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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的冬季，我与妹妹贤梅到安徽泾县汀溪公社大坑大队马家岭生产队插队。那一年，我二十岁，贤梅十八岁，我六六届高中毕业，贤梅六八届高中毕业。从此，翻开了我们一共七年的知青岁月篇章。 有种说法管我们叫 “六八年人”。 “六八年人”并非指所有下放农村的知识青年，而是指1968年下放的“老三届”，六六、六七、六八届高、初中毕业生，尤其是这三届高中毕业生。“六八年人”推崇读书，认为读书是很有面子的事。知青们都很在乎读书。读什么书，是什么人。人，就是他所读的书。读书是一个人的基础，要读多少好东西，最终才能成就一个人。 在当年汀溪、苏红的知识青年中，流传着一些有趣的关于书和读书的故事。现在想起这些故事，有些匪夷所思，但它们的确曾真实发生在我的青年时代，连同那些被尘封的知青岁月，一起在回忆中熠熠生辉，时至今日仍对我有莫大启发。 交友之道 战岭小周买了三十本《进化论与伦理学》，送我一本。 《进化论与伦理学》旧译《天演论》，赫胥黎著，《进化论与伦理学》翻译组译，没有具体译者，科学出版社1971年7月版，85页，定价0.17元。黄色封面，内首页引用了一段毛主席语录：“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进化论与伦理学》是一部为达尔文进化论广泛传播扫清道路的伟大著作，是一部影响深远的书。“文革”期间人文社会科学书籍已扫除得十分干净，怎么会冒出这样一本书呢？据说，毛主席问姚文元“最近看什么书”，姚文元开了个书单，其中有这本书，毛主席说“拿给我看看”。毛主席他老人家看，全国人民都看了。 一本书价是农田区一天的劳动所得，小周为什么要买那么多呢？周说，“送人。” 为什么要送人呢？周说，“我要听听他们对这本书的评价”。 为什么要听他人的评价呢？周说，“谁的见解对我有启发，我将视其为友，若对我毫无启发，下次见面，就形同路人，没有必要交往，免得浪费时间了。”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用心何其“毒”也。 这使我想起《论语》中的孔子曰，“交友，无友不如己者。”没有什么值得自己学习的朋友，不是真正的朋友。请问，这是什么交友观？ 交谈，是相互识别的一种方式，也是相互认同或否定的一种方式。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们相聚在一起，总要有一个纽带。汀溪、苏红的知青，以读书不读书，读什么书，自然地形成了各种圈子。 只剩短裤头了 爱读书的知青形成的圈子内，常交换图书阅读。交换，实行以书易书的原则。每个人拥有的书的数量是不相同的，当你已无图书和别人交换时，要以物易书，一块肥皂看三天，一双袜子看五天，都有约定俗成的规则和标准。如果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身上穿着的短裤头了，还想看别人的书，怎么办？你总不能扒我的裤头吧？让我光着屁股夹本书回去？不着急，办法总是有的，可以用精神代替物质。规则和标准是，在你借去阅读的书上，写下阅读的心得体会，一条心得体会算一天。当然，心得体会要被认可。归还图书时，一边掰着手指头算天数，一边认真阅读所写心得体会。心得体会给人的启发和满足，往往还胜于肥皂和袜子，这是一桩十分划算的买卖。 我有一本《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因辗转多人之手，已残缺不全，一张当年的旧画报，代替了封面和封底。但是，打开这本书，却仍让人兴奋不已。其中，书页上记载着密密麻麻的批语，这些心得体会，都是当年只剩下身上穿着的短裤头之外，再无他物的书友留下的，虽然稚嫩，但是都是很认真的阅读思考，记录着他们精神成长走过的脚印。 在《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中的《戴家楼》上，写着：“《戴家楼》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缩影，揭示了资本主义繁荣的根源。”