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梁家河待了七年，他年龄比我小6岁，但比我在农村待的时间长得多。而且不仅在那里入了党，还当上了大队支书。他真是不容易，也真是不简单！” 

这是中信集团原董事长、党委书记孔丹近日在接受中央党校《学习时报》采访时说出的一番话。孔丹还说，“他（习近平）在陕北七年中肯定深深体味了最苦、最难的生活，并在苦难中完成了人生的一次升华。”

孔丹之所以对习近平总书记的知青生活如此感同身受，皆因他也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他插队的地方是陕西延长，距离习总插队的延川仅58公里。

孔丹的父亲孔原是新中国成立后首任海关署长，后任中央调查部部长；母亲许明是周恩来的秘书，后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文革”爆发后，孔原被关进监狱，许明受迫害自杀，孔丹来到了陕西插队。

知青们刚到农村，对农活一知半解，不仅做不了贡献，还要麻烦当地人教他们各种技能。说起当年的劳动经历，孔丹记忆犹新：牛到了盛夏白天不肯干活，我们经常夜里一两点钟赶牛上山，到塬上去犁地。吆喝那个牛下坡，你要用陕北土语，“下（念ha）啰啰”牛才听得懂。

劳动之余，孔丹有了许多思考时间，也看了很多书。多年以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在会见中信集团总经理常振明时还说：“你们那孔丹，当年在陕北窑洞里还读黑格尔呢！”

孔丹说，那时候读书，并不是像有些革命家那样有远大理想，什么去改造社会、改造国家，没有，只是觉得读书是一种天然需要。到了晚上，几个知青往窑洞里一坐，大家把各自的书拿出来，凑着唯一一盏煤油灯就开始读。

他还听说，习近平当年在窑洞里晚上读书，也是凑在煤油灯前。

劳动的实践加上不懈的求知，使孔丹对农村、对中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80年代后，中央开始推行包产到户，当时很多人还理解不透。孔丹说，因为有四年插队生活的经历，又读过农业研究方面的书，他就觉得包产到户是大势所趋。

联系到今天实际，孔丹表示要重新研究怎么解决土地流转和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问题，这些必须基于对农村和农民的深刻认识和理解。

孔丹的经历并非个例，李克强、张德江、王岐山等政治局常委也都当过知青，当年在同一时期上山下乡。

插队时，王岐山是小组长，很有号召力，就连其他生产队与他不熟识的北京娃，都听他招呼。据当地村民回忆，其他队上若有知青不服管、出问题，公社都会找王岐山去劝。有一个姓张的知青总与人打架，公社安排王岐山负责“教育”他。延安知青尹大才说：“王岐山把他修成正果，改成好样的，后来也当了老师。”

那是一个风云际会的年代，50年代生人的高级官员多有知青经历，比如原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上将，曾在山西省山阴县白坊村当知青；山西省委原书记王儒林，曾在吉林省抚松县露水河镇清水河大队当知青；外交部长王毅、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曾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知青

上山下乡是一段复杂的历史，带给知青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总的来说，它帮助知青们了解社会，接触工农，在艰苦的环境中接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

孔丹说，知青们来到农村后，一下子面对的就是社会最底层的甚至在中国农民里头最苦的一群人。这个落差是非常大的，同时也是很难得的，因为这才是对人民真正的了解，对中国国情真正的了解。

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党面临的 “四大危险”，其中之一就是“脱离群众”：有些党员干部高高在上，不愿深入群众，背离了党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优良传统。为了消除“危险”，应当鼓励党员干部深入基层、了解民间疾苦，对国家与社会的真实情况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工作中才能有的放矢。

“这几年我一直到一些贫困地方去，我要看的就是，真正能够代表贫困的这种贫困地区，”2015年，习总在参加广西代表团审议时说，“你们各级领导也唬不了我，我就是从贫困地区出来的，那什么样子我都知道。”这番话背后，正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优良传统。

读懂了那一代知青，也就更能读懂当下我们党对扶贫攻坚的坚定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