恩来曾经三次秘密会见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向上海地下党了解情况，沟通消息，布置任务。有一次周恩来在贵州路的中国饭店秘密约见刘晓，为了安全起见，刘晓夫人张毅亲自在饭店门口放哨。由此可见上海地下党处境的困难。 周恩来向刘晓等指出，上海地下党组织可以发展一点，但是不可以操之过急。要搞清楚党员的政治历史情况、阶级觉悟和政治品质。对负责干部要特别注意隐蔽条件。只有适合搞上海地下工作的同志才能留下，其余的可以送去延安或者新四军地区，以此保护干部。“七七”事变爆发后，周恩来见刘晓时反复叮咛，要抓住全面抗战的时机，放手发动群众，包括职工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等，都应该围绕抗战这个总任务，同时搞群众运动不能离开隐蔽原则，要注意保存和积蓄力量。要从长远打算，不能只看一时现象。 上海地下党按照周恩来的这些嘱咐，从上海的实际出发，使得上海的地下党在抗日烽火中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而最激动人心的是，就在这个新亚酒店，酝酿了新四军的诞生。 1937年7月，周恩来就在其下榻的新亚酒店，通过潘汉年的安排，秘密见面了此时寓居上海的叶挺。叶挺1924年入党，作为“八一”南昌起义前敌总指挥、广州起义军事总指挥，有着辉煌的昨天。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被迫出国脱党，就在1928年他在柏林开饭店度日时，周恩来路过此地，曾经面见叶挺，对他进行了友好的劝导和批评。1936年5月，潘汉年约见正隐居香港的叶挺，通报了中共的最新主张，要求他继续为党工作。对此叶挺非常兴奋，遇到熟人常高兴地说：“我现在好了，和那边（指中共）联系上了，再也不是孤家寡人了！”也就是这次香港的见面，为一年后的1937年7月周恩来和他的上海联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时此刻，两位9年没有见面的老战友老同志自然有着千言万语。周恩来希望叶挺出面参加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工作。在新时期如何处理这些散落南方各地的红军，是中共当时和国民党难解难分的焦点之一。周恩来示意叶挺尽快联系其保定军校的校友、国民党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以及张发奎等国民党军政高层，促进此事的尽快落实。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叶挺向正在上海逗留的陈诚提议，由他主持改编中共的南方游击队。叶挺还提议改编后的部队番号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以此发扬光大北伐时期他曾经主持的“老四军”的优良传统和威名。陈诚对此表示赞同，并向蒋介石提出建议。出于叶挺在国民党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力，以及考虑到叶挺毕竟不是共产党人，蒋介石认为这是一个合适的人选。9月28日，国民政府宣布叶挺为新四军军长，1937年10月新四军宣告成立。 1937年10月，在毛泽东于延安抗大礼堂召开的欢迎大会上，叶挺充满感情地庄严表示：“革命好比爬山，我有一段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跟了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从此中共在南方八省的游击队汇成一支新的抗日铁流，在党的领导下，和北方的八路军交相辉映，像一把锋利的钢刀，插在敌人的胸膛上。 2012年4月1日，台北“国史馆”公布原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史料59卷22382页，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组织、行动、训练、司法、电讯、人事、经理、总务、一般指示、西安事变及其他。这一举动，被台湾舆论称之为情报史上“石破天惊”的世纪解密工程。其中的《戴公遗墨——西安事变类（第2卷）》中，有一份戴笠写给蒋介石的报告，直接显示1937年“七七”事变前夜国民党特务在新亚酒店跟踪周恩来的绝密情报： 对杨、周行动已严密布置监视矣。周寓北四川路新亚酒店，该店常有日人寄寓，殊觉不妥。闻张冲同志已赴牯晋谒钧座，请示见周地点与日期，周似在沪候命也。查周到沪后外出尚少，其在外活动者系潘汉年。 国民党特务头子沈醉在1984年撰写的回忆录《抗战前军统特务在上海的罪恶活动》中的一段文字，足以印证上述档案资料: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副主席去上海，住在北四川路新亚旅馆。上海区集中大量特务去搞监控跟踪，戴笠还亲自布置指挥。虽然周每天都外出，结果始终没有发现他与中共地下工作的联络。凡是周恩来去过的戏院、商店、餐馆等处，以后经过长久的调查研究，也毫无结果，气得戴笠大骂上海区的特务是一群“饭桶”，“不中用的东西”，也无济于事。 有趣的是，1961年2月21日，周恩来、陈毅和罗瑞卿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国民党获得特赦的战犯，其中包括沈醉。见到周恩来的沈醉首先向周恩来告罪，说1937年曾在上海的新亚酒店跟踪周恩来。周恩来爽朗大笑，他风趣地告诉沈醉，他清清楚楚知道在他的酒店住房的左右和对面房间都有人在监视他，连服务人员也有特务充当。可是他每天都同在上海的同志见面、交谈、互换情报。他和他的同志在黑洞洞的电影院中和地下党同志见面交流，特务只好站在电影院大门口，他们看到出来的是周恩来，而不会看到先期已经分头离开的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周恩来还告诉沈醉，上海地下党的同志也化妆为酒店服务员暗中保护他。周恩来为了防止窃听，从来不打电话。外出时，周恩来都会设法找到上海地下党同志，帮助传递和寻找他要约见的人。周恩来还特别告诉沈醉，虽然他知道国民党特务的不少鬼把戏，不过还是不能把这些鬼把戏串联起来，有些关键问题还不十分清楚，希望沈醉把这些内幕如实写出来。对此沈醉一口答应，从此开始了他撰写国民党特务活动回忆录的工作，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军统内幕》等有关国民党特务活动的回忆录源源不断地出版，全面揭示了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各个角落。在世界特务活动史上，有如此全面系统揭发老主子的回忆录，叹为观止。24年前沈醉没有完成国民党交给的任务，24年后他却圆满完成了共产党交给的作业。 1973年9月18日，送走蓬皮杜总统的周恩来，坐着游轮来到黄浦江上。在摄影师杜修贤的镜头下，周恩来坐在椅子上，手臂支撑着椅把，远眺江面，一动不动，沉默不语。 此时此刻，不知道周恩来的脑海中，是否出现了以下几个镜头：1924年在黄浦路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第一次夜晤吴廷康的激动；1927年四五月间夫妻在黄浦路礼查饭店日夜聆听浦江涛声的煎熬；1931年12月外滩十六铺码头深夜撤离的紧张；1937年3月到7月新亚酒店和国民党特务大捉迷藏的快感…… 今天，下榻浦江饭店的细心房客，会发现311室门口一侧有一块木质牌子，上面用中英文写着：1927年周恩来和邓颖超，曾经住过礼查饭店311房间。在浦江饭店幽暗的三楼，介绍饭店悠久历史的长廊中，则有一块特别的镜框，里面是1973年周恩来站在上海大厦上手指前方的照片，辅以中英文的详尽解说词，它默默地告诉世人这个在权威的《周恩来年谱》和《周恩来传》中均没有提及的尘封往事。 从1924年到1937年，从黄浦路到黄浦路，周恩来上海开展地下工作的故事，在此定格。 （作者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