这是立足于故事的开头：戴家楼是一个小镇上的妓院，光顾妓院的，都是“有体面的人，商人、市区的少壮派”。一天，妓院贴出告示，姑娘们要回乡下省亲，歇业两天。昔日充满活力的热闹小镇，死一般的寂静，连狗都只是夹着尾巴，跑来跑去。还有一条批语：“一个罪恶的人的灵魂深处，也有美好的一刹那。” 这是立足于故事的结尾：清晨，姑娘们在一个客栈等候回小镇的马车，这时，教堂的钟声响了，姑娘们神情专注地听着……可能是想到了当年神父对她们的人生祝福，未忘初心。 另一篇《人妖之母》上，有这样的批语：“人们感觉不到罪恶的悲惨，是由于犯罪并不是出自恶意，而是愚蠢。在犯罪的人与造成犯罪的社会面前，我们应当指责的是谁？一个人的幸福与痛苦，只能是社会给予他的东西。” 书之来源 知识青年阅读的书，从哪里来？管中窥豹，说说自己吧。 宣城中学是一所百年老校，图书馆藏书十分丰富。图书馆管理员李老师的经历颇富传奇色彩。首先吸引我的是他办公桌上的一幅对子：“书中取乐、笔下用功，浪迹天涯、问心无愧。”他历史知识丰富，喜欢与学生天南海北，尤其是谈书。当时有个疑问：李老师为什么不去上课？后来听说，他是个右派。后来又听说，他是解放初潜伏台湾的地下党，后来关系断了，始终无法证明他的身份。像这样的“怪人”，我在校时，宣城中学还有好几位。 “文革”初期，宣城中学图书馆被查封，门窗全用木板钉死，据说全是封资修的货色，要付之一炬。一些学生瞄准了这里。真是“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图书馆的书，每天都在减少。 “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到图书馆偷书，当然是在夜间，上半夜，还是下半夜，要看是上弦月，还是下弦月。四个人是最佳组合：选一个僻静一点的图书馆的窗口，最好没有路灯，将板车拖到窗下，一人在路口望风，一人在窗口守着板车，两人翻窗进去找书。借用电筒的光，在书架上选书，选中的，放进随身带的书包里，书包装满，将书倒在板车上，再继续选书，板车上的书，由看守板车的人整理好。发现图书馆书架间也有手电筒光在移动，一定也是来偷书的，都会小心回避，互不干扰。 板车将书拖回家，怎么分？将书堆在地上，一人拿一本，循环拿书，直至拿完。那真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场景：四双眼睛都紧盯着那一堆书，脑子不停地盘算着拿哪一本，紧张而有序，公平而合理。 关于这件事的道德判断是个复杂的问题。 鲁迅先生在《孔乙己》中，有一段孔乙己的话，说:“窃书不能算偷……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康有为一次游览西安大雁塔时，居然将唐朝玄奘法师从天竺国取来的真本佛经偷走了几册，坐火车逃至潼关才被拦截下来，或许他当时的想法和孔乙己一样，觉得窃书不能算偷。章太炎在《诸子学说略》中记载过这样的事：孔子在向老子问礼时，向老子借了许多书，但借去后就不再归还，窃为己有了。孔子通过整理从老子的图书馆中“借”来的书，编写成了属于自己说教内容的“六经”。章太炎此说后来被鲁迅引用，写出了《故事新编·出关》。章太炎此说来源于庄子，如果这个故事成立，那么，孔子就成了中国历史上首位窃书盗贼。 下有孔乙己，中有康有为，上有孔夫子，哪个读书人不窃书？不窃两本书，能算个读书人么？何况，能让面临灭顶之灾的图书转移民间，藏书于民，简直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就这样，知青们得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书的来源还有一个渠道，到造纸厂购买。很多单位将图书馆的书送造纸厂销毁。可以到那里购买，但要单位开个证明，说明“供批判用”。批判不批判，大家心里有数，只要手续齐全就行。 另外，有时你会发现，去小店买盐买糖，包装纸就可能源于某本中外名著，你可以用其他纸，将名著换来，也可以花钱买。这种书往往缺头少尾，但也很稀缺，能得到一本这样的书，也让人欣喜若狂。 总之，那个年代，该有书的地方，没书；不该有书的地方，却往往会出其不意地得到好书。 (责任编辑：日升) |
